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年7月24日（星期二）
时间：19:30-21:30
地点：香港中文大学——玻璃房
讲者：
钱永祥：台湾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钱先生从学生时代起便反抗威权，强调个体的权利和自由。他大学时就组织沙龙、读书会，参与保钓运动，还曾因私藏禁书被捕。八十年代从英国留学回台后主要从事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和动物伦理学的研究，翻译了《动物解放》，创办《思想》，同时一如既往地积极参与公共事务。
周保松：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系助理教授。由学生时代追随理想转入冷门的哲学系，加入《中大学生报》编委会，到如今成为中大政治哲学教师，他始终坚持价值批判和社会关怀的精神。政治哲学于他不仅是知性的探索，也是追求理想社会和美好人生的困勉之旅。
周保松：对每个人来讲有两个问题我们都要面对。首先是，我该怎么样活？我怎么样构想我的生活，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什么构成我们生命的基础，是我们生命重要的部分。这个生命是属于你的，不能代替的，每个人只能活一次。你不一定在乎别人过的怎么样，但你一定在乎自己过的怎么样。其次是，我们应该怎样活在一起？How should we live together?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们生活在社会里，我们的生活受到政治的方方面面的影响，因此我们必然会关注这个社会的公平正义。
我小时候有天放学回家，妈妈告诉我我们要移民去香港，我当时第一反应是：“我不去！”然后就哭了，还跑出去。那个时候对香港的印象很差，认为是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我来香港后住在深水埗的板间房（注：用“木板”隔出来的房间，大声说话时，隔壁可以听得到），那是香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我们几家人家共用一个厕所，一家人挤在不到10平米的房间，那时是从天堂跌到地狱。
我读的学校也很烂，学生是我这样的新移民，或是其他学校记大过的学生。学校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校，下层是钢铁厂，非常吵。我那时经常和同学去工厂打工，赚钱。我统计过，我们中学班里50多个同学，念到大学的只有3个，绝大部分都在社会底层工作。少时感受到压迫、异化、贫穷是什么样的状态，所以我常常和大陆铅笔社打笔仗。在没有政府管理的情况下，穷人没有自由没有尊严。对自由主义的支持，不是后来习得，是我生命里面的。
我读书成绩不错，而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一直是非常沉重的话题。我三四年级就开始拉着老师谈论生命意义，参加团契，去寺庙里面住。我的成绩很好想念什么专业都能念，因为知道读什么会决定我以后过怎样的生活，所以我很痛苦挣扎。我当时想读中文系，因为中文不错，很崇拜刘宾雁，想做香港的报告文学家。结果全家反对。我们班最好的同学都念工商管理。我挣扎了两年，很痛苦，最后才选择工商管理。进中大第一天，无线电视跟着我采访念上中大是什么心情。（因为我来香港第三年就拿了香港十大杰出学生。）
进入中大更痛苦，我进了学生报。商科不是我想念的，最后我就瞒着家里去念哲学。How should I live？要知道自己想过的生活要对自己非常了解，时常反思，自己要实现什么价值。这非常不容易。我们每天都受到其他人影响。反思需要勇气，也有幸运。我进大学后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当时身处的年代是89后、97前，很特殊。参与运动，问题会越来越多，因为你在抗争中，看到的社会问题越多，你会有你的判断，会不断反思。这影响到我最终选择政治哲学。
我想谈政治哲学的三个面向。第一是，它帮助我们理解自己。每天，我们有很多情感，用语言去描述这个世界。但为什么会用这个语言？理论的思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了解为什么要用这个概念、这个框架理解世界。第二层是，我们自我了解后，我们才能知道应该去往何方。第三是它能建立我们的信念。我们参与公共事务很容易受到挫折，你会发现自己很孤独，会被人嘲笑，你父母会给你压力，说这不是好的生活。你需要理由、价值去支持你。思考、探索和行动不对立，只有你对这些问题有思考，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才有足够信心告诉自己和别人坚持是值得的。
钱永祥：我几乎不太敢去回忆我的青春年华。我的好朋友郑鸿生写的《青春之歌——追忆一九八○年代台湾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华》里面多处提到我，他送样书给我，我都不敢看第一页。对我来说，那是火被熄灭又重燃的故事。我不愿意说过去是错的，我只愿意说去改正它。
我高中时候，找了已经停刊的《文星》杂志来看，当时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是李敖，一个是殷海光。李敖的作用在于告诉你整个台湾社会的保守，老旧的东西是不应该的。殷海光先生对我的影响正面些。他的文章里说，对于自由民主，五四以来的精神，是我们当时最需要维持的。
殷海光先生1969年去世，正是自由主义在台湾被全面遏制的时期。我对于文革的理解，隔岸观火非常少，我认为是年青人起来反抗权威，破四旧。而西方的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也是挑战原有权威，自由主义在全球被遏制了。
我积极参与了台湾保钓运动，那是非常痛苦的经历。彼时我算是重要的学生领袖，每天回到家累得半死想的是：明天要做什么？在没有思想资源的情况下，想去开拓新的社会想象，是非常难的。对环境不够理解，对向往的东西不够清楚。那种挫败的感觉，大约持续了两三年。
自由主义失败后，我投身到左翼思潮。当时在台湾不准读30年代的东西，我去英国后就开始读鲁迅、老舍，上课时专门念马克思主义。当时西方处于学运尾声，学校中蔓延着很左的气氛，我开始了解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1976年10月7日早上，我打开报纸，标题是“四人帮被捕”。原先我对中国的革命和左派有一些信心和理解，可四人帮事件对我而言是一种幻灭。
后来我翻译韦伯的书《学术作为一种志业》《政治作为一种志业》，对我又是一个启发。韦伯认为，政治权力基本上是异化的过程，建筑在信念上。现代人是不能够有幻想的一种人。权力里面盘踞着魔鬼的力量。任何人使用权力，他就是想和魔鬼打交道。学术是我们看到的世界的因果关系。韦伯认为，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干枯的客观世界。但他是一个强烈的理想主义者，他说理想主义来源于个人选择。你采取的每一个行动，不能根据善意，而要看后果是什么。这些东西对我启发很大。
我回到台湾中央研究院工作。有一天，我在街上看到一个人穿着蓝色中山装，我问他哪来的，他说是杭州的，我请他来我家做客。这是我第一次和大陆人接触，可是这很快就被打报告回台湾。这时我就面对一个选择，到底要选择政治参与还是我的学术？当时我还是选择了学术。所以台湾的民主化运动我是很间接参与的。
91年开始我不认同台湾民主化的方向，比如总统直选。自由主义者一直以来都反对权力绝对化。直选总统可以跨越国家以及政党体制，由个人量裁或透过非正式管道形成决策，从而继续过往的威权体制。我公开写文章反对，当时的报纸却拒绝刊载；2000年总统大选，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发起支持陈水扁的运动，我写了最后一篇报纸评论文章，指出李院长不应该干涉公民自己做决定做判断的权利。从那之后，我觉得我对台湾的政治参与应该告一段落，开始投身于台湾的动物保护运动。至于我为什么对动物伦理感兴趣？1990年初期台湾流浪狗问题非常严重，开车去高速公路一定有一直被压死的狗。全台湾有几百万只流浪狗。我出门都会在车上放狗粮。不能参与民主化运动，我就开始研究动物伦理。
相比大陆同龄人的大风大浪，我并没有吃过苦，然而对个人而言，小风波也有意义。到今天我还是一个有信念的人，我的信念不是来自于比较美好的理想，而是理想主义破灭的过程。但我还是坚持我的理想，我想要去补，我不想放弃。人会受很多打击，走错很多路，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如果你能像保松一样，昂扬向上乐观，有明亮的色调，那是你的幸运。如果你磕碰比较多，不要丧志。我们一定要追求，不追求，就没有尊严。
韦伯说：我们十年之后再来见面，我到时候看看你们之中还能有几位维持这种昂扬斗志。我害怕你们可能开始觉得疲倦，放弃，甚至变得庸俗。中国在大变化的前夕，很多让人不堪卒读、不能忍受的现象，未来都会有所变化，而受这些变化影响的是你们。
我曾经看过一张图片，一个女生穿着短裙球鞋走在路上，路边两排男生在看着。这张图有很多性别歧视等等的符号。经过西方学生的女权主义运动，女性的社会地位才有很大提升。当然吸毒、嬉皮等等常被称为资本主义颓废的符号，但它们对现状，对流行的文化规范的批判有重要的作用。
=====================交流讨论环节=====================
营员：如何看待学习政治哲学的人和社会脱节。
周保松：我主张理论和实践是一起的。很多人对哲学的理解是很抽象的，坐在书房里面吹牛。我希望打破这种想法。政治哲学关心的问题，如果你认真面对生命，是无法回避的。这并不是哲学系的学生才需要思考，你也要需要。
我们生活里太多悬疑主义、虚无主义和无力感，很多人觉得自己太渺小，什么都改变不了。如果这个世界是不合理的，我们就尽可能地参与，推动，改变它。不要开始就觉得自己做不到，袖手旁观。我们不知道能改变多少结果，但总是比什么都不做好。
我从上大学时，就开始读钱先生的文章，我想为大家推荐先生的《纵欲与虚无之上》这本书。说到我自己，我人生中有很多困惑和挫折，当我站在讲堂里面对有无力感和选择虚无主义的学生，我不大想去谈这个，因为我觉得我们没理由去绝望。
钱永祥：不要拿你受到的大学教育，当作是合理的事情。今天高校里面，你们受到的教育，比不上你们应得的。大陆老师与学生的关系，有种威权主义的感觉。
周保松：我今年开始答应南风窗写专栏，谈政治哲学里面最基本的概念。因为很多人都说政治哲学和现实脱节，所以我要求自己一个术语都不用。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读读，政治哲学不是在书斋里面。我想我们大家去参与不同行动的时候要多一些反思，问一些问题。问题意识很重要。
张铁志：公共青年和知识青年的关系？是不是要多积累才行动？有一句话说，关怀必先了解。行动和知识不应该分开。要等到知识很足够再去行动，是不会有那一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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