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人们认为“中国制造”会不断在全球攻城拔寨，中国房地产市场会抛离一个又一个高峰，却不想这两个撬动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杠杆会断裂。在这个背景下，许多中国企业开始对大宗商品采购合同进行违约。中国奇迹所带来的大宗商品泡沫正在破灭，石油、煤炭、铁矿石价格都在下挫。
根据路透社最近的报道，目前很多中国企业要求推迟煤炭和铁矿石采购合同的执行甚至是拒绝执行合同。目前的经济数据表明中国经济降温的速度快于市场预期，中国经济的下滑已经严重影响了大宗商品的需求。今年4月份的工业产出增长下降到了2009年5月以来最缓慢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也降到十年以来最低水平。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煤炭和基本金属的采购商，中国打一个喷嚏，全世界大宗商品供应商都得感冒。
中国的很多经济数据都经过刻意修饰，无法揭示真实的经济图景。在这种情况下，发电总量就成为窥测中国经济活动总量健康状况的重要数据。根据全球新兴市场商业资讯的CEIC数据，中国的发电总量增长速度下滑得相当厉害，目前的水平甚至比2009年经济危机爆发时都低许多。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眼下电煤价格下滑和中国电煤采购合同违约增加这两者之间交相呼应，形成了恶性循环。路透社的报道充分反映了这方面情况有多糟：一个中国采购商收到了六个违约电煤采购合同打折出售的邀约。这些合约是今年4月初签订的，而今每公吨的价格已经下降了10美元左右，如果这些合同如约履行，每一好望角型船的电煤都会让采购商承受大约150万美元的损失。这还不包括集装箱运费率的损失。采购商为了生存除了违约别无他途。
除了电煤之外，中国经济的下滑还严重压抑了铁矿石等基本金属的需求和价格。中国的建筑业占据了全球钢铁需求的五分之一强，是全球铁矿石价格的主要推手之一。目前中国的房地产业遭受了国家紧缩货币及财政政策的双重打压，已开始进入了漫长的萧条期，这种情况使得诸如澳大利亚在内的铁矿石大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愈来愈难。为此，今年5月世界最大的矿业巨头必和必拓集团的董事主席杰克·纳瑟不得不宣布放弃800亿美元的新项目投资计划。
关于铁矿石在中国的厄运，路透社有非常令人惊恐的报道：中国对铁矿石的胃口已经完全被噎住了，铁矿石不停地进来，周转得却相当慢，工人们不得不开始用谷仓和停车场来存放铁矿石货物。全中国最大的上海保税仓库的铜矿存货已达60万公吨，是过去四年平均水平的两倍，铁矿石存货比过去四年平均水平（7400万公吨）多三分之一。以往的情况是，第一季度中国的铁矿石库存增加，第二季度由于工业活动开始加速，铁矿石库存减少，今年却没有重复这种情况。中国经济已经丧失了消化这么多铁矿石的胃口。
西方许多投资大鳄戏称中国是“全球经济泡沫之母”，意指中国的经济泡沫是石油、铁矿石等泡沫形成的重要原因。当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时，大宗商品本来要折戟沉沙，但是中国政府推出了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大兴土木，硬生生地把大宗商品将要破灭的泡沫吹得更大。根据《国际混凝土评论》的数据，中国的人均混凝土消费量／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全世界最大的，远远地把其他国家甩在身后。这也就是为什么房地产业的泡沫已经到了不在调控中循序渐进的破灭就必将突然爆破的地步。2010年，中国建筑业产值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占比是20%，固定资产投资GDP占比是50%，国内消费GDP占比却只有34.94%。所不同的是，2010年欧美的债务情况远远好过现在，所以中国的出口需求还可以弥补国内消费的不足。目前欧美的债务问题已病入膏肓，中国的出口需求已经严重萎缩，以前那种压抑内需，高投资高泡沫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无以为继。
一切泡沫都逃脱不了破裂的命运。2007年当全世界都认为美国的房子价格只有往上一条路，次贷危机爆发，泡沫破灭，房价开始跳水，一直到现在美国依然在衰退边缘挣扎。次贷危机是因为抵押物（房产等资产）价值预期过高，也就是资产价格套利空间预期过大而过度延伸的信贷供应。当资产价值预期破灭，坏账大面积产生，导致抵押物大量被银行收回，从而资产贬值和坏账大面积产生交相呼应，形成恶性循环。
中国也存在过高的资产（房产与Made in China等）预期，以及过度延伸的信贷供应。这个泡沫是有意识地自行破裂，还是无意识地突然暴力破裂，将决定中国经济是否硬着陆的命运。
中国经济的现状与2009年初的情况相当类似，但比2009年时的状况可能更差一些。出口方面在减速，投资方面也在减速。而这两个方面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此外，作为近几年主要拉动中国经济的房地产业也在减速，这三个方面都在减速。在通胀方面，消费者物价指数连续三个月环比下降。工业商品价格指数已经连续四个月下降，这也与2009年时的情形很类似。与2009年不同的是，当时中国政府投入4万亿巨资来弥补需求不足、维持了经济的增长。而与此同时又进一步加剧了房地产泡。政府恐慌，社会上反应也很大。2011年来，政府也在想办法调控房地产，但成效并不大。
在目前经济状况很差的情况下，降息、降准都是加大流动性。目的是要刺激经济，保增长。然而货币流动性的增加，有可能进一步推高房价。保增长与消除房地产泡沫两者是矛盾的，中国政府不可能同时达到这两个目标。
今年中国政府已经两次降息，而且实质上降得比2009年更多。虽然基准利率6%稍高于2009年的5.31%，但因为允许贷款利率打七折，实际上可用的贷款利率最低可达4.2%，比2009年贷款利率更低。只有在中国政府认为经济增长出现相当大的问题时，才会这样做。
在过去很多年，尤其在金融危机时期，中国政府采用一系列投资推动，造成制造业过剩，房地产空房过多、房价过高。现在中国政府没有余地再搞投资刺激。最重要的是，现已造成中国经济畸形化。现在政府不敢继续这样走，调整起来也非常不容易。现在中国政府不但应该降息，还应该大幅度降低存准率。过去几年中，中国大幅度地提高了银行存准备金比率，目的是要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以低汇率促进出口，维持高增长。从而将银行存准备金比率从2007年元月的9.0%提高到2011年六月的21.5%，使得本来就扭曲的经济结构更加畸形化，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
中国经济的动力在私营企业、中小企业。目前中国的国企以及国有控股企业雇傭的劳力仅约占全国就业人数的20%。要使中国经济走出困境，首先要改变现行的银行贷款政策，打破国有银行的金融垄断。制定政策优惠中小企业和私营企业，并且打破国企的行业垄断。要使中小企业可以有办法拿到贷款。不然降息的好处达不到中小企业。宏观经济刺激没有实效。中小企业得不到贷款，生存不了，就谈不上什么中国经济发展了。
减税有利于减轻企业的负担，刺激经济发展。但是在现在的中国不太可能，或者是说地方政府需要改变的就要相当大，需要政府做出真正的改革，大幅度消减财政预算，杜绝所谓的“三公”消费等不合理的支出。
过去多年来，各地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越来越依赖于所谓“土地出让费”。许多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30～60%来源于出卖土地的收入。现在由于房地产业不景气，卖地收入大大减少，有的已经影响到财政平衡的问题了。甚至出现了有些地方政府要靠借贷款来维持当地的财政支出，实际上地方政府的财政出了很大问题，而这些问题是无法用纯经济手段解决的。要从根本上改变政府的经济体制甚至要先从改变政府的职能入手，不是当官做主而是服务做仆。中国政府的整个经济政策调整最少需要两、三年，而经济结构的改变将会需要更长的时间。
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冰冷的现实，那就是无论是出口还是内需其实都是“浮云”，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只靠一种方式，就是近乎疯狂的固定资产投资。而新一轮经济刺激很可能让中国陷入日本式大萧条。
就拿上海来说。上海经济发展的快得不得了，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了，而且是远东超级大都市。2008年、2009年上海经济总量先后超过了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超过东京、纽约也是指日可待了。从统计数据来看，“十一五”期间，上海市国内生产总值从9247.66亿元提高到16872.4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11.1%。也就是说，这五年的GDP加在一起有差不多6万亿元。然而这里面靠固定资产2.3万亿元投资拉动；也就是说除去崇明县，上海砸在每平方公里上的投资竟然超过了4.6亿多元！上海市政府自己也坦言：“依靠大规模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不可持续。”
“不可持续”，是“负增长”一样的委婉说法，真相就是在全面下滑。2011年1—11月份，上海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4350.5亿元，比2010年同期下降0.9%，其中5月份比2010年同期下降5.7%。不仅上海如此，全国都如此。
目前，从铁道部到地方政府，中国经济已经深陷债务危机。铁道部其实就是整个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缩影。媒体报道说“铁道部向国家求援8000亿元，希望财政支持4000亿元，同时发债4000亿元，以使铁路建设顺利推进”。铁道部公开回应说这个报道纯属谣言。但从财务报告上看，36家与高铁相关的上市公司，应收账款合计是2491亿元。何以至此呢？众所周知：给你一笔资金来做投资，就算你没读过MBA，也懂得手里要留有周转资金，分期开发，保障一期竣工以后能收回现金了，再投下一期项目；一定不会把所有的钱用来同时开工十几个项目，到后来没钱了再到处去借。但铁道部也好，地方政府也罢，他们的习惯就是把所有资金加贷款一股脑全砸进去。2008年国家的4万亿投资计划中，计划投资到铁路上的大概是1.2万亿。结果，铁道部一口气投进去2.4万亿，全国4.1万公里铁路一起上马；一口气开工建设1.6万公里高铁，砸进去1.6万亿；同时又开工建设双线电气化铁路2.5万公里，至少又砸进去7500亿元。所有的钱全砸进去了，没钱了就等国家拨款，向银行借债。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一旦国家投入减少，很多在建项目立马陷入困境。2011年6月份的时候，国家开始重新思考铁路规划，决定放慢速度，削减对铁路的投资。结果是：国内多条铁路面临资金短缺被迫停工，停工项目占到所有铁路项目的90%以上。
铁道部搞“大跃进”的是高铁建设，那么地方政府在搞公路、机场和交通枢纽。而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比铁道部来得还猛烈。比如云南省的融资平台发生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全国各地的债务融资平台都发出了警报。首先是云南公路千亿贷款已经发生技术性违约，经过云南省政府和四大国有银行的紧急磋商与协调，才避免了危机的爆发。之后，云南省政府自己悄悄搞重组，不幸的是重组中导致发行的债券又险些发生违约，这些债券包括“10云投债”和“11云南铁投债”等企业债和短期融资券两个品种的7只债券。
记得日本当年经济发烧的时候，和我们今天差不多。但日本没有搞所谓的电动车，也没有一边拆高炉一边建高炉，一边修电厂一边炸电厂。日本陷入“失去的三十年”，其导火索之一就是1987年美国股灾，导致大量资金逃逸。当时日本经济从表面上看非常好，持续51个月GDP连续增长，日经指数在1989年达到顶峰。但是地价和股价泡沫越吹越大，最终在1992年破灭，日本经济开始陷入长期的萧条。
从1990年开始日本GDP大幅下跌。日本政府采取的方法就是靠大规模财政支出和降低利率来不停地刺激经济。前前后后共实行了9次大规模的刺激对策，其中有7次规模高达10万亿至18万亿日元，总规模高达136万亿日元，接近GDP的三分之一。再贴现率从1991年7月到1993年9月，连续7次下调，从6%一直降到1.75%。到1995年日本稍微缓过气来，但是刺激政策并没有停止，再贴现率当年又两次下调，一直降到了0.5%。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日本又接二连三地开始刺激。1998年日本政府两次实行综合经济对策，共动用了40.6万亿日元的公共资金，但是当年，日本企业破产18988家，创历史之最。之后，日本政府又开始大规模减税，调整土地、雇佣和中小企业方方面面的政策。结果，日本政府刺激一次，经济就出现短暂复苏，但是退出刺激就下滑。长期来看，公共债务支出让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日益恶化。事实证明，采取这种“注射强心剂”的办法，并没有让日本经济真正好转。整个20世纪90年代，日本实际GDP增长率只有1.1%。同时，因为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导致日本的财政赤字节节攀升，长期债务在GDP中的比重从1992年的51%增长到2002年的136%，后来竟然超过了200%！如此沉重的财政债务是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的。
按照2009年的数据计算，日本的政府债务几乎已经无法偿还。2009年日本GDP约为480万亿日元，经济增长率按照2%计算，每年最多增加10万亿日元，扣除社会保险和租税负担，按照25%—30%计算，每年增加税收不过2.5万亿到3万亿日元。如果扣除经济增长和长期利息变动相抵的部分，偿还目前的880万亿日元债务需要300多年！日本这失去的30年告诉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财政刺激、低利率、政府举债投资，统统无效。恰恰是因为这么瞎搞，经济底子会越来越虚，距离走出萧条也越发遥远。
现在应该能清楚地看到中国经济的大格局——出口不行了，内需没起色，投资没钱了。首先，出口难以为继，贸易顺差迅速下降，甚至偶尔会出现逆差，传统的出口产业，如IT产品、机电产品乃至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都因为外部需求不振、内部成本高企而陷入萧条。其次，内需毫无起色，一些行业在滞胀之下，成本上涨的幅度远远高于销售上涨的幅度，所以销量在增，利润在降。当然，出口和内需一直也不是GDP的主力，我们真正的主力一直都是投资，而且是政府领投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之前，我们投资用的钱都来自我们老百姓。因为老百姓不敢消费，所以把钱都存到银行里去了。而这些钱经银行之手被转给了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这些人花起钱来大手大脚，搞起项目不是“大跃进”就是“放卫星”，一口气投完改革开放30多年积累的家底。等大家发现都没米下锅了，才看到遍地都是半拉子工程。如今的大萧条，正是过去几年“大跃进”所要付出的代价。如果我们还指望靠这条老路走出危机，最后只会陷入日本式三十年萧条。
《人民日報》坦承，“中国经济前景不妙，有可能出现危机”。温家宝总理也说，中国的经济困难还会持续一段时期。中国经济的这一下滑趋势，出现在中国“党和国家正面临的非常时期”，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民众抗议浪潮挑战中国政府的“维稳政治”，以及权力斗争的空前激烈和方兴未艾。政治丑闻，社会不稳，再加上经济下滑，这将是对中国现行专制政体雪上加霜的致命打击。中国经济的“刹车”，将造就更多的失业大军，加剧分配的失衡和社会的不公，制造更多的民怨和社会动乱，将让中国政府政权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和危机”。中国政府以“新权贵”利益为导向的政治行为及体制，是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深层病源。
据官媒报道，目前拉动中国经济的三大动力出口、投资和消费均出现危机。中国的出口因为工资的上涨、人民币的升值和进口原材料的上涨等因素而明显萎缩。同时，大陆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明显减弱，2008年政府的四万亿人民币投资已经用完，房地产投资也在萎缩。因股市和房市的下跌以及民众财富效应的减弱，中国消费者的消费意愿亦萎缩。一些西方专家认为，中国经济高增长和景气的时代已经结束。甚至预计，三至五年之内，中国的经济将会出现崩溃。
中国经济出现下滑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以“高速增长”和新权贵利益为导向的经济政策和由此而形成的“泡沫型”（或投机型）经济模式。近年来，在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出口、投资和消费三套马车中，固定资产的投资（如在机场和铁路建设、钢铁生产和房地产等方面的投资）占大陆生产总值的比例越来越高，甚至已成一家独大。从1980年至2009年，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2%增长到了67%。而房地产投资，又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中占尤其突出的比重。2011年，中国的房地产投资已占整个固定资产投资的25%。近年来，许多大城市的房价得到成倍地增长，高房价问题已成为引发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之一。这种爆发性的固定资产投资（如2008年政府以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来拉动中国经济的增长），虽然让中国暂时摆脱了前几年的世界性经济衰退，但由此而造成的大量无效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的加大，却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隐患和后遗症。
如今，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比例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点。而中国大多数的政府投资却没有经济效益。这些大量积累的无效或低效投资，则促使企业负债率和亏损的无止境增大，以及让生产和经济效益总体下滑，从而造成供过于求、恶性竞争、盈利下滑、企业倒闭、失业和资产价格下降的恶性循环的危机状态。这种以过高固定资产投资作为刺激经济的手段（或主要以房地产投资推动增长的模式），虽然可换取近期的确定性，但却带来了中长期的不确定性。
现在，中国经济前景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不确定了。中国股票市场近年来的一路走低，即是这一“不确定”的明显表现。连续两年，股市已成为全球主要股市中表现最差的市场。政治以盲目的经济增长为导向，以及经济增长过度地依赖于固定资产的投资，是“高增长”经济抛锚和刹车的重要政治与结构性来源。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建立在以权力和资本为主导的政治上的。在这种结构中，政府扮演组织经济发展主体的角色，控制国有经济和整个社会的资源，维持有利于权力和资本的经济增长。政治权力需要社会的认同和资本的支撑，在民众的自由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这就需要以经济的高速发展来实现。而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则是以不断加大成本和将成本转嫁给社会(让民众买单)的方式来促成的。这种以加大成本来实现增长的模式，给经济发展带来极高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让过渡承担成本的民众难以为生，从而使社会持续地处于一种不稳定对状态之中。
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在于政治体制。在一党独大和权贵集团掌握经济命脉和社会资源的结构中，分配严重失衡，国企和银行垄断，价格扭曲和行政干预，资源和资金低效配置，权贵集团坐大，资产泡沫，贪腐和官商勾结等，经济泡沫不断扩大，投资无限膨胀，债务和信贷风险递增（增长是不断靠加大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债务和信贷来维持的），投机扩大，过剩或落后产能增加，市场缺乏公平竞争环境。这些结构性问题，是由政府的武断、偏颇、弱智和不公正行为和决策造成的。而政府的“低能”行为则来源于以权贵利益为诉求的政体。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积累了大量的问题。这些问题却一直未能或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其原因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没有得到相应地改变或改革。在专制政体下，由于缺乏政党竞争和民主程序，政府的行为和决策不受社会的监督与制约，政府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不受限制，这使得有利于权贵阶层的既得经济模式难于被触动和改变，从而使上述的诸如分配失衡、投资过度、消费萎缩、资源和资金浪费、市场价格扭曲、产能过剩、市场公平竞争机制缺乏等问题难以被解决和根除。专制政体不改变，中国经济结构的改革则不会有成效，中国的经济问题就不能得到根本而有效的解决，经济危机就难以避免。
中国目前的经济下滑是其经济泡沫即将破裂的表征，爆发经济危机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但经济下滑却不能再靠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来遏制，不能再以大量的政府“输血”或发行货币来暂时缓解或拖延。如果再刺激，就会让问题变得越来越深重，后来的危机就会变得更大和更具毁灭性。中国的经济问题必须从结构上去改变，即：将现有的以固定资产（主要以房地产）投资来拉动经济的模式，向以发展（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模式转变。而这一转变则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会将经济增长拉下去，同时也会触及既得权贵利益集团的利益和动摇现存的政治权力结构。
中国经济的下滑和接踵而至的危机，将加剧分配失衡、通货膨胀、企业倒闭、失业、贫困和贫富差距等态势，从而使已经不断高涨的民怨和民愤更加高涨，使社会更加动荡，甚至引发全国性的动乱，最终迫使中国政府不得不面对改变其现存政治制度的问题。民以食为天，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的保障是中国政府政权合法性的一个唯一重要的来源。经济停滞或崩溃，物价高涨，贪官横行，贫富悬殊加剧，民不聊生，将使中国政府更快地失去整个社会对其执政合法性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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