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加罗报》驻京记者Arnaud de la Grange在文章中首先指出，30年来，这位近期获得了美国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的经济学者一直面对那些毛时代遗产的守卫者，坚守自由经济理念。他经常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但却从不低头。
这篇文章开篇就结合茅于轼曾是铁道工程师的经历，写道：火车有时候会将我们带往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五十年代，他在中国东北部当养路工的时候，茅于轼根本不会想到有一天他会穿梭于各种国际研讨会，会在面貌一新的中国，成为一名与众不同、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
文章写道，2012年，茅于轼的确有很多理由露出微笑，不仅仅是因为他获得了表彰自由的市场经济主张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奖，也是因为薄熙来倒台对薄熙来所代表的中国新左派中那些毛派势力的沉重打击。但是，也正因为他不断呼吁公开批判毛泽东，他变成了这些新版红卫兵的矛头所向。政府也对他的自由派主张多有不满，2010年，他在准备登上飞机的那一刻，被阻止出行。当时正是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敏感时期。但是，2012年春天，中国总理温家宝指出文革可能重演的危险时，表达的其实正是茅于轼多年来在沉默中呐喊的心意。
茅于轼刻意与薄熙来事件引发的政治地震保持距离。他向《费加罗报》记者表示，他所看到的不过是高层权力斗争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这是件好事。除此之外，他认为这正是一个告别危险的毛主义阴魂的大好时机。他说，他一直在说，必须明确地彻底批判毛泽东。他不明白为什么没有人敢这样做，而现在正是时机。他呼吁公布文革、反右、大饥荒等时期的真相。他认为，这样做了，大家才可以评判，因为那些相信毛的人并不知道事实真相。
《费加罗报》这篇文章介绍说，毛时代的错误，茅于轼有过痛至切肤的体验。他1929年出生，在一个不同寻常的家庭长大。父母都曾在国外接受教育。茅于轼指出，全家人的潜意识都受此影响。孩子们很早就接受了西方思想。茅于轼的父亲是从美国大学毕业的铁道工程师，当年曾奔赴中国各地，铺建铁路。1937年的对日战争第一次将他们全家推进磨难。少年茅于轼经常吃不饱，身体不断长高，衣服总是太小。1949年5月27日，共产党军队开进上海时，年轻的茅于轼挤在人群中，观看队伍通过。20岁时，他满怀希望地走进著名的交通大学学习。但他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
这位青年铁道工程师随后被发配到东北。但是，24岁的他已经很喜欢将观点梳理成理论发表。1955年，他被调入北京铁道研究院。两年后，被打成右派。茅于轼表示，这是他生活中两次最痛苦的时段之一，影响了他此后二十年的生活，人的权利完全不被承认。1959年年底，他又被发配到山东农村种地。在那里他体验了三年大饥荒。有两千万到四千万人在那场饥荒中死去。他自己也险些送命。茅于轼说，当时，他已经全身浮肿，眼睛都难以挣开，只是靠捡蚂蚱吃才活下来。但新的灾难又随文革而来。他的妻子被红卫兵剃光头发，母亲被剃成阴阳头，以示她们是人民的敌人，可以在街头被打。茅于轼自己也曾在挨打，直到满背鲜血。
1976年，知识分子被平反，茅于轼从工程学转向经济，专心改革话题，乐此不疲。80年代中期，他调入中国社科院，几年内就跻身最著名的经济学家行列。1986年，他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在哈佛大学授课一年。1993年，他组建天则经济研究所。他还开展扶贫项目，创立富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在山西实践小额贷款，培训进城的农家子弟。
《费加罗报》文章写道，政府有时候也试图拉拢他，曾经邀请他加入政协。但当时，他参与联署了呼吁平反六四的公开信，政府也只好就此罢休。他也签署了因为呼吁民主而给刘晓波招徕麻烦的《零八宪章》。新左派扬言要烧毁他的书著，出版商也因为出版他的著作受到压力。但是，这篇文章在结束时指出，茅于轼以他的方式，以他的微薄之力，竭力给这个政权凶恶的守门人灌输这样一个概念：特立独行并不意味着持不同政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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