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如果你认为公共参与是必要的，那么，你要明白，你参与公共生活的动机也许会使得我们所谓的公共生活产生变质、碎裂，甚至扭曲，这个我们稍后会讲。
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时，认为只参与社会运动而不做理论研究是很肤浅的，比如我的同学周保松、卢思骋就是这样（笑），我曾以为搞学运就像做大学生运动会。
现在香港关心的是政治人物家中有没有僭建，说到僭建，我年轻时看到香港很多穷人的家很小，有些人没有地方住，我很同情他们。而当时有一群新社运分子，比如卢思骋，就在关怀他们。
我在念大学时，疑惑为什么有些人在社会上辛苦的工作，而政府拿他们交的税供我念书，交税的这些人可能曾经是我的同班同学，坐在我的旁边。出于正义感、同情心、悲悯，我开始觉得，关注他们，参与社会运动，好像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汉娜•阿伦特对于公共生活有精彩的论述。她认为人绝对要有公共生活，且是非常古典希腊式公共生活。雅典人对公共生活非常重视，谈论政治，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你在公共生活中证明你是谁。参与公共生活，展现自己做事的立场风格方法 就好像在登场演戏。公共美德不是私人美德，赞美别人很可爱是私人美德，而公共美德，或者说政治美德，则是在公共生活领域的美德，比如宽容、守诺言、以理服人、彼此欣赏、友谊。当你将私人美德带入到公共美德之中，则可能会出问题。比如说，你同情某些人不幸的遭遇，带着这样的动机参与公共生活，想在公共领域展现你的同情心，这个同情心会变质，从compassion变成pity（怜悯）。同情心与怜悯不同，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乞丐，你感受到他的苦痛，这是同情心；而如果你看到乞丐，给他钱，并告诉你的孩子“你看，他好惨，你不努力学习将来就会像他那样”，这是怜悯。
把私人美德带入公共美德，是很危险的。为什么这会有危险呢？阿伦特认为这有两种危险。在把这种情绪带到公共领域，试图翻译成公共语言中，会产生问题。私人生活中的语言带着某种道德感情，是无法用公共生活中的论述去阐述的。非常具体，个别。但公共领域中，大众是陌生的。把私人美德带入公共美德中，不仅会出现在革命中，也会出现在中港澳台的公共讨论当中。比如，你会听到，“你这么说话，你还有良心吗？”“你是真心的爱护人民、国家吗？”“如果你真的爱台湾，你怎么会推出这样的政策”。这在阿伦特看来，就会出现问题。
我们时常会见到这样的论述，“你不爱人民。”“你这个人没有良心。”“他有骨气”“你真的爱台湾，怎么会出这样的政策？”两岸三地都讲了太多爱。而在公共生活中，讲爱，是很难讲的。
我觉得最近几年，互联网时代，微博、Facebook（FB）这些工具，会带来一些问题、变化。比如用惯FB的人，可能不大去FB新闻，而他看到的新闻，是由朋友发布或分享的，慢慢地，他和朋友的价值观、想法越来越相似，在政治讨论中，可能越来越不能接受意见相左者。比如说，一个人在Facebook中说他不喜欢孔庆东，他的朋友可能会点like键，可能会留言说“孔庆东是狗”，慢慢地，语言越来越激进，而越激进的言语越有主导力。FB是公共领域吗？社交媒体让我们在表面上是公共，实际上是私人领域谈论政治。所以我们并没有公共领域的辩论，而这更进一步割裂了公共生活，很难有共同的基础，我们甚至连资讯的来源都不一样。
很多年前我们幻想，互联网会让我们对世界有更多了解，有更多沟通，会有更广阔公共空间。但实际上并不是。互联网在割裂，分散我们的公共生活。我很担心社交媒体和私人感情带去公共生活这两种现象合在一起，会对公共讨论产生负面影响，使它更混乱无序。
=====================交流讨论环节=====================
营员：我不认为堕胎是道德议题，你怎么看女人决定自己堕胎的权力？
梁文道：你不能忽略堕胎是否是那个女人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权；但你同样不能忽略堕胎是一个道德议题，比如一个快成型的婴儿是否拥有生存的权力，当有权力诉求时，它就会变成一个道德议题。
营员：如果我们把公共生活理解为一个个鲜活的人的生活，那么可否避免你刚才提到的关注对象的泛化？
梁文道：重点不在于你怎么理解一个社群，重点在于你带什么样的情感进入这个世界。因为感情首先是针对某个具体对象，而你一旦将这种个人情感带入到公共道德中，就会出现问题。
营员：我怀疑阿伦特的理论，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私人道德是不同，有钱人和穷人的道德可能不同，如果一个人的私人道德刚好是另外一个人的公共道德时，那怎么办？在一场讨论中，怎么明确区分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
梁文道：为什么在阿伦特看来，你的私人道德是我的公共道德这种事是不存在的？因为她看重的是要让公共实践舞台存在，公共领域中需要的是什么。公共领域需要的美德是virtue，virtue所指的美德是要素（element），不仅仅是好的要素。
营员：“参与公共生活中的动机”是不是也属于公共美德的一部分？如何看待功利参与？
梁文道：不是说我们不要关注个人动机，你可以和朋友谈你的动机，只是，在公共参与中，我们不能拿动机去判断一件事情是否成功，动机不能作为公共讨论的要素。
周保松：我有两个问题。第一，参与公共可能需要付出代价，对个人来说，公共参与为什么是必要的？为什么我们不做一个free rider，去享受别人公共参与后的成果？
关于部落化和碎裂化，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人总是生活在公共空间，不用那么悲观，另一种公共生活正在形成，我们都在学习，学习辩论、讨论。人总是有偏向的，就算没有网络，你买报纸都有倾向。人总是下意识去寻找自己认同的内容。我们作为个体，面对这种状态，能否对抗这种倾向。
梁文道：对于第二个问题，必须承认和志趣相投的朋友讨论很爽。人要常有自我怀疑的精神，比如说，你所知道的事情是不是就是真的了，这并不简单。而要多方面听取意见，尝试理解意见不同者的想法，则是更难。而至于微博，或许和保松相比我总是比较悲观。
民主政治的前提是每个人拥有民主生活的权力，好的生活内在包含了你需要民主政治。如果没有公共生活，还能不能叫好生活？没错，你可以做free rider，不过在我看来，这样的生活是不完满，同时，我甚至怀疑有没有单纯的完全没有公共生活的free rider存在。
希腊人所理解的乡下人，是只知道一种生活方式的人。在城市中，我们遭遇陌生，发现与自己不同的人。阿伦特提到的公共，就是陌生人的存在。当你呆在Facebook的熟人世界中，那时候你就是活在互联网时代的乡下人，因为你不遭遇陌生人，没有遭遇陌生的勇气、渴望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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