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见”观察员 陈仲伟
网上发言遇到“敏感词”怎么办？众所周知，谐音替代等各种巧妙的方式被年轻的网民广泛应用。有时候，他们还会借用官方话语，并赋予不同的意涵，以网络恶搞的形式大行其道。很多学者借用符号学家巴赫金的观点，将这种现象诠释为借以纾解对现实不满的“网络狂欢”，但罕有学者从年轻网民的日常经验与视角出发来考虑他们与网络审查的互动。
曼彻斯特大学在读博士Astrid Nordin与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在读博士Lisa Richaud在2012年2月举办的15届哈佛东亚研究年会上提交的论文《从和谐到河蟹：党国语言的去政治化与再政治化》，试图从年轻网民的视角回应这一现象。2009年至2011年，作者通过豆瓣随机邀请以及豆瓣好友推荐，与41位北京高校学生（含硕博士研究生）就此进行访谈（其中男生占61%，党员占24%）。
作者指出，2009年以来，诸如“被自杀”、“被旅游”、“被自愿”等“被”字构词法的流行成为抵抗官方话语的隐喻。尽管自2010年下半年以来，网络审查愈发严格，敏感词也不断变动，然而在不得不服从这些硬性约束的同时，年轻网民依然创造出很多办法来规避审查。
恶搞作为一种网络文化为西方学界所注意始于2006年。它们往往以黑色幽默、嘲讽的方式回应掌权者，孟冰纯、林培瑞、萧强等学者都曾指出：言语的抵抗正是基于诸如“和谐社会”之类的官方固有话语，当它们被戏拟与仿效时，往往具有了弦外之音。它既是一种回应官方话语的可行方式，又是草泥马们的接头暗号，甚至是无权者的权力。这种观点在稀少的关于中国网络恶搞现象的学术研究中占据主流。2011年哈罗德（David Kurt Herold）和马若特（Peter Marolt）甚至在他们编纂的论文集中将中国的网络空间视为网络狂欢的“独立区域”。
不过，也有质疑之声，譬如拉格奎斯特便认为：很难判断这种恶搞究竟是抵抗，还是生活优裕的年轻人对网络审查的孱弱回应——在巴赫金的理论中，狂欢指的是现实规则的搁置，人们从日常的规则与限制中暂得解脱，从而与现实生活构成对立。
两位作者实际上延续了拉格奎斯特的怀疑态度。作者认为，把任何对当权者的嘲笑都解读为革命，就像把任何群体活动都上升到政治性高度一样可笑。
作者发现：受访者大多对政治表示不感兴趣，然而“被和谐”是普遍经验。受访者普遍认为他们所受到的网络审查是过头的，不合理或者治标不治本的。对于被和谐的感受，受访者表示不爽、愤怒，甚至觉得滑稽、荒诞。
对于网络审查的回应，有些受访者会一段一段的发帖以剔除关键字，有些受访者会因担心风险而放弃，更多的人只是因嫌麻烦或习惯了被审查而选择放弃，只有少数人会选择翻墙在不受审查的网站发言。作者发现那些表示心怀怨念的服从审查者多半会对审查采取绕行策略，独辟蹊径，恶搞之风由此而起。
作者继而将这种嘲讽归为三类：甲类是古语新用，譬如“天朝”；乙类是套用宣传话语，譬如“我党”；丙类是谐音与引申，譬如“河蟹”、“草泥马”、“五月三十五号”。受访者均表示，他们更多的是一种戏谑并频繁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乃至党员中相互以“贵党”调侃。
作者认为，绕行策略本身就表明：这并非明确的挑战。相反，审查渗入到日常生活，规则不明确且变动不居的审查反而进一步遏制了表达自由。网络并非如很多学者所想象的是独立与现实生活之外的乐园，这里等级、特权、强制等现象依然普遍存在，从而反驳了一些学者对狂欢概念的套用。同时，线上的语言方式与社交方式也会延伸到线下，但恶搞发泄了参与者的不满，纾解了与网络审查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纾解使得“阿Q形象”现实地发生在我们身边。
作者认为，恶搞与其如前述学者所认定是政治性的，毋宁是去政治化的。这种恶搞掏空了政治话语本身，如同“河蟹”消解了“和谐”的冠冕堂皇，此行为与反抗无关，而是将宣传话语变得很古怪。
作者进一步指出：在极权主义社会，这种恶搞固然是一种反抗；然而在后极权主义社会，调侃的反抗意味基本被社会整体的去政治化氛围所消解。不过，它依旧对草根社群与草根文化的发育，以及公民集体行动的集结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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