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 容易被“刍狗”的大众

作者：信力建 

《老子》第五章有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何谓“刍狗”？魏源的解释是：“结刍为狗，用之祭祀，既毕事则弃而践之。”简言之，“以万物为刍狗”是说将万物看作刍狗，用时尊荣，用后即弃之如弊屣，顺其荣华至衰败的发展过程。这自然是不讲仁恩了。至于“以百姓为刍狗”更擅长这一招的应该不是“圣人”，而是统治者。我们不妨看看历史。

譬如，慈禧太后虽然系女流之辈，可她对“以百姓为刍狗”利用大众来为自己泻私愤捞好处，就很在行。这主要体现在庚子事件之中。

1900年系庚子年。此时的慈禧对洋人是恨之入骨，其原因是：首先，列强保护和帮助被通缉的维新人士。其次，废帝计划受到列强的干扰。更要命的是：慈禧还听信谣传，说是列强要她归政光绪，这对视权如命的慈禧而言，不啻晴天霹雳。于是她决定对洋人进行报复。至于方法，她将目光瞄向了方兴未艾的义和团运动。此时义和团正在北方兴起，打出的旗号是“扶清灭洋”的旗帜，义和团在反洋教问题上采取的那种横扫一切的态度，那种由反对不法教士到反洋教，发展到反对一切西方文化和科学发明的立场，那种由杀教士、烧教堂发展到凡是西方发明的东西都要摧毁，于是干起扒铁轨、倒电杆、毁电线之类的行为。这种野蛮和愚蠢的行为使得慈禧眼睛一亮，何不借刀杀人？加之毫无见识的她对义和团宣称的诸如刀枪不入的奇异功能也不乏信任，于是谈起“总以顺民心为最要”的堂皇道理。还大谈民心可用——“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在她的忽悠下， 义和团愈闹愈起劲，开始大开杀人毁教之风：“自称符咒种种灵验，可避刀枪，愈传愈远，愈远念妄，……其迫害教民也，以逐西教士为第一意。伪称奉太后懿旨，故受其蛊惑者日益众。七八月之间，遂千百成群，依势作威，而天主教民适逢其怒，被抢数十村，耶稣教尚无恙也。至中秋节前数日，匪焰更炽，于是不论天主教，耶稣教，既是教民不免惨害矣。……先惟劫掠财物，后则毁教堂，害教民，杀教士，无不可矣。” 1900年6月21日，慈禧更是向11国列强宣战，而后令人打开城门，放义和团进来。数十万义和团民一拥而进，开始了他们与清廷短暂的“蜜月之旅”。生平第一次，清廷对民间组织优厚有加，管吃管住还发薪水。6月22日，清廷发给义和团2万石粳米，并悬赏杀洋人，“杀一男夷者，赏银五十两；杀一女夷者，赏银四十两；杀一稚子者，赏银二十两”。同时，慈禧还额外赏给进攻外国使馆的义和团十万两银子。

然而，就在她忽悠义和团为她火中取栗的同时，她却从来就没有真正信任过义和团，所以，几乎就在清军和义和团进攻使馆的同时，慈禧也没停止针对使馆的联系。慈禧太后不但屡次派人到使馆慰问，还送去西瓜、菜疏、米面等物资。在逃跑路上慈禧自己也坦言，“依我想起来，还算是有主意的，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间，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虽是没拦阻他们，但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的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的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而当八国联军出兵之际，慈禧更是决定转而讨好列强——“量中国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对已经失去利用价值的义和团，则举起了屠刀：9月7日，慈禧发出上谕：“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除不可。”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慈禧以为，只要她把责任推给义和团，就可以取得侵略者的谅解。就这样，义和团从“民族的栋梁”一夜之间成了“国家的罪人”！在慈禧发出的那份上谕里，所有的问题都被推到义和团身上，所有的罪责都要由义和团来承担。现在，义和团团民不但要面临八国联军的攻击，还要面对清军的剿杀——众所周知，清军有“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光荣传统，他们在剿杀义和团的时候格外卖命，手段也格外残忍。义和团之人头滚滚血流满地，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同样的招数在后来的领导人中也不乏利用。比如，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文革前夕，大权旁落的毛泽东为了重返政治中心，决定清除在此之前在前台风光十足的刘邓，于是制造舆论称中国存在—个官僚资产阶级，并且已经掌握了基层一大部分权力。到1964年，他认为，搞“四清”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要寻找新的解决办法。1965年下半年到1966年初，毛泽东更把矛头明朗化，称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内部，已经产生了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是—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领导权已经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了；在党、政府、军队里，也有一部分权力被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所掌握。如果不搞掉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因此，他下决心，要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的权力夺回来，以保证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这就需要搞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至于运动主力，毛泽东选定的是天真未琢，而又对他十分热爱的青年学生。就这样，一个叫红卫兵的组织开始在中国出现。1966年8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除了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等文件外，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肯定红卫兵组织。8月1日开会当天，全会就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复信。全会于8月8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中，非常明确地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全会开会期间的8月10日下午，毛泽东亲自来到中共中央接待站，对前来庆祝《十六条》的群众(包括红卫兵)代表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全会的决定和毛泽东的讲话，实际上已经明确肯定：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锋、闯将。当时，毛泽东正是依靠红卫兵来搞“文化大革命”的。接着，毛泽东自己主动提出要接见红卫兵，并且先后接见了8次。在1966年10月1日的这次接见中，有的红卫兵组织在天安门广场打出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横幅，公开呼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算是真正摸准了毛泽东意图。于是，在这群天兵天将的横冲直闯下，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刘邓很快倒台。

接下来，这群立下汗马功劳的红卫兵也逃不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宿命：毛泽东很快表示以后运动要转为依靠工人阶级，至于青年学生，则“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基于这一考虑，毛泽东采取了三个措施：一是派工宣队进驻各学校，由工人维持学校的秩序，甚至在党委已经倒台的情况下，由工人代表来当学校的负责人；二是派军宣队进驻各学校，由军代表主持学校的工作；三是在后来成立的“三结合”领导班子中，让军队干部、工人代表、老干部代表担任主要领导人，青年学生代表虽然也结合进领导班子，但是位置排后，不担任主要领导工作。不特此也，一些不听话的红卫兵组织还遭到当局镇压：比如北京的“联动”：1967年1月21日，以首都中学红卫兵为主，在北京召开了“彻底批判‘联动’大会”。接着，“联动”设在北京101中学、北京工业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师大附中、人大附中、十一学校、八一学校等校园内的“联动”据点先后被摧毁，分散在上海、沈阳、武汉、南京、广州、长沙、新疆等全国各地的“联动”力量均遭到镇压，大批“联动”头头被逮捕。

很多历史事实都证明这样一个规律：所谓群众运动往往始于运动群众，最后终于镇压群众——大众，“刍狗”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