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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薇：日本的国家定位与历史反思

进入专题： 日本 国家定位 历史反思    ● 李薇   　　
　　日本民主党政权在2011 年完成的”以获取政治安全利益、分享经济红利为主题，实施多元化布局并以中美日三边对话为核心机制”的外交安全战略方向，主要受传统安全上大国关系特别是美国亚太战略的影响。这一方向的确立，标志着日本政界主流及民主党内部多数派在外交安全战略上达成为了共识，其纵深处是对日本国家发展的愿景。受制于其在对世界形势特别是对中国的认知上”近视”的精细和”远视”的误判，这一战略并不能使日本实现”正常国家”的定位。日本民族自身的精神哲学、战后美国的东亚政策是阻碍日本进行历史反思的内外部因素，未尽的历史反思给东亚和平留下了不确定因素，日本的”正常国家”定位也因此难以为东亚国家所接受。
　　在世界大变局的背景下，日本的国家发展处在重大转折时期，今后的国家发展定位是日本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日本的国家定位基于对其自身所处国际环境和自身能力的认知。国家定位的实现，取决于为实现国家定位所确定的外交安全战略与其自身所处的客观条件是否一致。日本想要实现”正常国家”1的定位目标，得到其周边国家的承认是重要条件之一。由于内外因素影响，战后日本未能实现彻底的历史反思，这不仅客观上限制了日本自身认知能力的提升，也影响了日本与东亚国家特别是中国和韩国实现历史和解。因此，日本的历史反思问题必将成为其实现”正常国家”定位的障碍。本文拟从对2011年日本外交安全战略的分析入手，揭示其战略背后的国家定位目标；分析影响日本实现该定位目标的历史反思不足之障碍，从中透视日本问题的复杂性。
　　
　　外交安全战略的纵深：”正常国家”定位
　　
　　日本民主党政权在2011年完成了外交安全战略方向的确立。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2011年12月14日在日本记者俱乐部的讲话中指出，日本外交的责任是谋求日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玄叶认为，为了规避风险并抓住机遇，日本要继续把日美同盟作为外交安全的基轴，在亚太地区构建多层次的双边、三边、多边的地区对话框架，开展多种多样的协调，支持依照国际法建立国际新秩序。玄叶还特别强调了”中国的发展是机遇”，”为了构筑开放的多层次的合作关系”，”中国的参与是不可或缺的”，而”日美中三国战略对话与协调具有前所未有重要性的时代即将到来”。日本外相近期代表官方所做的一席发言阐明了民主党政权的外交安全战略方向。如果作一个概括，那就是”该战略以获取政治安全利益、分享经济红利为主题，实施多元化布局并以中美日三边对话为核心机制”2。日本外交安全战略方向的确立是基于对世界和本地区形势发展的认知，主要受传统安全上大国关系的影响，特别是美国亚太战略的影响。3东京财团首席研究员渡边恒雄指出，对于日本来说”2011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美国回归亚洲给日本的对华政策带来良机”。4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提升了日本在美国战略中的存在感。玄叶光一郎在讲话中说：”奥巴马总统表明了这样一种方针，即重新调整美国的外交安全的优先顺序，将亚太地区放在最优先地位。我认为，美国的这一新立场，对于不论以往还是今后都一贯把在亚太地区的日美合作定位为外交支柱之一的日本而言，提供了极其令人深受鼓舞的方向性。”5在2011年，美国已经通过高调宣示战略重心东移和遏制中国”扩张”，套紧了日本这个首要同盟；通过”3·11″后的”朋友作战”加深了日本对美国的政治认同；通过日美”2+2″会谈进一步强化了日美同盟的战略地位和区域安全作用。6日本则利用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机遇，以头号盟国的特殊身份，在亚太地区展开战略行动。
　　日本外交安全战略方向的确立标志着日本政界主流以及民主党内部多数派在外交安全战略上达成了共识。这个共识不仅承袭了自民党的政治外交政策观念即以日美同盟为核心，而且相对于自民党时期的”傍美”显示出更大的灵活性。相对于此前的鸠山由纪夫和菅直人，现任首相野田佳彦对日美同盟的必要性、可用性有更明确的认识。野田自称”泥鳅”性格，主张”两足行走”，7在强调以日美同盟为基轴构建日本外交安全战略的同时，谋求最大限度地在同盟框架下拓展自主外交，运用军事资源。8美国糟糕的财政状况将逐渐给同盟中的日本带来更多的责任和更大的活动空间，同盟作为日本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工具性特点也会更加突出。日本的外交安全战略正在加速从自民党时代传统的”日美同盟下的日本战略”走向”日本战略中的日美同盟”。
　　日本民主党的外交安全战略方向的纵深处，是对日本国家发展的愿景。野田佳彦在其”我的政治哲学”中明确指出：”我们要下定决心，自己的国家自己保卫。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坚决坚持日美同盟。”这一表述不仅反映了野田等政治家们的政治抱负，也反映出日本并没有因为”失去的二十年”和东日本大地震造成的国难而放弃实现”正常国家”的夙愿。可见，在日本一系列外交安全行动的背后，隐含着扩大战略影响、强化自主防卫力量的战略性目的。目前的外交安全战略是趋近”正常国家”目标的过程和手段。实现”正常国家”目标是战后日本大多数政治家的共同夙愿，只是在不同阶段采取的战略手段不同。吉田茂路线是将防务全部交予美国，日本专治经济发展；当日本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之后，政治目标便逐渐走上前台，”正常国家”从心底的愿望变为政治口号。在如何实现”正常”的问题上，政治家之间存在分歧，例如鸠山由纪夫主张的路径是重视亚洲和对等的日美关系9，野田佳彦所代表的多数派则主张利用日美同盟关系实现军事自立。
　　
　　战略选择的局限与身份认知的制约
　　
　　日本战略选择的背后，是日本在变化的国际环境中对自己身份的认知，也是日本在变化的世界秩序中对自身角色的选择。2011年日本确立的外交安全战略并不一定能使日本实现”正常国家”的定位。首先，由于日本外交安全战略依旧沿用的是在与最强大国家保持同盟关系中求发展的传统手法，如日本近代以来所经历的那样，这种同盟关系必然随着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具有先天的不稳定性。其次，日本将日美同盟关系凌驾于其他双边关系之上的定位方式，具有不可回避的矛盾性，例如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不可能是中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也不可能是中国与美日同盟的关系，日本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也并非依照日美同盟关系而运转。再次，虽然以日美同盟为前提的外交安全战略使”安保论争”暂停，但日本突破和平宪法的步伐在速度和力度上都明显加快，现在的”傍美”是在为将来的”脱美”创造条件，美国对此的容忍度以及一旦脱离日美同盟关系的日本能否给亚洲带来安全都将是一个大问号。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目前的日本作出上述选择呢？日本的外交安全战略思路表现为对美、对华两条主线，但就当前而言，”中国因素对日本内政外交的影响空前上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日本对外战略特别是安全战略的走向”。10日本在对华关系上，显示出安全上严密防范、经济上深度接触的两面性。11从安全方面看，对中国和美国的政治认同差异是影响其战略选择的主要因素，心理认同越差，战略防范越深。中日之间互不信任和防范意识的构成源于复杂的因素，包括历史问题、领土主权争端、中国的快速崛起等。因此，想在短期内扭转这种防范意识并构筑战略互信关系是不可能的。从经济方面看，日本借助中国经济强劲发展之力保持和拉动经济活力的基本框架已成客观定局，并在日本经济界形成共识。因此，我们看到的是，面对”正常国家”目标与自身体量相对缩水的纠结，野田政权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寻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一方面借助日美同盟框架最大限度地在外交安全领域伸展自己，另一方面借助中国经济的发展动力带动本国经济增长。
　　日本对自身的身份认知更多取决于对中国的认知。对中国认知出错，对自身定位随之出错。从历史上看，面对近代西方国际规则对东亚秩序的冲击，近代日本在认知自己国家身份的过程中，始终把中国作为其自身定位的比照，日本对自身的认识随着对中国的认识的变化逐渐形成。日本一方面把亚洲和中国作为落后的符号，把自身作为文明的符号，以示区别；同时又把自己和中国一起作为”自我”，以亚洲的身份去关注西方的”他者”。12面对”西力东渐”，日本的应对是，通过倒幕维新建立了以天皇为首的强大中央统一政权，通过推行”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政策，成功地摆脱了殖民地危机，并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员。日本的”变身”导致了自我认知及对华态度的变化。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和冈仓天心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日本面对中国时的两种身份，13前者是摆脱亚洲的身份，后者是代表亚洲的身份，两者都把文明的符号从欧洲或从中国移动到自己的头上。换言之，无论是把亚洲和中国作为落后的符号与自身相区别，还是把自身作为文明的符号与亚洲或中国相区别，14两种身份的定位最终都归结在帝国主义民族国家的性质上。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世界形势的认知，特别是对中国的认知上，”近视”的精细与”远视”的误判制约着日本的自身定位。为了认知中国，一直以来日本民间和政府的投入是巨大的。除大陆浪人、新闻记者、商界人士外，还有军事情报机构、日清贸易研究所15、东亚同文书院16、满铁调查部17等成建制、有组织地对华调研。对华调研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久以及考察之深入、分析之中的，是日本在对华权益上屡屡得手的重要原因。但是，日本对中国微观”近视”的精细把握并不意味着对中国宏观”远视”把握的准确。日本始终低估了中国的内聚力、抵抗力、潜在力。其对华调研上表现出的精细和对华认知上做出战略误判的特点至今没有改变。
　　
　　实现国家定位的自身缺陷：历史反思
　　
　　如前所述，日本是经过认识上的思辨后走上战争道路的，这个过程是日本对中国、对东亚乃至对世界的认识过程，也是日本对参与西方资本主义扩张和国际秩序做出权衡和选择的过程。基于上述对亚洲、对中国的认知方式，日本所有的侵略战争最基本的意识形态建构是：在面对欧洲白人殖民的时刻，唯”脱亚入欧”的日本有能力、有责任拯救黄种人。在这套逻辑下，无论是以日英同盟为基础的所谓”协调”路线，还是所谓的”亚洲门罗主义”路线，其区别仅仅在于与欧美国家打交道的方式，而在掠夺亚洲特别是在侵占中国的权益上，近代日本则表现得格外野蛮残暴。日本以”文明”符号赋予自己主宰”东亚新秩序”、构建”大东亚共荣圈”的正当性。这个定位所导致的结果是带给中国等亚洲国家巨大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战后的东京审判意味着欧洲和亚洲对日本的拒绝，标志着日本脱了”亚”又没能入得了”欧”。但是，近代日本在”脱亚”与”兴亚”双重变奏下的所作所为，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清理。18靖国神社问题就是典型的例子。
　　自从1984年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参拜靖国神社并遭到中国政府抗议后，中日之间达成了某种政治默契，即日本政府主要阁僚不再参拜祭祀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但是，2001－2006年，小泉纯一郎在担任首相的五年半内，却五次参拜靖国神社，使得中日两国关系冷至冰点。靖国神社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它的祭祀对象和祭祀活动具有肯定侵略战争的政治意义。靖国神社祭祀的”神灵”由将近250万个明治时代以来的战死者名单组成，经国家意志选定。这些名单除14722人之外，绝大多数是在对外战争、特别是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的战死者，包括因犯下”破坏和平罪”被东京审判判处死刑的”甲级战犯”19。靖国神社具有宗教性表象，其本质是国家的”选灵”和国家的祭祀。战后的日本，在政体与精神上呈现分裂状态，尽管政治体制转变为民主主义，但靖国神社以及遍布全国各地的”忠魂碑”、”彰显碑”、”慰灵碑”却并没有断绝与战前的关系，继续发挥着作为传承”国家主义”载体的作用。20靖国神社作为一个祭祀战争死者的场所，起到了昭示价值的符号作用。它不断唤起并创造记忆，体现了一种把侵略战争美化为自卫战争的历史观。虽然近代以来日本国家发动的历次对外侵略战争早已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国际法庭的审判，但是，靖国神社的合祀逻辑依旧存在，传承的祭祀活动依旧继续。因此，”只要怀有受害记忆的邻国国民的个体的、族群的记忆没有消失，官方参拜行为所引起的对日本国家的愤怒和批判就不会停止”。
　　战后的日本宪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国家及其机关不得支持、不得参与任何宗教行为，即坚持”政教分离”原则。日本国家首相、政府职员等都具有国家机构的公职身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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