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信力建
尽管中国的省界往往沿袭已久，还是存在一些纷争，比如湖南和湖北的边界，上海与浙江的岛屿，重庆从四川独立出来……这些纠纷不为人注意，因为它不会激发非理性的民族情绪。历史上国境线变动是常有的事情，古代国家是君主的，跟百姓关系。版图民族主义是共和制出现之后的事情，欧洲因此纷纷扰扰近两三百年，以两次世界大战达到最顶峰。 欧洲人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一体化。1950年5月9日，法国外长罗伯特·舒曼提出“欧洲煤钢共同体”的设想，为促进欧洲联合奠定了基石。西欧6国在“煤钢共同体”基础上，1957年3月25日，法国、西德、意大利、卢森堡、比利时和荷兰6国签订《罗马条约》，这一天也就成了欧盟的法定“诞生日”。在其后的50余年时间里，欧洲一体化经历了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货币联盟的发展阶段，并实现了由经济共同体向政治共同体的延伸。
现在德法意三国汽车厂商竞争远比中日韩三国激烈，但是欧盟国家再也不可能隔三岔五地砸外国汽车。就像我们的省市，欧盟国家之间再也不会有南海、钓鱼岛和独岛之类领土争端。整天念叨着领土问题的俄罗斯被排斥在欧盟之外。毫无疑问，东亚国家间要想永久平息领土争端，必须走一体化之路，此为启示之一。
欧洲并非一体化的先行者，前有北美联邦，更前还有秦始皇一统中华，近代欧洲并未受到两个巨型政体军事威胁，但是经济上的规模劣势却明显。欧洲是重商主义发源地，国家间的经济屏障延续到各自的殖民地，靠海外殖民地维持规模优势。当海外殖民地逐渐独立之后，欧洲内部市场联合的压力比军事压力还要大，所以欧洲一体化是从内部撤除贸易壁垒起步的。
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直享受着祖先留下的市场规模优势，过得相当滋润，这是刺激欧洲一体化的诱因之一，但在欧洲一体化之后，比较优势大打折扣。欧洲一体化反过来又构成对东亚市场一体化的压力。
东亚一体化的压力有了，阻力也很大，阻力来自政体和文化两个方面。不同政体是很难一体化的，专制与民主的权力来源正好相反，临时结盟还行，长期治理则无法调和。过去有苏联阵营和西欧阵营对垒，事实摆在那里，这里不多说了。文化阻力主要是指宗教信仰，欧盟成员国都有基督教信仰背景，土耳其因为是回教国家，所以不被接纳。政体和文化，这两个阻力在东南亚联盟都存在，所以东盟的实际效果不明显，它更像是应付外来威胁而被动成立的协调机构。这是欧洲一体化的启示之二。
中日韩东亚三强政体存在差异，但宗教信仰基本一致，都以儒家为底色，兼容多种宗教。宗教信仰难改，政体易变，所以东亚国家一体化前景是乐观的。不过现在不着急拟议东亚一体化，中国尽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为东亚一体化扫清障碍，才是当务之急。可以把东亚一体化看成解决中国民主化初期困境的一种预案，好比两德合并那样。中国经济改革靠港台两部发动机拉动，但是他们拉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就显得吃力了，日韩两国的拉动力量会强劲许多。现在的疑问是，日韩两国还有没有这种使命感？如何激发他们的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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