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少数改革派记者已经将其活动范围扩展到了传统新闻之外。他们将自己既视作社会运动中超然于外的观察员，同时也是投身其中的组织者，在诸多公共事件中皆有他们的身影。
发表：2012年7月15日
作者：王海燕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我们中国记者生活在一个混沌的世界。许多身在西方的你们所了解的（事实），我们却并不了解，尽管能通过访问我们能够访问的那些网站获取一些。我们搜集新闻，比如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命运——他因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某处接受调查。但我们并不能报道这个事件，不能报道西方媒体所称的领导层日渐浮现的分歧，我们甚至不能报道哪怕是薄五月份的下台（金融时报的头版报道！）
然而，自80年代邓小平拍板媒体可以部分私有化以来，中国新闻业的确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且因此能够更多响应受众的诉求。包括我在内的新一代的记者，视新闻真实性为己任，揭露腐败及其他罪行，并对社会进行独立的分析。
成功的调查报道案例有很多。被誉为里程碑式成就的，是对孙志刚死亡事件的揭露。孙是一名大学毕业生，2003年5月来到南方城市广州并被收容羁押，关进一个拘留所后被殴打致死。我还记得我在广州《南方都市报》——中国最致力于调查报道的报纸——的同事们报道此事件时的振奋，该报道最终导致了某恶法的废除。有人声称，对于通常较为谨慎的中国新闻界而言，这将成为一个转折点，并相信调查报道将会成为社会变革的强大助推器。
其他事例也比比皆是——如揭露毒牛奶、奴工、村民拆迁等等。2003年爆发SARS病毒时，媒体们设法披露政府竭力掩盖的真实死亡人数。
但是在中国，调查新闻从来没有独立过，至今仍无甚改观。事实上，它的成效始终是矛盾的。媒体的揭露经常使得官员为腐败或司法不公承担责任、受到惩处，但是与此同时，从事该调查的记者也往往遭到处理。在孙志刚事件中，（相关）官员得到了惩处，法律被废止——但是三名记者被投入了监狱。
过去两年的种种尤其令人沮丧。调查时常受阻被叫停，记者遭到解雇的也越来越多，甚至包括这个国家最出名的调查记者之一——王克勤。
许多在过去十年间满怀期待的年轻记者（对现状）感到失望，并开始试图重振行动主义者的传统。改良派记者如学者和翻译家王韬（1828-1897）、”中国新闻界最伟大的人物”梁启超（1873-1929）以及他的师傅康有为（1858-1927），他们以其职业为平台呼吁社会及政治变革。在今天，中国正经历着另一场转型：社会体制呼吁行动主义新闻的回归。
少数改革派记者已经将其活动范围扩展到了传统新闻之外。他们将自己既视作社会运动中超然于外的观察员，同时也是投身其中的组织者。在诸多公共事件中皆有他们的身影，如东南城市厦门成功抵制PX工厂事件；08-09年成功抵制所谓”绿坝“的互联网审查系统；以及2010-11年有关社会活动家钱云会之死的调查。甚至在主流媒体记者少见的最近南方村庄乌坎暴动的事件中，也有他们的身影。他们的行动跟阿拉伯之春中的年轻活跃分子和博客作者有相似之处，其人气可以与从俄罗斯的亚历克谢·纳瓦尔尼到意大利的毕普·格里罗的广大博客活动家并驾齐驱。
他们的名字时不时仍出现在正规报纸或电视上，但也出现在地下报刊、独立纪录片及其他出版物上，而最常见的，还是互联网。过去十年间，改革派记者积极推动所谓的”调查新闻”，而日趋缩紧的限制则将他们逼向了行动派，这将是政治动荡新时代的最前沿阵地之一。我们绝不撤退。
王海燕为《南方都市报》前调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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