德国《商报》认为中德法治对话很重要，通过对话可以建立信任，减少误解，作者并建议从争议小的题目入手。
（德国之声中文网）针对许多人反对中德法治对话，《商报》7月16日的专栏文章认为，”……没有对话误解就更大，没有对话就不会产生信任。批评者驳斥说，面对国家专横、大规模审查或关押异议人士，在’数字时代的公民权与国家立法’标题下开会简直是讽刺。这些批评者对此类活动要求太多。从一开始就谈谁是谁非并不明确的题目就更巧妙些，夫妻吵架时这样做是明智之举，两个具有很大文化差异和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要是必须握手言欢的话，这就更适用。将那些很少能达成一致的问题放在中心，是无济于事的。只有这样中国人才会坦率学到，西方的一些法治成就要比中国想要承认的更有普世意义。只有这样德国人才会接受，我们的法制并非轻易适合中国的。此外，这样一个大国在短短几十年内确立标准是相当艰难的，我们为此花费了几百年之久。”
作者认为，对德国法学家而言，中国人也有”值得效仿之处”，比如微博。”中国的网民去年在一个新建高铁线发生严重车祸后，迫使政府设立调查委员会。反过来政府同样利用互联网让公民参与，将立法草案放到网上，请民众评论。……
“这种形式的公民参与有很大优点，透明而且相当快。……”
作者说，”……虽然让人生气的是，北京时而将对话作为政治施压手段滥用。2007年中国政府在达赖喇嘛访德后取消了大会，然而德国人应该坦然承受。幸运的是，我们以为可以就是非问题向中国人指手画脚的时代已经过去。难道因为我们不再只是指责而且还得让人信服，与中国的交流就是浪费时间了吗？
对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恰恰相反，对话比以往更加重要，中国的法制尤其在过去10年明显改善。这个由前任德国总理施罗德发起的对话，最重要之处就是在政治套话之外建立信任关系，相信不仅只有一方是对的，相信可以揭示各自的弱点、可以在照顾各自国家的发展水平和文化特色的同时做出妥协。”
文章建议：”德中法治对话或许有其弱点，然而并不像它所显现的那样抽象，比如有个题目可以共同考虑，延利希（Nils Jennrich）案失败在何处。这位32岁的（艺术品）承运人被笼统地指控进行走私活动，不经起诉关押在人满为患的牢房已近4个月，他的心理到了极限，体重减少15公斤。
“此案在中国是个例外，但遗憾的是这种例外随时都会发生，那么不妨在慕尼黑坐下来共同探讨错在何处、如何改善程序。德中法治对话的信任关系允许谈论这个案子，而不会让中国人感到是在干涉内部事务。”
除了三自会，中国还有官方体制之外的家庭教会
“在上帝和祖国之间”
天主教上海教区助理主教马达钦在上周六接受祝圣后，公开宣布不再担任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职务，其后其被不明人士带走短暂失踪。《南德意志报》7月16日对此事件进行了报道，文章评论道：”天主教爱国会在根本上有几点不同于天主教的准绳。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不承认爱国会；而（中国）官方教会成员不许批评中共。与梵蒂冈相反，爱国会支持避孕，绝不批评中国当局实施一胎化政策的强制堕胎。中国许多官方教堂里张贴标语，从中可以读到国家教会的哲学：’爱神也爱国家’，有疑问时对祖国多爱些。官方报道说天主教在中国有570万成员，加上据估计超过6百万的地下教会，信徒数量可能达到1200万。”
摘译：林泉
责编：石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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