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京、广州等城市用靓丽的现代建筑让纽约、东京等城市相形失色，但中国城市下水道系统却时常掀开中国现代化的光鲜裙裾，暴露出内在的种种不堪。7月21日“水淹帝都”这场灾难，据报道已经有37人死亡，数百人受伤，190万人受灾。
最近20多年是中国城市飞速扩张时期。由于公共工程沦为政府官员寻租重地，地面的道路、桥梁、建筑物成为豆腐渣工程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但中国城市生态系统最脆弱之处，却是下水道系统的落后。每次暴风雨来袭，许多城市都会沦为“泽国水域”。中国当局每遇这种情况，总是喜欢用“百年一遇”、“几十年一遇”这种说法表示这是大自然的不可抗力，以此推卸责任。
中国城市下水道系统的落后，凸显了城市生态的脆弱。一个现代化的多功能的城市，其城市建设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近30个专业领域，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建设管理、环保、园林、消防、道路、地上、地下管线等等，其中下水管道的设计，与一个城市的规划者是否具有长远眼光及政治责任心极有关系。美国与欧洲各国的城市，在城市规划中，下水道系统的设计放在举足轻重的位置，极有前瞻性，设计时考虑的承载能力至少按当时规模的十倍以上。纽约、伦敦等城市至今使用的下水管道都建于一两百年以前。由于设计时具有长远眼光，考虑到城市及人口扩张，以及维修的方便，其基础非常牢固，人可以在里面直立行走还有裕余，直到今天仍在有效运转。西方各国的城市能有今天的发展，靠的就是这样的坚实基础。更重要的是，西方各国极为重视城市建设档案的收藏，许多百多年前的城市档案至今仍完好无缺，遇有改建维修，这些档案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但下水道在今天的中国城市建设中，几乎被放置在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这与中国政治文化的特征，即只注重“面子工程”有关。城市下水道不在地面，与“面子”无关，因此最容易被地方官所忽视。因了这一“中国特色”，中国北京、上海等城市的规划永远把表面光鲜放在第一位，强调街道的宽直、地标建筑的光鲜靓丽，但在城市排水系统设计上却降格以求，据说现在仍然基本沿用前苏联模式，下水管口径比西方国家小很多，遇到流量大就无法及时排水。例如广州排水管道当中有83%就是按照一年一遇的防洪排涝标准建设的。
对下水管道系统持如此敷衍态度的中国，在城市建设档案的管理上当然也非常落后。在中国各大城市当中，上海原来是各国租界所在地，租界工部局按西方惯例，保存有城市建设档案。因为有此遗泽，上海率先在1987年建立了城市建设档案馆，但中国建设部办公厅则迟至1992年才成立了“城建档案工作办公室”，此后全国100多个城市相继设立了城市建设档案馆，但管理水平参差不齐，水平较高且能够提供功能性服务的有上海、广州与深圳等城建档案馆，北京市虽然成立了城建档案馆，但连一个象话的专业网站都没有。许多地方的城建档案馆的负责人写文章谈城建档案管理的重要性时，还停留在空泛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及审美价值层面上，未能意识到这种城建档案馆的核心价值在于功能性服务。
说起来，中国近现代城市建设与管理也曾有过道地的西方元素，比如英国在鸦片战争后，根据中英《南京条约》对香港岛进行殖民统治，在它的经营管理下，有了近现代香港城市。青岛由德国占领，旅大由日本占领，两地城市建设讲究长远规划，建市之初即在道路、交通设施等方面考虑到城市规模扩大的问题；市政工程与公用设施受到重视，上、下水道齐全有效，道路系统布局合理，有煤气、电力供应，讲究绿化。上海、汉口等城市的租界，各国殖民者也刻意经营，城市规划、居住区、道路系统、市政工程与公用设施等方面均很有章法。与其母国一样，各租界的殖民者注意保存城市建设档案，因为这是城市管理中相当重要的一项基础工作，城市的扩建、维修，几乎都离不开城市建设档案。
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共建政后，中国的城市管理极为落后。当意识到需要建立城建档案时，许多资料已经缺失。有些城市如深圳市在城市档案的征集与补救工作上做得比较好。我曾采访过深圳档案馆馆长（城建档案馆是其中一个馆），据他讲述，在90年代中期以前，深圳市也没有城建资料报备制度。尤其是旧城区的地下管道系统陈旧，径流量小，每逢暴雨，以东门为中心的旧城区必成泽国，必须改建维修。但因没有地下管道的档案，为改建带来极大困难。为此，深圳城建档案馆启动城建档案征集工作，对于80-90年代前期的建筑，想办法找到原来的设计施工图，图纸如果散佚，则找到当时的设计人员追忆绘制。对于旧城区地下管道图纸的补救方法是：每逢旧城区挖开地面维修，档案馆专业人员到场画图，补充备存。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据说已经将缺失的城市档案补充到60%左右。这项工作对于消防、城市排污防涝、旧城区下水管道改建起了很大作用。
城市的生态系统虽然离政治较远，但中国城市生态系统如此脆弱，却很能体现中国政府那好大喜功、罔顾民生、官员均以公共工程渔利自肥的腐败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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