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中国老百姓对政治不感兴趣，不关心时势了？昨天乘大卖场的班车回家，听后排两个中年妇女的对话，其内容和语言之大胆、露骨，真的是吓人一跳。特别是其中有个妇女大声说到的“现在我们没有信仰，只信‘钱’了”，这句惊世骇俗的大实话，车上的几位乘客表情都有些异样。幸好，现在言论的尺寸放宽了，也没有“红哨兵”到处站岗放哨，人们说话也较从前直率，敢言了。不过，让人思绪万千的是两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对信仰都是如此的心灰意冷及淡漠。那么，我们整个民族、整个社会对信仰的认识和追求又将如何？
从古至今，中国人的信仰可以说是林林总总，没有一个统计的准数。但较大以外域的主义和宗教当作自己信仰的，大概有两个。一个是太平天国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另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引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洪秀全这个落第秀才，他自己连上帝是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都没弄清楚？还好意思装神弄鬼的去“忽悠”别人。难怪！杨秀清、萧朝贵看懂了他的花花肠子。好！要骗，大家一起骗、一起糊弄。这二人就分别饰演起了天父、天兄的角色，使其洪秀全有时也得跪听旨意。也许，正因洪秀全没修成正果，他的太平天国最终完败于南京。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历经九十年岁月的风风雨雨，可能已成世界第一大党。架势是够大的了，据说有七、八千万党员队伍，可是在这七、八千万党员里到底有多少知晓和领会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并转化为自己符合标准的先进模范的革命行为？莫要说基层，就是中高层也难以乐观。近来，原重庆市委书记，最高官至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出事，就比较具体的说明了这个问题。
众所周知，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随着苏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便来到了中国。苏俄是中国革命的老师，这一点都不假。当然这种师生情谊有时也要变味、也要同床异梦，互相利用。只不过，更多的却是中国甘愿去当北极熊的马前卒，吃亏不在少数。后来之所以两党、两国一度闹僵，则是克里姆林宫里的共产主子不能对兄弟党平等相待，而只看成是喽罗。由于有着这个先天不足的因素，苏俄这个自诩为共产主义的沙皇炼了半个多世纪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炉金丹，眼看没啥成果，反而自己的国家越搞越穷，日子更加的难过。这个大哥不好当，干脆散伙各自跑路。很难想象，以前各路传媒吹得天花乱坠，固若金汤，百毒难侵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一夜之间分崩离析，顷刻瓦解。这不仅给那些狂热的共产主义信徒浇上了一盆凉水，而且也给广大的民众上了一堂如何选择正确信仰的现实课。
刚解放不久，到发毛读书的年龄。记得走进课堂老师教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学唱的第一首歌是“东方红”，可见意识形态从小就开始抓起了。那时候几乎所有的公共场所马、恩、列、斯、毛诸位领袖的画像是高悬于庙堂，全民接受的都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共产主义仿佛成了国教，这样搞下来的后果。毋庸讳言，新中国开创以来的前二十几年，无休止的政治运动是既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生产关系，又陆陆续续地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我们用不着去历数什么三反、五反，什么反右、反右倾、什么拔白旗、什么胡风、庐山会议的反党集团给国家和民族造成了多么大的伤害……在这期间，全国只集中力量办一件大事，那就是大搞“一言堂”的个人崇拜，文化大革命是达到了荒谬的顶点。追根溯源，这二十几年中国搞的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是货真价实的现代封建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四个伟大，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全国上下“万寿无疆，身体健康”的让世人耻笑至今的早请示、晚汇报，什么忠字舞、什么比锅盖都还大的领袖像章等，都是无可辩驳的证实了其荒唐。随着十年动乱，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人们在历经了痛苦和伤害中开始思考什么样的信仰才适合于中国，我们的出路到底在何方？
信仰！无疑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它是凝聚力，是摧不垮、压不烂的精神支柱。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们只注重了国民经济建设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所谓的精神文明建设还是纸上谈兵。孩子们在学校接受到的德育训诫基本上还是几十年僵化、呆板的以意识形态说教为主轴的模式没变，对全民那就更是一种利用各式传媒的强行灌输。政治不能多元，势必就有专制和禁锢的危险，更难言有什么异质思维的存在。有人不愿接受，就只好以逃避来转移自己的信仰。最明显的就是寺庙的香火是日盛一日，其中不乏妙龄男女，达官贵人。虽然人们都知道那些不能开口说话的泥胎木偶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也知道这多半都是自欺欺人的瞎胡弄，可是人的精神、心灵，总得要找一个地方来慰藉和寄托。可能大家都还记得若干年前，就有别有用心之徒瞅准了文革后百废待兴，中国信仰缺失，人们彷徨、迷惘之际，有大师站出来装神弄鬼的搞了一个什么功。一时间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痴迷者众，就差一点乾坤大挪移。还好最终理性和科学还是占据了上风，妖言惑术不攻自破。信仰自由不等同于没有底线，应该说只要不危害社会，伤及无辜，倡导人与人之间和谐互助的相处，让每一个人都能在灿烂的阳光下尊严幸福地生活着。这样的信仰，人们大概会趋之若鹜。信仰最忌讳的就是强加和胁迫，世界上有两个极其鲜明的例子，时不时的给我们敲响警钟。
留着一撮小胡子的奥地利维也纳一事无成的流浪汉阿道夫.希特勒窜到德国，纠集一伙臭味相投的亡命之徒成立了第三帝国。为了拉拢人心，除了高扬右臂“嗨尔.希特勒”的标准纳粹动作风靡全国走向世界，他还把“德意志高于一切”，日耳曼族是最纯、最神圣的民族，作为全体国民的信仰。非日耳曼族他是相当的仇恨，所以他要征服其它种族，让世人都成为他的奴仆。另一个，就是我们的近邻———日本。别看这个蕞尔之国，心眼可不小。二战时举国上下信仰军国主义，打得赢就是老子的天下。大和民族是亚洲乃至世界的当然主子，侵略别国，屠杀、?g掠、残害当地的民众都不犯法。事实果真如此吗？历史跟他们开了一个大玩笑。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虽然德国、日本在二战中落败。可他们能在不同程度上深刻地反省和忏悔自己的过失，改变了自己的信仰，尤其是德国，这一理性明智之举是深得世界各国的好评和支持。他们恢复得很快，而且还有了很大的发展。尽管当下的欧债危机搅得欧盟愁眉不展，可是德国马克的坚挺，又让德国女总理巾帼不让须眉的力挽狂澜。对照别人，回顾我们自己。客观而论，在反省和纠错意识上。也许，我们就不及曾经的对手和敌人。试想：如果在荒谬绝伦，滥费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以“浮夸冒进，假、大、空”闻名于世的大跃进丑陋完结之际。我们就能迷途知返，痛定思痛地狠揭猛批，大概现如今假货、假话也不会如此的猖獗。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我们的诸多先贤也一再告诫“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何况，一个大的政党，这么大一个国家，这样多的人民走弯路、遭挫折，可以说是在所难免。关键是要直面危机，善于团结和依靠国民，大家同心同德的一道走出困境，这才是明智首选的上上策。如前所述共和国成立六十二近六十三年，前二十几年基本上都是在瞎折腾，只有改革开放才使满目疮痍的中国走出了国民经济行将崩溃的危急困境。可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又加之正确信仰的严重缺失。在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年月，老百姓为了更好地求生存，谁不想自己兜里多点银子。就像有知名学者笑称“现在全国上下都姓‘钱’”，话虽糙，却道出了实情，可见民生之艰困。按理说，中国现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又是什么金砖四国，大多民众不应该为钱财发愁。如在大街上作民意调查，恐多数受访者都会是满腹的生活心事不知向谁诉，这有啥用？当然，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物质贫瘠得只剩下“钱”了，这是多么地苍凉和悲哀。我们无意以道德衰微来指责追逐钱财的人们，因为说到底，这不是他们的错，而是我们国家的体制、教育、社会各种因素综合影响出了错。愚以为，当务之急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关起门来研发什么红头文件，那没用。因为如不能寻求并有效确立凝聚全民族的信仰，如不能稳妥有效地瓦解既得利益集团的各种势力和阻碍。红头文件不管发多少，除了??大行政运营成本，遭遇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老套潜规则外，只会令民众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写到这，不由得让人想到台湾、香港、澳门他们跟我们走的不是一条道，却为什么各个方面比大陆内地搞得好。我们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卡了壳？难道还不足以引起全民族和整个社会的幡然醒悟和深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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