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令营

旧金山空难牵扯着每个家长的心，尤其是中国家长的心。因为这个暑期还有很多孩子即将启程去欧美参加夏令营或者游学。旧金山空难意外地令海外暑期活动蒙上了令人不安的阴影。 如果你是一个六年级以上城市孩子的家长，那么，从六年级一直到高二，学校每年寒暑假的前两个月就会向你发放假期海外学生活动邀请信，如果你不打算去国外，好吧，学校在寒暑假前一个月还会向你发放国内旅游的远足活动邀请，你还不打算参加？孩子会向你表达：我们班40个同学，有一半都去了啦；老师说我们初中必须参加至少两次的远足活动；妈妈，我用自己的压岁钱去参加英国的夏令营吧！ 海外游学活动成了城市里学生的“必修课”和“时尚活动”。据总部位于瑞士的语言教育机构英孚教育2012年6月对中国学生进行的在线 调查显示 ，18.2%的被调查者曾参加过海外游学，其中47.2%的人在16至24岁第一次参加海外游学，26.9%的人在16岁以下就参加海外游学。在只有一个孩子的中国家庭，即使家庭税后年收入只有15万元，也会咬牙拿出1/5来给孩子参加学校的“开眼界、看世界”的活动，家长们希望孩子在国外欣赏他们都没有欣赏过的异域风光，见识他们都没有见识过的高档生活和高端文化，并且能在国外的生活中迅速提高外语口语和听力水平。而有些针对高一高二的游学营，则更有针对性，主要是为孩子申请欧美大学做准备，游学营会开展有关美国SAT考试和论文的咨询，并组织参观名校。但如果认为十天半个月的海外游学就能使孩子在眼界、心智或英语实用技能方面取得显著提高，那就是幻想了——近几年来中国海外游学市场的高速发展，只能代表这个细分市场有着较大的利润空间，但随着家长和孩子的眼界越来越高，出国旅游、交流渐渐成为中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常态，这个市场面临诸多挑战，预计这次空难意外将加速其在震荡中走向规范化。 以美国为例，如果是10日行的夏令营（市场上有很多该类产品，比如美国 西部10日夏令营 、附加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英语培训的 10日夏令营 ），基本往返去掉2天，美国国内飞机和交通小计去掉2天，观光景点小计去掉2天，迪斯尼1天，购物1天，能够在美国当地学校或家庭交流的时间满打满算只有16个小时。2013年春节前的一个下午，我在旧金山旅行，到达渔人码头，满耳都是讲中文的声音，从校服和校徽可以看到三个国内中学生模样的旅行团，我问其中一位来自北京人大附中的男生，来美国都去了哪些地方，他说，迪斯尼和环球影城；什么印象最深？他说汉堡份量真足。这位男孩第二天就结束12天的美国游学从旧金山回北京了。可是，在我看来旧金山最值得去的两个博物馆——迪杨博物馆(De Young Museum)和加州科学博物馆(California Academy of Sciences)，他都没有去。再以上述以UCLA英语培训为卖点的10日夏令营为例，进行英语培训的时间满打满算，甚至算上午餐时间，也不过23个小时，同时参加者水平差参，很难想象这20多小时的集中培训能让学生的英语取得多大的长进。北京一所知名小学在去年夏天组织校乐队的同学去美国游学，活动日程也引发家长质疑，因为10天共3万多元花费的行程里，除了去旧金山进行表演，还包括去拉斯维加斯观光旅游。十来岁的小学生在没有家长监护的情况下去“赌城”，这种安排合适吗？学生家长为此向教委 投诉 ，而教委的答复是无权为旅行公司制订规则。 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游客最有钱，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表示 ，中国赴海外旅游的人数已从2000年的1000万增至2012年的8300万。该组织说，中国游客成为全球最大消费者，在人民币升值的推动下，中国游客2012年的国际旅游支出达创纪录的1020亿美元，比2011年增长40%。在其中，学生在出境游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 上海机场 边检站 数据显示 ，7月1日至7月7日，从浦东机场出境的中小学生为18400余人，高中以上的学生人数为16700余人。而 杭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表示 ，今年暑期出境人数预计达34.5万人，其中青少年出国游占到了较大比重，一个暑假大约有1万名中小学生出国游学。 除了学校会组织这类假期海外活动和国内旅游，社会上还有诸如新东方英语、英孚教育、巨人教育、清华大学校友会、市区少年民乐乐团这样的组织会给你发邀请，邀请你的孩子参加海外游学活动。海外游学团因为可提前预订机票酒店，成本较普通团低30%，但 报价却反而高出一两倍 ，因为附加了“寄宿当地家庭，体验当地文化，游学国际名校”这样的主题。比如2013年英国伦敦、牛津、剑桥10日游，旅行社给学校的报价是3.5万元人民币，但如果是自助游，参考市场价， 1.5万元人民币 也可以拿下，即使是吃住奢华一点，2.5万元足矣。 在旧金山空难事件中，有来自浙江、山西的两个中学生旅行团，共有70名中国师生。其中，两位不幸遇难的花季女孩都来自浙江江山中学，17岁的王琳佳曾是班长，16岁的叶梦圆当过学习委员，刚刚升入高一，都是学校里最优秀的学生。 据媒体报道 ，包括她们在内的江山中学的高中生们报名参加了为时两周的赴美夏令营，每人费用约3万元。 江山中学夏令营团计划访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等，并与美国学生结对开展活动，这个学校已经举办过多年美国夏令营，而且曾因费用不透明、管理不规范、安全责任不明确等问题，在去年受到过学生家长的投诉。 在中国的独生子女家庭中，孩子被看得很重，不惜一切满足孩子的一切要求成为多数家长的共识。而在中国的小康家族中，面子也很重要，别的家庭可以办到的事——比如昂贵的海外游学，为了攀比家长即使勉为其难也会咬紧牙关先满足孩子的需求。 海外夏令营、冬令营、国内旅游、远足之风在国内高、中学校里已愈演愈烈，而且在向经济条件相对薄弱的二线城市蔓延，有的旅行社甚至在对学校承诺，英美等超过3万元的旅行项目，每9个学生就可以免费配一位老师。而对于学校老师言听计从的孩子，往往是旅行社真正的“高端客户”——价高服务低。 作为家长的我们需要成为更加理性的消费者，在众多海外游学产品中挑选最适合子女、而不是看起来最奢侈的产品，选择有信誉、有资质的游学机构。如果可能，甚至可以亲自陪伴孩子们看世界。还应该告诉孩子，生命永远最重要，无论身处何地，都要有保护自己的意识。而教育和旅游管理部门也应联合行动，对这个鱼龙混杂的市场予以更严格的规范。 万云是媒体人，母亲。

日期：2012年7月27日（星期五） 时间：09:20-11:30 地点：香港中文大学–蒙民伟楼710 讲者：闾丘露薇   闾丘露薇：这次的香港台风和北京暴雨，让香港成熟的社会和政府忽然被内地发现。其实，早年珠三角城市已经向香港学习。通常，香港给我们的感觉是一个购物城市，我们一直不大愿意去看香港社会本身运行的机制。九七年的时候一场大雨旺角都会变得像湖泊一样，现在这个就没有了，因为政府花了两百多个亿，做河道疏通。为什么政府会做这些事情？因为媒体一直在骂。我们做报道的时候一定会选最严重的地方直播。香港政府花钱去疏通河道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居民投诉，投诉政府不作为。申诉专员的调查显示民众的投诉是部分成立的，政府需要承担责任，因为调查发现有些水渠阻塞是政府下面的承包商没有疏通，所以是政府的不作为。 有人说香港很小，中国很大，中国没办法学香港。但我觉得大和小都是机制的问题，重要的是政府要有监督。香港虽然没有民主，但是有申诉专员公署，可以让民众投诉政府。警察也有公共投诉科，处理市民对警方执行任务的时候滥用权力的投诉。 香港好的是如果有大的事情，会有独立调查委员会。虽然花了两百多亿，但是10年还是有一个村民被水冲走，那时就成立了独立调查委员会。 动车事故后，有人提出说大陆是不是能效法香港，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我不希望这个调查几个星期就出来了，从过去的经验来看调查是需要时间的。但在大陆，为了纾解民意，他们会很快就出一个报报告，但是我们要想这个报告到底有多少客观性。 北京大雨后，大家能够讨论，但是不能说「问责」，很多人被约谈。我做新闻到现在有点沮丧，因为很多事件背后的原因都一样，而你已经知道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不能促进原因的改变，我们只能不停地把一个个问题拿出来，但是之后怎么办呢？ 你看到事情重复发生，却没有得到解决。但你也可以想，就是因为这些事情在不断的发生，所以你要不断地去谈论，看谁更啰嗦。 台风来了之后，公车停运，地铁只提供有限度服务。有一千多人被困在罗湖，他们非常不满意，因为港铁公司只提供水，没有提供食物和接驳巴士。但港铁表示，出于安全，在有台风的时候汽车出事保险公司是不赔的；另外，因为台风，港铁也找不到食物。这次台风后，的士已经五六百一程。虽然政府说加价是不对的，但实际上规定是司机主动提加价是不行的，如果乘客来提出就合法。你可以说有漏洞，但这样的法律非常细致，让每个人知道自己的权责在哪里。如果你在打的时遇到司机主动提加价，可以去告他。 我觉得香港现在变脏了，服务的态度也变差了。你说香港人没有创造力，但至少敬业精神是有的，有些人觉得这是大陆客太多了，破坏了规矩。但我一直都不理解这个说法。我觉得为什么你不能把规矩告诉这些不懂规矩的大陆客？你在北京呆久了，你会发现老外也在随地吐痰。在香港一直觉得破坏规矩是不对的，为什么现在这个标准越来越低呢？是不是港人在纵容这些大陆游客，或者觉得让他们出丑就好了？在上海、北京、广州，我们对外地人很多时候也是用歧视性的态度去对待别人。带着歧视性的、高高在上的姿态去对待别人，是缺乏自信的表现。很多人排斥自由行，更深层次的是对政府不作为的不满。但我觉得把对政府的不满发泄到个体身上，这是不对的。 有一次我在北京坐计程车，司机骂我说，你怎么不坐巴士啊？我说我也是弱势群体啊，你要是不满油钱太贵，份子钱太高，你去提出你的建议。你这样骂我，你也不开心，我也不开心。 在香港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我每次接受内地媒体采访，他们都把这个部分剪掉。本来一个地方的入境应该是这个地方管制的，但是香港的入境权掌握在内地公安机关的手上。你在这里可以看到香港是很被动地在接受的。这在全世界都是特例。 内地人持单程证来香港，在拿到香港永久居留证前是非常痛苦的。你在内地已经没有户口了，你只有一张“身份证明书”，出国的时候别人会问，“你这是什么啊？”。有一次我去非洲一个国家，就差点没能入境。 选择很重要，比如香港的报纸，有苹果、东方，也有大公、文汇，供大家自己选择。香港存在贴标签的问题，你要么支持民主，要么反对民主，还有前些年的亲中、反中。 从当年保护天星码头开始，你会发现从这些年轻人身上你能看到香港社会进步的希望。我对台湾的老派政客也比较失望，上次我们去台湾，也有韩寒。你看到台湾这些老派的政客对年轻人没有什么关注，但民进党一些政客有倾听对年轻人的声音。 香港一些非黑即白的思维，我觉得不好。我做凤凰，有人在网上骂我们是五毛。但这些人看过多少凤凰的节目？采访香港年轻人苦行抗议高铁，结果人家一听我们是凤凰的，就拒绝采访。我在推特上跟他们说，就算你们觉得我们是敌人，你也要占领敌人的喉舌嘛。 我们在台北的同事要幸运地多，绿营从来没有拒绝过他们，而且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地让大陆了解他们的机会，他们要抓住这个机会。你做社会运动，当然希望影响力越大越好。我唯一挑剔的是媒体有没有断章取义，管它定位和标签是什么。 在香港有很多研究中国的人以人民日报和CCTV的报道来判断局势。常有人说，人民日报出了一篇偏自由化的报道，是不是上面口风变了？但其实现在编辑都有一些自主性的。 美国媒体大亨还是专心做媒体的，但在香港，很多媒体大亨都有其他生意，比如做地产，而且很多是政协委员。这些媒体有编辑自由吗？能做到编辑自由吗？还好，香港还有苹果、壹周刊，让资讯相对平衡一些。这样至少对于民众来说，还有选择。 资本对于媒体的控制隐蔽性很强，政治学倾向会影响新闻自由。但从业人员的媒体素质也会影响到新闻水准和新闻自由。比如香港的媒体人待遇很低，收入在中等以下。我95年入行时一个月工资是一万一，而前两年只在八千，这样会把优秀的人抛离在行业之外。 郭于华：在敏感词、天花板不清楚的情况下，媒体人在不断试探，看看能做什么努力。媒体人、学人、还有同学，要把自己当做独立自主的社会力量，共同努力去探索。 我们的三份劳工报道，《中青报》都有刊登。第一个报道，他们还犹豫要不要登，到第二次他们主动要求独家首发。第三个报告他们更加积极，还觉得我们的题目太学术，改成了“摸石头过河，石头摸上了，你连河也不想过了”，结果出了问题。在不清楚天花板的情况下，我们要不断探索。 闾丘露薇：不要幻想通过外力来改变自己，比如外媒。最后还是靠自己，靠我们生活的城市和社区来改变。就像我昨天看《蝙蝠侠》的感受，城市中的每一个人，谁都可以做英雄。 周濂：在墙外写作会让人思维扁平化。在墙内写作，面对复杂的现实和人性，需要更多的写作策略，更复杂脑力和挑战。公共写作要求你把阅读门槛放低，但并不意味写作的门槛放低。我们希望把自己放在现实处境下，与读者一起成长。我们可以推翻语词的秩序来改变，因为我们通过语词进入世界。 闾丘露薇：香港在民主方面可能比不过台湾，可是台湾在法制尤其是司法独立方面比不过香港。各个社会都有自己的问题，我们关心其他社会，是要从其他社会的问题上返照到自己身上，为自己和社会寻找更好的选择。

日期：2012年7月25日（星期三） 时间：13:30-15:30 地点：香港中文大学–蒙民伟工程学大楼407 讲者： 许知远 作家，《商业周刊》执行主编。不断寻找青年人、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的定位，著有《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等书，在多家媒体任专栏作家，文章中充满忧患意识和对中国现状及未来的思考。他也是单向街书店创办人之一，致力于提供智力、思想和文化生活的公共空间。 许知远：某次我去看长毛，他住在港岛10平米的房间。里面贴了切∙格瓦拉的画像。他的手机铃声是《国际歌》，每次有人打给他那首歌就会在小小的房间弥漫开来。我问他，他的政治意识怎么起来的。他说，我身边充满活在战争阴影里面的人。我的正义感从小就耳濡目染。这种微妙的个人记忆很有意思。 杜婷：你对80后社运青年怎么看？  许知远：70年代的年青人对想要的世界有清晰的想象，过于清晰当然也是一种危险。现在年青人对世界没有理解，可现在的反抗更直接，因为它侵犯到了我们自身。70年代压抑、闷锅式的氛围，总有一天会喷发出来。但现在表达渠道多了，反而抗争成了一个新命题。  营员：在精英化的社会里面，个体如何行动？  许知远：我们不是精英社会，而是特权社会。精英不是由权力财富决定的，而是对某种智力、道德、审美标准的坚持。这个意义上，中国是精英溃败的社会，需要重建这个社会。好的社会，公众会期待，加入这个群体。而中国现在人们都是向下看。  许知远：专制社会用单一逻辑去控制所有人，但人只有在多元逻辑的社会里面才能得到解放。你能做的是在你关心的每个区域，让这个逻辑最大化。商人，作家，舞蹈家，新闻记者都有自己逻辑规范，只有让自己的每个逻辑扩大起来，社会才能更好。并且在斗争中你能发现自己的意义。  许知远：我两三年前读叶圣陶的童话《稻草人》，讲的是在稻田里发生很多事情，农民自杀，稻田被虫咬，稻草人非常难过，可是他什么都不能做。这篇童话非常形象的写出了二十世界二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混乱，迷茫的状态  许知远：五四运动时期的年青人对国家有强烈的道德感和权利感。当他们把这种热情投射到现实当中去的时候，上街游行，给矿工做演讲，想改变世界，可没有任何作用，他们非常沮丧。1927年惨案，吓坏了当时的年青人，他们非常无力，要做独立的知识分子非常难。  许知远：香港一直都是有一定自由的地方，拥有它时，人们是不太能感受到失去自由的痛苦和对自由的渴望的。所以香港没有特别深的抗争动力。虽然现在好很多，但我不确定到底有多强烈。毕竟香港还是一个压力不太大的地方。  许知远：在信息爆炸、混乱的时代，比如微博，简单的口号会抓住我们的想象力，我们需要鉴别这些口号。  许知远：英国在香港的教育是殖民主义教育，技术性教育，思想上的自由被刻意删除，但香港人有日常生活的自由。我觉得，香港社会目前在正常化，一个社会的正常情感，丰富社会的感受，殖民时期是被冷冻起来的。97年之后开始解冻，本土意识，土地问题开始慢慢可以谈，虽然有些走上歪路。  杜婷：知远对本土意识的观点很有趣。从70年代开始，香港经济起飞，当时大陆文革，有许多难民逃来香港，进工厂工作。当时香港和大陆已经有经济上差别。当时难民回广东探亲需要买一些东西回去。大陆欠缺基本生活物资，糖、盐都没有。海关不许带过境。于是他们就用面包粘满糖水，说是带着路上吃的，回到家之后晒干把糖霜刮下来用。并且他们回家也会穿4条裤子，回来之后脱下来送给老家人。从陈冠中做《号外》开始，本土意识开始兴起，从70年代到今天，虽然时隐时现，但没有中断。  许知远：陈云的蝗虫论正常吗？  杜婷：我觉得很正常，但他能多大程度反映本土香港人的意识就很难说。香港的学者称这是FB民主，表面看上去很热闹很有基础，实际上有多少影响力也不一定。FB上按like很容易，但走上街头，要求城邦自治会有多少人参加，这就不知道了。  许知远：口号不能给人力量。我觉得香港政府也有受困感，他们是传话者，却不知道如何传话，因为不是选举出来的，所以他们已经不知如何和香港人沟通，可他们也没有学会北京的语言。李光耀说香港特首是最难做的职务，因为你被北京任命，但对香港人民负责。香港人也有受困感。他们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愤怒，要喊去北京吗？还是对梁振英喊？香港抗议的困境在于我们不能清楚表达自己的困境和需求，但因为功利主义的关系却急着行动。这就陷入慌乱的状态，从而不能建立自己的分析。  许知远：我刚来香港的时候觉得香港人好酷，我要叉烧饭，他们就往桌上一摆，走开。台湾人都会问说：你是中国来的吗？很热情地和你聊几句。由于高度资本主义化和消费化的生活方式，香港人与人之间都是酷酷的，少有交流。我在中环走路经常觉得很绝望，空间被切割开了，人们没有联结。香港是一个trading city，在其中，我们酷酷的交易，没有太多的交流。  杜婷：争民主的过程，民主的意义，并不仅仅是香港的意义，也是对大陆的意义。今天香港对大陆究竟意味着什么。香港和大陆的关联性是什么？下面我们围绕这个话题做探讨。  许知远：中国需要异议的声音，而香港的存在为异议提供了空间。  许知远：所有外在挑战都是对自身激活的过程。我们看到别人的斗争，这对被压抑者是鼓舞，因为你是有参照系的。所有关系都是相互借鉴，相互激发，相互讨论的过程。民主化已经成为大陆香港包括台湾共同的挑战。  

日期：2012年7月24日（星期二） 时间：19:30-21:30 地点：香港中文大学——玻璃房   讲者： 钱永祥： 台湾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钱先生从学生时代起便反抗威权，强调个体的权利和自由。他大学时就组织沙龙、读书会，参与保钓运动，还曾因私藏禁书被捕。八十年代从英国留学回台后主要从事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和动物伦理学的研究，翻译了《动物解放》，创办《思想》，同时一如既往地积极参与公共事务。 周保松：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系助理教授。由学生时代追随理想转入冷门的哲学系，加入《中大学生报》编委会，到如今成为中大政治哲学教师，他始终坚持价值批判和社会关怀的精神。政治哲学于他不仅是知性的探索，也是追求理想社会和美好人生的困勉之旅。   周保松： 对每个人来讲有两个问题我们都要面对。首先是，我该怎么样活？我怎么样构想我的生活，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什么构成我们生命的基础，是我们生命重要的部分。这个生命是属于你的，不能代替的，每个人只能活一次。你不一定在乎别人过的怎么样，但你一定在乎自己过的怎么样。其次是，我们应该怎样活在一起？How should we live together?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们生活在社会里，我们的生活受到政治的方方面面的影响，因此我们必然会关注这个社会的公平正义。 我小时候有天放学回家，妈妈告诉我我们要移民去香港，我当时第一反应是：“我不去！”然后就哭了，还跑出去。那个时候对香港的印象很差，认为是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我来香港后住在深水埗的板间房（注：用“木板”隔出来的房间，大声说话时，隔壁可以听得到），那是香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我们几家人家共用一个厕所，一家人挤在不到10平米的房间，那时是从天堂跌到地狱。 我读的学校也很烂，学生是我这样的新移民，或是其他学校记大过的学生。学校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校，下层是钢铁厂，非常吵。我那时经常和同学去工厂打工，赚钱。我统计过，我们中学班里50多个同学，念到大学的只有3个，绝大部分都在社会底层工作。少时感受到压迫、异化、贫穷是什么样的状态，所以我常常和大陆铅笔社打笔仗。在没有政府管理的情况下，穷人没有自由没有尊严。对自由主义的支持，不是后来习得，是我生命里面的。 我读书成绩不错，而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一直是非常沉重的话题。我三四年级就开始拉着老师谈论生命意义，参加团契，去寺庙里面住。我的成绩很好想念什么专业都能念，因为知道读什么会决定我以后过怎样的生活，所以我很痛苦挣扎。我当时想读中文系，因为中文不错，很崇拜刘宾雁，想做香港的报告文学家。结果全家反对。我们班最好的同学都念工商管理。我挣扎了两年，很痛苦，最后才选择工商管理。进中大第一天，无线电视跟着我采访念上中大是什么心情。（因为我来香港第三年就拿了香港十大杰出学生。） 进入中大更痛苦，我进了学生报。商科不是我想念的，最后我就瞒着家里去念哲学。How should I live？要知道自己想过的生活要对自己非常了解，时常反思，自己要实现什么价值。这非常不容易。我们每天都受到其他人影响。反思需要勇气，也有幸运。我进大学后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当时身处的年代是89后、97前，很特殊。参与运动，问题会越来越多，因为你在抗争中，看到的社会问题越多，你会有你的判断，会不断反思。这影响到我最终选择政治哲学。 我想谈政治哲学的三个面向。第一是，它帮助我们理解自己。每天，我们有很多情感，用语言去描述这个世界。但为什么会用这个语言？理论的思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了解为什么要用这个概念、这个框架理解世界。第二层是，我们自我了解后，我们才能知道应该去往何方。第三是它能建立我们的信念。我们参与公共事务很容易受到挫折，你会发现自己很孤独，会被人嘲笑，你父母会给你压力，说这不是好的生活。你需要理由、价值去支持你。思考、探索和行动不对立，只有你对这些问题有思考，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才有足够信心告诉自己和别人坚持是值得的。   钱永祥： 我几乎不太敢去回忆我的青春年华。我的好朋友郑鸿生写的《青春之歌——追忆一九八○年代台湾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华》里面多处提到我，他送样书给我，我都不敢看第一页。对我来说，那是火被熄灭又重燃的故事。我不愿意说过去是错的，我只愿意说去改正它。 我高中时候，找了已经停刊的《文星》杂志来看，当时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是李敖，一个是殷海光。李敖的作用在于告诉你整个台湾社会的保守，老旧的东西是不应该的。殷海光先生对我的影响正面些。他的文章里说，对于自由民主，五四以来的精神，是我们当时最需要维持的。 殷海光先生1969年去世，正是自由主义在台湾被全面遏制的时期。我对于文革的理解，隔岸观火非常少，我认为是年青人起来反抗权威，破四旧。而西方的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也是挑战原有权威，自由主义在全球被遏制了。 我积极参与了台湾保钓运动，那是非常痛苦的经历。彼时我算是重要的学生领袖，每天回到家累得半死想的是：明天要做什么？在没有思想资源的情况下，想去开拓新的社会想象，是非常难的。对环境不够理解，对向往的东西不够清楚。那种挫败的感觉，大约持续了两三年。 自由主义失败后，我投身到左翼思潮。当时在台湾不准读30年代的东西，我去英国后就开始读鲁迅、老舍，上课时专门念马克思主义。当时西方处于学运尾声，学校中蔓延着很左的气氛，我开始了解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1976年10月7日早上，我打开报纸，标题是“四人帮被捕”。原先我对中国的革命和左派有一些信心和理解，可四人帮事件对我而言是一种幻灭。 后来我翻译韦伯的书《学术作为一种志业》《政治作为一种志业》，对我又是一个启发。韦伯认为，政治权力基本上是异化的过程，建筑在信念上。现代人是不能够有幻想的一种人。权力里面盘踞着魔鬼的力量。任何人使用权力，他就是想和魔鬼打交道。学术是我们看到的世界的因果关系。韦伯认为，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干枯的客观世界。但他是一个强烈的理想主义者，他说理想主义来源于个人选择。你采取的每一个行动，不能根据善意，而要看后果是什么。这些东西对我启发很大。 我回到台湾中央研究院工作。有一天，我在街上看到一个人穿着蓝色中山装，我问他哪来的，他说是杭州的，我请他来我家做客。这是我第一次和大陆人接触，可是这很快就被打报告回台湾。这时我就面对一个选择，到底要选择政治参与还是我的学术？当时我还是选择了学术。所以台湾的民主化运动我是很间接参与的。 91年开始我不认同台湾民主化的方向，比如总统直选。自由主义者一直以来都反对权力绝对化。直选总统可以跨越国家以及政党体制，由个人量裁或透过非正式管道形成决策，从而继续过往的威权体制。我公开写文章反对，当时的报纸却拒绝刊载；2000年总统大选，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发起支持陈水扁的运动，我写了最后一篇报纸评论文章，指出李院长不应该干涉公民自己做决定做判断的权利。从那之后，我觉得我对台湾的政治参与应该告一段落，开始投身于台湾的动物保护运动。至于我为什么对动物伦理感兴趣？1990年初期台湾流浪狗问题非常严重，开车去高速公路一定有一直被压死的狗。全台湾有几百万只流浪狗。我出门都会在车上放狗粮。不能参与民主化运动，我就开始研究动物伦理。 相比大陆同龄人的大风大浪，我并没有吃过苦，然而对个人而言，小风波也有意义。到今天我还是一个有信念的人，我的信念不是来自于比较美好的理想，而是理想主义破灭的过程。但我还是坚持我的理想，我想要去补，我不想放弃。人会受很多打击，走错很多路，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如果你能像保松一样，昂扬向上乐观，有明亮的色调，那是你的幸运。如果你磕碰比较多，不要丧志。我们一定要追求，不追求，就没有尊严。 韦伯说：我们十年之后再来见面，我到时候看看你们之中还能有几位维持这种昂扬斗志。我害怕你们可能开始觉得疲倦，放弃，甚至变得庸俗。中国在大变化的前夕，很多让人不堪卒读、不能忍受的现象，未来都会有所变化，而受这些变化影响的是你们。 我曾经看过一张图片，一个女生穿着短裙球鞋走在路上，路边两排男生在看着。这张图有很多性别歧视等等的符号。经过西方学生的女权主义运动，女性的社会地位才有很大提升。当然吸毒、嬉皮等等常被称为资本主义颓废的符号，但它们对现状，对流行的文化规范的批判有重要的作用。   =====================交流讨论环节===================== 营员： 如何看待学习政治哲学的人和社会脱节。 周保松： 我主张理论和实践是一起的。很多人对哲学的理解是很抽象的，坐在书房里面吹牛。我希望打破这种想法。政治哲学关心的问题，如果你认真面对生命，是无法回避的。这并不是哲学系的学生才需要思考，你也要需要。 我们生活里太多悬疑主义、虚无主义和无力感，很多人觉得自己太渺小，什么都改变不了。如果这个世界是不合理的，我们就尽可能地参与，推动，改变它。不要开始就觉得自己做不到，袖手旁观。我们不知道能改变多少结果，但总是比什么都不做好。 我从上大学时，就开始读钱先生的文章，我想为大家推荐先生的《纵欲与虚无之上》这本书。说到我自己，我人生中有很多困惑和挫折，当我站在讲堂里面对有无力感和选择虚无主义的学生，我不大想去谈这个，因为我觉得我们没理由去绝望。 钱永祥： 不要拿你受到的大学教育，当作是合理的事情。今天高校里面，你们受到的教育，比不上你们应得的。大陆老师与学生的关系，有种威权主义的感觉。 周保松： 我今年开始答应南风窗写专栏，谈政治哲学里面最基本的概念。因为很多人都说政治哲学和现实脱节，所以我要求自己一个术语都不用。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读读，政治哲学不是在书斋里面。我想我们大家去参与不同行动的时候要多一些反思，问一些问题。问题意识很重要。 张铁志： 公共青年和知识青年的关系？是不是要多积累才行动？有一句话说，关怀必先了解。行动和知识不应该分开。要等到知识很足够再去行动，是不会有那一天的。

日期：2012年7月25日（星期三） 时间：20:00-22:00 地点：香港中文大学——玻璃房   讲者： 梁晓燕： 自然之友创始人，西部阳光基金会秘书长。从创办《知识分子》杂志、参与编辑影响一代知识分子的“走向未来”丛书，到创办“自然之友”、“天下溪”、“西部阳光”等民间机构，为了一个更好的社会，二十多年来梁晓燕一直在用行动坚持理想。她既是思考者，亦是践行者，从点滴做起培养中国公民社会的土壤。 闾丘露薇： 凤凰卫视新闻总监，以记者的身份见证历史，关注社会，著有《不分东西》《利比亚战地日记》等。她创办一五一十部落，致力于推广公民记者的理念，提供 独立有价值的观点，推动公民意识成长。她认为中国现阶段最重要的是培养公民意识：“如果大家能够做好自己，尽到自己的责任，就会形成推动社会的力量。” 叶荫聪： 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讲师，著有《文化保育的前世今生》等。香港独立媒体创办人，为香港形塑不受政权、财团、政党支配的公众空间，充实公民社会组织，带动公众以不同角度深化社会、政治及文化议题。   叶荫聪： 80年代，我念中学的时候在澳门，大学才来香港。澳门是一个很平静小镇一样的地方。当时，香港在谈民主改革，同时大陆在谈政治改革，中学生不懂，但觉得有事情要发生，那时我第一次去翻看报纸政治版。大环境的情况对中学生非常重要。刚来香港念大学，适逢88年呼吁直选，虽然最后失败了。当时中大整个学校贴满大字报，小纸条，我还因此第一次去了维港。参与社团是大学生活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中学没参加社团，所以大学一定要去一次。我参加了国是学会，当时是比较激进的学生社团，大部分成员一年之后就会去学生报，做社运。现在回想往事，我们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今天的政治气氛是不是和80年代不一样了，我们学生是不是还有机会参与政治生活。   梁晓燕： 自然之友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在大暑这天，6家环保组织在10个城市倡导“适度凉爽，26度空调”。连续两年后，北京市出台了一条规定，所有公共建筑空调温度不低于26度。而这项规定有没有被执行？若没有被执行政府采取措施了吗？我们去做了回访，发现大多数都不合格。再说说”限塑令“，自然之友会员组成的小组每年都会做一个限塑令实施报告，递交给政府。监督政府不要只颁布政令而不实施，行使我们的监督权和建议权。政府曾经试验垃圾分类，试验出来的垃圾分类率高到不可思议。我们怀疑这个数据，于是在那660个试验小区，守着垃圾桶，跟每个居民交谈，访问，看这个数据是否真实。 这样的项目其实成本不会很高，需要的是志愿者动员能力和信息收集整理能力。而这些动员能力、组织能力、达成具体目标的能力都是在日常生活中锻炼出来的。 政府需要更多动力和压力，我们要为弱势群体争取更多权利，争取更多公共资源。政府如何使用公共资源，百姓应有发言权。如果只有弱势群体组织起来，他们的声音是不能被听到的。把他们的声音放大，是一个社会机制的问题。最近北京又在关闭打工子弟学校，曾经有480所，现在不到100所。政令下来，很多打工子弟学校被迫关闭。而那些孩子有没有书念，是不是安置好了，这都没有人知道。 我们或许无法阻止罪恶的事情发生，但我们可以让做罪恶事情的人付出更多代价。当他要负的代价越来越大时，他需要做出的解释越来越多，他会有压力。或许就有了政策改变的可能。政府必须有承诺，有承诺我要盯着你的承诺。公共舆论也是需要组织的，共同关注，成为很大的声音，从而推动改革。我们行动的空间比过去多了，可以采用的手法也比以前多。如果你是一个真正愿意参与的人，我们不能以不能改变些什么为借口。当我们把公众参与当常态去做，慢慢地，政府部门也会把它当作常态。 在中国社会中，有一个特别重要但鲜被关注的问题，那就是反歧视。敏感度强的人应该出来，不断发出反歧视的声音。如今，女大学生在就业中的歧视，被当作了常态。受到歧视的她们，有些会哭，但不见有人站出来反对这种歧视。还好，不久前出现了女大学生反对就业歧视的第一案。中国还存在对乙肝患者的歧视。中国的乙肝患者有一亿两千万，这样一个大的群体，被无根据地歧视着。后来，在反歧视运动的推动下，国家出台了反乙肝歧视的相关法规。你会发现，公共参与方面，原来做与不做，就是不一样。   闾丘露薇： 由于天气关系，我刚刚在深圳机场被滞留四个小时，期间我就在考虑，这件公共事务我该怎么参与。通常，我们喜欢评论别人如何参与公共生活，其实更实际的是，我们要思考，自己能够参与多少，承担多少。 我很感谢愿意出现在镜头面前，把自己当作个案分享的人。我在做有关性别歧视的报道时，找不到女性员工被性别歧视或性侵犯的个案，后来只做了一个广州大学生在培训时被性侵犯的极端个案。是因为没有个案吗？并不是。有个案，但没有人愿意出来讲。 光有媒体，或者光有NGO、学者都不行，需要这些人产生合力才能在社会上产生效应，才能得到决策者的回应。最近做了计划生育的报道，时机非常好，因为之后马上有强制引产事件。这样的事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但这个事件突然之间在网络上反映非常激烈。在一次研讨会上，一位计生委的老司长说：“我所到之处，血流成河”。他说到汶川看到失去孩子的妇女时都哭了，说应该对中国的妇女说声对不起。当时我想，我一定要采访他。有这样的人愿意站出来，表达观点，才能让我们媒体做出稍微有影响力的事情。 儿童性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没有媒体在我们后面跟进，只有几个媒体和NGO在做，效果非常小。大家可能觉得没有这样的事情，有个小男孩被人用气枪在肛门里充气，我觉得这当然是性侵，但是在网上有人说我思想太肮脏，想太多。 哈尔滨打算禁大狗，我很有兴趣，连写三篇专栏，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好机会，市民可以学如何自治，政府学如何与市民沟通，养狗的人去学习怎么与不爱狗的人交流，然后形成一个协商过的规则。哈尔滨的爱狗人士，有激烈的人要到省委大楼门口，爬到电线杆上去。他们做事有理有据，说只是宣传文明养狗。等他们到了省委就发现，上访的人也来了，一下子就好像很政治化。作为组织者要有应变的能力，决定要把活动控制在哪个程度。哈尔滨政府对这几位爱狗人士的行为没有反应。我告诉他们要用微博、网络，要让更多人知道，就他们这几个人不行。他们还要保持从容的姿态，不要被做成了事情的满足感腐蚀。 内地和香港一样，想争取大众媒体的关注很难，因为媒体的敏感度未必和普通人契合，媒体觉得重要的事情你可能觉得没什么可以关心的。你如果为了争取媒体的关注，用极端和戏剧化的炒作方式，如肢体冲突，需要留心到底能不能持续，或者导致大家的关注点偏离。背后的东西可能没有作为引子的事件那么有趣，但是不能被这些事件牵着鼻子走。   叶荫聪： 这几年很多香港人有很大的危机感，这当然有一些客观条件，但我觉得也有主观认识。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产生一个有行动力的认识，我们有一些分析会让自己没有行动能力。我以前把一些同学叫做armchair Marxist，不仅自己什么都不做，而且说的东西让别人也什么也不想做，大家等待革命爆发就好了。更坏的情况是变成虚无主义，虚无主义不一定虚无，也可能支持一些可怕的政治人物和政治理念。当人对世界非常悲观的时候，他们可能跳到另一个极端，他们可能突然没有理由地支持一个政权，比如德国人对法西斯的支持。 我觉得参与一些团体是很重要的。刚才梁老师讲到SoCO，其实我对它印象不是很好，但第一次带我去“笼屋”的就是SoCO，我那时作为一个大学生是不会自己做这样的事情的。虽然我不一定对SoCO有好印象，但我认为这个探访笼屋的经历是非常重要的。香港民间团体有一个缺点，它们从殖民地时代过来，财政多来源于西方国家，经营的独立性因此缺失。我认识到这个缺点，后来我们做独立媒体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尽量不接受国外基金。现在，独立媒体60-70%左右的资金来自于本地社会，个人的捐款。就像独立媒体的资金多来源于本土社会，我觉得我们的生存条件应该与社会绑在一块，而不应该找政府、大商人或者某个外部的来源。现在中国有很多NGO，有好的有不好的，但至少数量比以前要多。现在志愿者也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概念。虽然有一些政府也用志愿者这个概念去招募年轻人，这个不太好。   叶荫聪： 国内现在有个说法叫“自媒体”，我认为它是有很大发展空间的。过去发表东西很难，但现在你可以自己生产内容，做媒体。过去有一段时间在中国“公民记者”这个概念很流行，现在没那么流行了。 闾丘露薇： 现在只是不用这个词了，其实更活跃。 叶荫聪： 访问艾晓明（注：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曾拍摄《我们的娃娃》《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纪录片）时我问，谁是她纪录片的观众。她说，观众通常是他拍的纪录片里面的人，以及与事件有关的人。这与主流的纪录片观众很不一样。她通过拍片来帮人维权。假设一个团体要做记者会，他们会找主流媒体，但这个团体本身不是这些媒体的观众。但是艾晓明的观众常常是她拍摄的那类人，虽然不一定是具体入镜的那些。艾晓明的纪录片是不是媒体？我以前不知道观众是纪录片出镜人的片子，是怎样的一种媒体。国内国外以前拍纪录片总是尽量进国外的影展，观众都不会在片子里面。她的片子传播的方式是很奇怪的，是一种新的传播方式。有些东西以前我们想过但是做不出来，现在媒体的可能性非常多，比我们理解中的“互联网”更多。比如现在我们有了YouTube，可以用Video回复Video。我觉得关键是我们怎样看待今天的条件。 闾丘露薇： 我做一五一十时想推广公民记者的概念，但在中国这是不能提的。我现在觉得很多时候名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把互联网利用起来。比如这次北京大雨，自媒体的表现力非常强，房山那边主流媒体都没有报道，都是靠网友拍摄的，甚至有网友专门跑去房山拍。   梁晓燕： 参与不是一个很高很远的东西，我很欣赏有两位同学讲，我们就是在学校里组织同学参加学校的事务。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要从身边开始参与，学校里也有很多公共事务，比如饭堂、老师教学等等。这些参与也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我不喜欢的别人很可能也不喜欢，只是我们还不习惯集体行动，让负责的人听到我们意见。我觉得我们做成一两次这样的事情，会很大地增强我们的信心。   =====================交流讨论环节=====================   营员： 我希望媒体对事情有持续性关注，而不是热点过了就过了。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关注这些过去了的热点，比如留守儿童，以及之前河北性侵的那个老师。一开始大家一边倒地去谩骂那个老师，可是有谁关注过教师的心理问题。 营员： 我在独立媒体的经验是公民记者如果有组织会更有效。中国如果真的要发展公民记者，搞这种组织是很难的。如果有了组织，公民记者和主流媒体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公民记者都组织化了，那和主流媒体也没有什么区别了。 闾丘露薇： 其实性侵学生的老师更需要NGO的帮助，但是这个概念在中国是新鲜事物。这些人在社会上的状态是媒体应该关心的，中国的NGO很奇怪，喜欢关注媒体关注的热点，因为筹款会容易。 如果只有专业记者，没有新面孔，就失去了公民记者的意义。有些自媒体，报道的人就在现场，比如什邡，有当事人警察写的报道，这是很好的原始素材。至于报道质量的参差不齐，自然淘汰就好。如果有公民记者可以组织起来，其实也不一定要非常正式的组织，完全可以自己去网上找培训素材，这个完全可以自我培训。我觉得网络发达的情况下，每个人发展的空间都很大，没有一个单一的标准。 郭于华： 我觉得艾老师（注：艾晓明老师）的受众你很难说是谁，因为放在网上自由下载。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你一定能知道的。我们大学生在学习成长积累的过程中的优势，在于揭示、解释，而不像一般NGO着重行动。

梁文道 ：如果你认为公共参与是必要的，那么，你要明白，你参与公共生活的动机也许会使得我们所谓的公共生活产生变质、碎裂，甚至扭曲，这个我们稍后会讲。 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时，认为只参与社会运动而不做理论研究是很肤浅的，比如我的同学周保松、卢思骋就是这样（笑），我曾以为搞学运就像做大学生运动会。 现在香港关心的是政治人物家中有没有僭建，说到僭建，我年轻时看到香港很多穷人的家很小，有些人没有地方住，我很同情他们。而当时有一群新社运分子，比如卢思骋，就在关怀他们。 我在念大学时，疑惑为什么有些人在社会上辛苦的工作，而政府拿他们交的税供我念书，交税的这些人可能曾经是我的同班同学，坐在我的旁边。出于正义感、同情心、悲悯，我开始觉得，关注他们，参与社会运动，好像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汉娜•阿伦特对于公共生活有精彩的论述。她认为人绝对要有公共生活，且是非常古典希腊式公共生活。雅典人对公共生活非常重视，谈论政治，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你在公共生活中证明你是谁。参与公共生活，展现自己做事的立场风格方法 就好像在登场演戏。公共美德不是私人美德，赞美别人很可爱是私人美德，而公共美德，或者说政治美德，则是在公共生活领域的美德，比如宽容、守诺言、以理服人、彼此欣赏、友谊。当你将私人美德带入到公共美德之中，则可能会出问题。比如说，你同情某些人不幸的遭遇，带着这样的动机参与公共生活，想在公共领域展现你的同情心，这个同情心会变质，从compassion变成pity（怜悯）。同情心与怜悯不同，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乞丐，你感受到他的苦痛，这是同情心；而如果你看到乞丐，给他钱，并告诉你的孩子“你看，他好惨，你不努力学习将来就会像他那样”，这是怜悯。 把私人美德带入公共美德，是很危险的。为什么这会有危险呢？阿伦特认为这有两种危险。在把这种情绪带到公共领域，试图翻译成公共语言中，会产生问题。私人生活中的语言带着某种道德感情，是无法用公共生活中的论述去阐述的。非常具体，个别。但公共领域中，大众是陌生的。把私人美德带入公共美德中，不仅会出现在革命中，也会出现在中港澳台的公共讨论当中。比如，你会听到，“你这么说话，你还有良心吗？”“你是真心的爱护人民、国家吗？”“如果你真的爱台湾，你怎么会推出这样的政策”。这在阿伦特看来，就会出现问题。 我们时常会见到这样的论述，“你不爱人民。”“你这个人没有良心。”“他有骨气”“你真的爱台湾，怎么会出这样的政策？”两岸三地都讲了太多爱。而在公共生活中，讲爱，是很难讲的。 我觉得最近几年，互联网时代，微博、Facebook（FB）这些工具，会带来一些问题、变化。比如用惯FB的人，可能不大去FB新闻，而他看到的新闻，是由朋友发布或分享的，慢慢地，他和朋友的价值观、想法越来越相似，在政治讨论中，可能越来越不能接受意见相左者。比如说，一个人在Facebook中说他不喜欢孔庆东，他的朋友可能会点like键，可能会留言说“孔庆东是狗”，慢慢地，语言越来越激进，而越激进的言语越有主导力。FB是公共领域吗？社交媒体让我们在表面上是公共，实际上是私人领域谈论政治。所以我们并没有公共领域的辩论，而这更进一步割裂了公共生活，很难有共同的基础，我们甚至连资讯的来源都不一样。 很多年前我们幻想，互联网会让我们对世界有更多了解，有更多沟通，会有更广阔公共空间。但实际上并不是。互联网在割裂，分散我们的公共生活。我很担心社交媒体和私人感情带去公共生活这两种现象合在一起，会对公共讨论产生负面影响，使它更混乱无序。 =====================交流讨论环节===================== 营员 ：我不认为堕胎是道德议题，你怎么看女人决定自己堕胎的权力？ 梁文道 ：你不能忽略堕胎是否是那个女人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权；但你同样不能忽略堕胎是一个道德议题，比如一个快成型的婴儿是否拥有生存的权力，当有权力诉求时，它就会变成一个道德议题。 营员 ：如果我们把公共生活理解为一个个鲜活的人的生活，那么可否避免你刚才提到的关注对象的泛化？ 梁文道 ：重点不在于你怎么理解一个社群，重点在于你带什么样的情感进入这个世界。因为感情首先是针对某个具体对象，而你一旦将这种个人情感带入到公共道德中，就会出现问题。 营员 ：我怀疑阿伦特的理论，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私人道德是不同，有钱人和穷人的道德可能不同，如果一个人的私人道德刚好是另外一个人的公共道德时，那怎么办？在一场讨论中，怎么明确区分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 梁文道 ：为什么在阿伦特看来，你的私人道德是我的公共道德这种事是不存在的？因为她看重的是要让公共实践舞台存在，公共领域中需要的是什么。公共领域需要的美德是virtue，virtue所指的美德是要素（element），不仅仅是好的要素。 营员 ：“参与公共生活中的动机”是不是也属于公共美德的一部分？如何看待功利参与？ 梁文道 ：不是说我们不要关注个人动机，你可以和朋友谈你的动机，只是，在公共参与中，我们不能拿动机去判断一件事情是否成功，动机不能作为公共讨论的要素。 周保松 ：我有两个问题。第一，参与公共可能需要付出代价，对个人来说，公共参与为什么是必要的？为什么我们不做一个free rider，去享受别人公共参与后的成果？ 关于部落化和碎裂化，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人总是生活在公共空间，不用那么悲观，另一种公共生活正在形成，我们都在学习，学习辩论、讨论。人总是有偏向的，就算没有网络，你买报纸都有倾向。人总是下意识去寻找自己认同的内容。我们作为个体，面对这种状态，能否对抗这种倾向。 梁文道 ：对于第二个问题，必须承认和志趣相投的朋友讨论很爽。人要常有自我怀疑的精神，比如说，你所知道的事情是不是就是真的了，这并不简单。而要多方面听取意见，尝试理解意见不同者的想法，则是更难。而至于微博，或许和保松相比我总是比较悲观。 民主政治的前提是每个人拥有民主生活的权力，好的生活内在包含了你需要民主政治。如果没有公共生活，还能不能叫好生活？没错，你可以做free rider，不过在我看来，这样的生活是不完满，同时，我甚至怀疑有没有单纯的完全没有公共生活的free rider存在。 希腊人所理解的乡下人，是只知道一种生活方式的人。在城市中，我们遭遇陌生，发现与自己不同的人。阿伦特提到的公共，就是陌生人的存在。当你呆在Facebook的熟人世界中，那时候你就是活在互联网时代的乡下人，因为你不遭遇陌生人，没有遭遇陌生的勇气、渴望和努力。

日期：2012年7月23日（星期一） 时间：下午4:00-6:00 地点：香港中文大学——蒙民伟楼710室 讲者： 张铁志 台湾文化人，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大学时期，他积极参加学生社团活动，搞社运、办读书会，受这些影响，他很相信知识介入社会的力量，并一直关注台湾民主化进程和公民社会发育过程。现在，张铁志任台湾与大陆多家媒体的专栏作家，参与多个NGO，积极参与社会改革。   张铁志： 我进大学的时候是1991年，处在学运时代（泛指80年代）的末尾，当时台湾已经开始政治改革，但谁也不知道改革会往哪方向转，算是个不确定的开始。这一背景下，大学时期的公共活动是非常多的，环保、教育、同性恋，我都积极参与，甚至情欲的议题都有。 很多朋友会问，目前大陆处于台湾民主化进程的哪个阶段？我认为这里存在一个本土化的问题，台湾的民主化是个很复杂的问题，经验并不能完全复制。且复杂的历史也成了台湾目前民主的一大问题。 1970年代的保钓运动在台湾历史中的重要性被低估了。人们开始以爱国之名去挑战政治专制。校园里产生了对政治的讨论与关注，或许不能“民主在台湾”，但至少可以“民主在台大”，钱先生当时也参与其中。 1971年台湾退出联合国，原来的ROC席位被换成了PRC。这对台湾政权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台湾人开始更多反思自己的身份，“我们是谁？”这个问题成为社会的普遍的迷思。80年代的台湾，是一个“社会力”解放的时期。各种受害的社会关系浮出水面。教师、不平等对待的劳工等等走上街头。环保问题也开始在社会上讨论。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台湾的民主化？有人说是因为蒋经国的“德政”，又有人认为是因为民间力量的成长，或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外部环境的孤立，使台湾统治者开始转而思考本土化改革的可能路径。《威权统治的转型》这本书里说到：改革的目的都是回应现实社会的危机。而这种改革通常都是有限的。这时，市民社会的力量就决定了能否争取更多空间，继续改革进程。 台湾民主的改革是一个拉锯战，国民党的改革节奏很多情况下是由民众推动的。民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很多人说1987年起，台湾开始民主化，可我觉得不是。91年底，废除刑法一百条，才开始言论自由。由于台湾的历史原因，外省人，本省人的族群矛盾，种族歧视，省籍不平等，民主化和本土化如何结合成了一个重要问题。举一个国语文化霸权的例子，电影里演瘪三的很多都说台语，吃槟榔；而知识分子多有一口标准的国语。 台湾党国资本主义的转型，太值得大陆学习了。战后台湾的威权资本主义下，国家掌握了大部分资源。80年代自由化，90年代民营化之后，虽然很多资源释放出来了，但事后接手的公司大多是国民党投资的。这些财团日后支持国民党，有直接在报纸放话说，不选国民党台湾经济完蛋了。作为局内人，台湾的许多学者对台湾民主的现状十分担忧。有人说，台湾有选民，无公民。根据《天下杂志》，到1998年，台湾前125个大企业集团中，党国资本的影响力超过一半。台湾的公民社会很虚弱，台湾很多人是选民，用选票去惩罚不喜欢的政客，但他们在平时很少去监督政府。台湾社运型NGO大部分依靠政府接案子，跟政府拿钱。所以一般台湾人不大愿意捐款给社运型NGO，多捐给慈善机构。 有人说台湾太政治了。我认为台湾不够政治。台湾媒体很贫乏，正在八卦化和琐碎化。公共议题的探讨在大学都很难进行，议员也会因为敏感的关系避开这些话题。台湾政治表面上是平等的，民主化虽然解放了民众也解放了资本家。台湾并不像美国有严格的政治献金的规定，大财团的游说能力比民众强很多。台湾财长刘忆如提出的证所税在国民党内部引起极大反弹，最终版本与初衷严重不一致，背离公平正义的原则，挂冠请辞就是最好的引证。 为什么台湾不是平等民主？因为这些民主多是由执政党主导。《威权统治的转型》书中提到的很多现象，与台湾的很相似。比如，作者说，民主化带来的改变比他期待的少，言论确实有更多自由，但是缺财产权的重新分配、大的社会经济改变。多种介入公共生活的方式提升了公民参与度。台东是台湾最美的地方，那里有一条最美的沙滩，以前原住民常去那里玩。最近那里开始建一个很丑的名叫“美丽湾”的酒店，这个酒店是违法盖的，法院判决不合法，而台东政府一再为酒店保驾护航。本周六我们会在那边开演唱会，呼吁停工。 昨天文道说到对社交媒体的消极态度，我是很乐观的。香港的80后社运，在FB上的影响力都很大。

日期：2012年7月23日（星期一） 时间：19:30-21:30 地点：香港中文大学——玻璃房   讲者： 郭于华： 《倾听底层》作者、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她多年来关注中国底层民众生活，研究乡村社会文化变迁。主笔的《富士康辉煌背后的连环跳》是唯一一份公开发表的富士康大陆工厂情况的调查报告，反映工人处境。她鼓励底层社会人民有组织地表达自己的处境、争取自己的公民权利。 卢思骋： 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在学生运动中与环保结缘，2001年只身北上，投身于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他领导的绿色和平组织在与惠普的电子垃圾之战中被称为“ 一支撼动大象的蚂蚁军团”，他说：“每个人都是改变未来的载体，只要你愿意，在任何岗位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价值。” 张铁志： 台湾文化人，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大学时期，他积极参加学生社团活动，搞社运、办读书会，受这些影响，他很相信知识介入社会的力量，并一直关注台湾民主化进程和公民社会发育过程。现在，张铁志任台湾与大陆多家媒体的专栏作家，参与多个NGO，积极参与社会改革。   张铁志： 我1991年进台大，那时台湾刚刚解严，没人知道接下来的社会转型会怎样。大一时，由于时代的关系，我加入学校的学运社团——大陆问题研究社。我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也开始了解简体字。94年，我们有反性骚扰的游行，记得一个教授喊出了一个口号，“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 周保松： 我要介绍一下卢思骋。思骋和我在大学是同一届，他是当时港中大最反叛的学生。当年我们的校长是高锟，有一次高锟在中大的百万大道，他带头冲上去抢校长麦克风，把避孕套吹成气球送给校长。 卢思骋： 92年暑假，我去台湾美浓，当时有反战运动，很多青年知识分子回到家乡，反对建水库，反对国民党政府，树立乡土文化和认同。07年我在纽约认识铁志，认识那天，我们在Union Square附近喝咖啡，我很惊讶这个台湾人为什么这么熟悉达明一派。 郭于华： 今天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在中国大陆发生，似乎并不存在消费者运动，我们的消费者都在排队买iPhone、iPad。 张铁志： 台湾在这点上不一样，消费者运动最早出现，甚至早于环保运动。或许是因为消费者运动和政治比较有距离，风险小的关系。 郭于华： 我今天想重点说劳工运动，前不久我们完成了关于一个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研究。现在中国的农民工超过2亿人，大约是全国人口的六分之一。他们离开家乡，留下父母和妻儿。我很难想象在中国，有2亿人生活在这样的状态下。这是中国的农民工生产体制。 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新一代农民工与土地关系不同了，他们不太认同乡村社会。他们与城市的关系也改变了，以前的农民工打工是为了挣钱回到家乡，而新一代农民工希望融入到他们打工的城市。这是新社会群体的特征之一。 新一代农民工抗争有很多新的特点。老一代农民工在拖欠工资等侵害权利行为已经发生之后才会有抗争，去上访、堵路。而新一代农民工有主动的利益诉求，比如涨工资，组建工会的需求，寻求组织化抗争，要求意见表达的合理制度。新一代农民工的罢工，是一种更积极、更进步的方式。   张铁志： 我在大学念政治学时，一直在思考，什么是人类最好的政治经济制度。虽然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答案，不过我很赞同一句老话，“另外一个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卢思骋： 以前我读秦晖老师的文章，有感于他的观点——“我们应该少谈主义，多谈问题”。后来，看郭于华老师写的东西，我发现了做环保工作的意义：我们不仅保护了生灵，阻止了污染；同时，在当代中国国情下，我们一点一滴的工作实际上在推进一个比现在好一点的制度发展。 郭于华： 公知这个群体已经彻底被污名化了。有人常这么骂人说：“你公知，你全家都是公知。”我以为公知首先是在自己专业领域很精通的人，他也要能把公共议题说的很透彻，对其背后的学理问题很清楚，并且愿意让更多人知道这些常识。大家不要急着做公知，不妨先做“公民知道分子”。 自由主义在大陆经常被理解为右派。我感觉，很多时候，我们自由主义的一些观点和美国的左派是相似的。我们关心普通人民的生活，也许可以这样说，我们是自由左派。 卢思骋： 在我们那个年代，在大陆，自由主义是反叛；但在台湾，左派才是反叛。92年的时候我问钟秀梅（注：九十年代初她在台湾从事文化复育工作、对抗政府、财团粗暴的发展规划），苏东解体了，我们这些左派怎么办？钟秀梅说：正好解放我们的想象。 郭于华： 很多年来，很多人在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就像美国人Michael Burawoy（注：迈克尔·布洛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教授）所说，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埋葬。我们要在两个层面超越马克思主义。一个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超越，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讲社会，它对社会最重要的概念是阶级。第二个层面，我们要超越所谓的中国式马克思主义，那是信条，是斗争的工具。   =====================交流讨论环节===================== 营员： 在关注工人状况的时候我经常有无力感，不知从何处入手。 郭于华： 通过劳工NGO或者研究的方式关注和改善工人状况，都是好的。富士康事件后，我们曾给全国总工会、郭台铭等关联方各一封公开信。不过，如果工人自身能以组织化的方式团结起来，这可能才是最有力的力量。说一个官商勾结的例子。劳工荒时，工厂与政府勾结，政府要求一些学生以实习名义去富士康打工，即使有些学生和家长是不愿意的。这些学生工有很多是未成年人，工厂还会要求学生加夜班，并不遵守《劳工法》。   营员： 弱小个人面对政府行政权的时候，我们作为个体如何维护自己权利？ 卢思骋： 香港社工的一个传统是结合社会大环境理解案例。每个个案背后都有社会意义，解决问题要从社会安排入手。我们面对的不公正虽然体现在个案上，但它背后是体制的问题，如果没办法解决体制问题，类似问题是没完没了的。 郭于华： 韩国青年全泰壹为抗议资本家剥削工人，引火自焚，在韩国各个阶层引起很大的震动。可是在中国，当没有人拿普通人的生命当回事儿时，我们不能诉诸于个人壮烈的方式来反抗，我们要通过集体抗争和社会运动。   周保松： 我觉得我们每天密集讨论结束之后做些检讨是很好的，我分享一点我的观察并提一点建议： 1.要有清楚的问题意识，你要知道自己问的是什么问题。 2.要理解讲者的核心问题，想清楚你问的问题和讲者的主题有什么关系？ 3.要有自己的想法，你同不同意他的观点？为什么？ 4.我们要和善于和别人讨论问题，才能深入讨论下去，而不是断裂地各自提问。 希望在明天的讨论中大家能注意以上问题。

敬啟者， 從初審到一面到二面，這封信越來越難寫。但我還是不得不說：很遺憾，您不在今年Co-China夏令營的直接錄取名單上。這個結果是綜合各位提交的申請材料、第一輪面試分數及各位在第二輪面試中的表現得出的。當然，我必須要承認透過文字材料和每次十幾分鐘的網絡聊天，我們無法深入瞭解您的行動力和思考力，這是這種選拔方式的侷限，但要從一千餘位申請者中選出最終入營的六十人，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說說第二輪的面試吧，其實我不太願意稱其為面試，或者可以說是我與你們中的每一位的聊天。你們中或已有人讀過我寫給未能通過第一輪面試者的郵件（方便起見， 我也將其附在這封信的後面），如那封郵件指出，「實事求是」是我們極為看重的品質。我很開心在這次談話中你們表現出的坦誠，比如最初報名的原因只是被某位講者吸引，比如最近忙於準備考試沒有讀書，比如未來一兩年會很忙估計不會有太多參與公共事務的時間。我想說的是未能直接進入錄取名單的原因有很多，甚至不排除運氣的成分，但請相信絕對不會是因為您講了實話。 這一次我幾乎問了所有面試者一個同樣的問題，從提交申請材料到現在，你是否有收穫？答案當然沒有對錯，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是想大家在面試之後能靜下心來想想自己申請以來走過的路。對於這個結果，或會委屈，或有不甘，我完全理解，畢竟你們都曾認真準備且也抱有極大的期待，更何況能進入這一輪的面試說明你們無論是公共參與的經歷還是對其的反思能力，包括自我的思考和學習能力都已經相當出色。請相信你們未能來夏令營，於我同樣也是遺憾。只是名額所限，沒有辦法。我很欣賞你們中的幾位在聊天中講到的，「這個過程已經收穫很多，結果反而不那麼重要了」。沒錯，和我們平時做的每一件事、幫助的每一個人一樣，只要做我們認為值得做的事，至於結果， 就由它去吧。 我珍視與你們中每一位的交流，透過這樣的交流我也獲益很多，若有人願意加入Co-China論壇（是論壇，不是本屆夏令營）的志願者團隊，我非常歡迎（申請詳情請見 志愿者申请 ）。若你們對未來要做的事有明確的想法和計劃，我們也可以幫忙聯絡專業機構給大家提供支持和建議。稍後我們也會搭建一個平台，方便這次夏令營的申請者相互交流。 各位目前都排在候選名單上，候選名單的意思是若錄取者中有人退出或因證件等各種原因無法前來，我們就會依序從候選名單中繼續取錄。若您願意等待，請辦理好港澳通行證和在7月22-28日期間有效的香港簽註，並請回信讓我們知道，這樣一旦有名額空下來，我們的志願者就會立刻同您聯絡。當然，若您暑期有其他安排，不願再等下去，我們也完全理解並支持。 最後還是要例行公事般地請各位繼續支持Co-China。Co-China沒有一位受薪的員工，所有人都是志願者，這次夏令營對我們來說也是第一次嘗試，在此過程中定有不少錯誤、疏漏，還請大家體諒。我們重視每一位申請者，你們提交的所有資料我們都認真讀過，我們也一直以最大的善意和各位溝通，若有任何唐突、不當之處，請相信那一定不是我們的本意。 若您在香港，我們歡迎您參加我們 Co-China今後舉辦的現場討論，若您在其他地方，我們也歡迎您透過網絡參與。還有由論壇志願者團隊出品的1510週刊，在各位閱讀之餘，若您願意將其分享給更多的朋友就再好不過。至於這次夏令營，我們會同過往的論壇一樣，進行網絡直播（詳情晚些時候會在網站和各社交媒體公佈），同樣歡迎大家透過網絡參與。 我極喜歡香港作家西西在《我城》中的一段話，「目前的世界不好。我們讓你們到世界上來，沒有為你們好好建造起一個理想的生活環境，實在很慚愧。但我們沒有辦法，因為我們的能力有限，又或者我們懶惰，除了 抱歉，沒有辦法。我們很慚愧，但你們不必灰心難過；你們既然來了，看見了，知道了，而且你們年輕，你們可以依你們的理想來創造美麗新世界」。與各位共勉。 順頌夏安， 杜婷 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