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中國社會政治體制文化中的一個謎題，就是它到底有沒有彈性。「冷戰」時代，有些國外的中國問題專家，喜歡把中國體制形容為一種「剛性專政」，只要上頭死了心要干一件事，不管全國人民是否要脫掉一層褲子，它都一定執行到底，下者莫有不從。可是後來，有些到中國做買賣的外商卻又像發現新大陸似的，高呼這是一片全世界最自由的土地，沒有什麼不可能，也沒有什麼規矩是不容變通的。
對我們自己人而言，它一樣模棱兩可。說它沒有彈性，但又要搞通關係門路，領導換個主意，再硬的規定還是可以找出靈活的空間；但要說它很有彈性，我們又該如何解釋近日北京那場「六十一年一遇」的暴雨呢？為什麼路上都已經淹死人了，政府還不開放公家部門的空間，給人作為棲身避難之所？為什麼汽車都已經快要駛不動了，高速公路收費站仍然好整以暇地攔下來一個個收錢，交通協管員們依然恪盡職守地往一輛輛被淹的車上貼罰款通知單？
首先我們得搞清楚這不是什麼民族性的問題。平日防人甚嚴的北京市民，當晚竟敢在網上公開自家電話住址，好讓陌生人躲災避難；也有私家車冒著風雨主動上街，尋找待救同胞。甚至這也不是公務員的心態問題，你看那臨時加班的派出所所長李方洪怎樣為了救人而觸電犧牲，又看那基層環保工人如何站在被衝開的井蓋旁邊以警示過路車輛。中國人，甚至中國每一個尋常公務人員，他們是有彈性的，他們全都明白，非常時刻就得做非常的事。沒有彈性的只是部門，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經過組織的公務人員，甚或任何活在某種組織文化之中的中國人。
為什麼一位派出所所長能夠見天色不對，就立刻取消休假回到所裡辦公？為什麼一隊交通協管員卻可以無懼暴雨，機械般地對著被迫停駛的車輛照開罰單？區別就在於前者本身是個領導，足以自行裁量；後者則是一隊被領導的組織，習慣於按章辦事。
再仔細點看，李方洪所長就算不是什麼很高級別的領導，比起那些城管隊員，他當時的狀態，也還稱得上一種可以單獨下決定的狀態。反觀交通協管員與收費站上的站員，當時他們卻與同事一起，實實在在地存活於一種組織狀態裡頭，不得自行其是。不妨大膽猜測，假如收費站上只有一個站員，他的表現會不會有所不同？又假如一個休了班的協管隊員，他會不會也加入當晚義援災民的救助大軍呢？
簡單地說，體制文化的彈性與剛性或許根本不矛盾，它們都是同一塊銅幣的兩面。這塊銅幣的名字，則是「領導說了算」。在這種領導獨攬大權的管理文化底下，被領導的人很難擁有很大的自我裁量空間；越是底層，就越不敢逾雷池半步。所以，不只協管隊員不敢不遵命辦公，就連餐廳一個普通服務員都不敢答應你一些很尋常的要求，比方說吃飯的時候不用老是換碟：因為他們沒有這個權力，他們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做一些不按訓練、不照指示的行為的權力。他們就像機器人一樣，被死死盯在權力金字塔的最最底層。要是只看這一面，中國確實沒有彈性可言。
換個角度，要是遇上稍有點權力的領導，那就好說了。因為他就是組織，他就是規定。同樣在餐館吃飯，一個底層服務員不敢不給你倒茶，哪怕你一直叫他別倒，他很怕領導發現他沒遵守見到杯空就立刻倒滿的規定；但是一個總經理卻能容你在不許抽煙的地方抽煙，同時貼心地奉上煙缸。如果發現這一面，那中國還是最靈活最自由的國度。
被人罵多了，有些部門也會嘗試推出更加「人性化」的措施。問題是那些人性化的措施，也可能異化成很不人性的剛性規定，迫著你接受他們的體貼。比方說某間銀行為老人家設座，怕他們排隊久站；可你不想坐還不行，那可憐兮兮的客服人員會哀求你：「領導看見你不坐，我要挨罵的。」
如果一切正常，這回北京雨災之後，有關部門的檢討也一定還是沿著這個路子走，推出更多的應變方案，更多的人性舉措，一切都有計劃、有規定。惟一不變的，大概就是這種管理文化。將來他們或許會清楚指示，下雨下到多大就不能再攔路收費。但萬一不是大雨，而是其他災難迫著車群匆忙逃生呢？恐怕大夥還是得乖乖排隊，等領導說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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