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 网络问政关键在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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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问政关键在问责

胡泳

2012年9月21日 贵阳

第二届网络问政与舆情监测高峰论坛

网络问政绝不是简单的下情上达或上情下达。网络问政也不仅仅是问计于民。网络问政最终应该走向问责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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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接下来有请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老师为我们作专题演讲，胡泳老师是国内最早从事互联网和新媒体研究的人士之一，他写作的《网络为王》是国内首部全面介绍互联网的诞生、发展、现状以及未来趋势的专著，他演讲的题目是《网络问政关键在问责》，有请。[11:50]

·     [胡泳]:各位朋友上午好！我回顾一下，在2010年的时候，“政务微博”这个词还没有出现，广东走得比较早，广东省开通了全国第一个公安微博群，当时《南方都市报》约我写评论，我写了《政府微博三原则》。第一个原则是“直面评论”，广东有一些地级市公安局开微博的时候，出现了删负面的评论，包括利用新浪微博提供的功能，限制别人对它进行评论，所以我第一条特别提出来，一定要直面评论。刚才汪玉凯老师讲到了人民日报微博为什么成功，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对负面评论的一种态度。人民日报微博从一开始就决定绝不删除负面评论，哪怕是骂人的评论。[11:51]

·     第二个原则，也是针对当时广东一些公安微博产生的实际问题，就是官味太浓了，宣传味太浓，所以第二个原则就是“请讲人话”。刚说出来的时候很刺耳，后来有媒体在传播的时候把第二个原则改成“学会讲话”，这不是我的原话，我觉得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
第三个原则，叫做“结果为上”。这跟我今天讲的题目高度相关，就是一定要行胜于言，今天我提出来网络问政的关键在问责，实际上是落实第三个原则的问题。[11:52]

·     在讨论什么叫网络问责之前，先分析一下什么叫网络问政。因为我们做研究定义概念的时候，有两种定义方法，第一点你定义这个东西是什么，还有一点你反过来定义这个东西不是什么，通过不是什么来论证它是什么。我们讲到微博问政这个词，到底什么东西叫做网络问政，这里面有很多认识上的一些误区，所以我想从反面来说，就是网络问政不是什么。[11:52]

·     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网络问政绝不是简单的下情上达，或者上情下达。人民日报有一个新媒体的版面，人民日报有这个条件能够调查到两会的代表，前两年做了一个人大代表看新兴媒体的调查，采访了97名人大代表，题目是为什么人大代表要使用网络，有两条：第一条通过网络搜集民情民意，开展调研。第二条，要充分利用电子邮件、博客、微博等新媒体，加强与人民群众的沟通和互动，这个是典型的双向传播。

这些原因是必要的，但并不足够。除了我们讲到说官员在网络上面对民众的态度问题，比如说王旭明先生讲，官员喜欢说假话、做报告，除了形式上和内容上产生的疑问，还有一个更实质性的区别，大家都说网络问政能够了解民情，汇集民智，更好为人民群众服务，但如果你对微博和整个网络政治功能的认识仅仅限于这一点的话，网络认证最后会沦为官员的T型台，就是走秀的场所。

所以很多人一说到问政的时候，以为官员倾听民声就足够了，听到大多数谈网络问政时都是在谈“听证”。比如说网络邮箱，开始市民写了很多邮件来，但到后来可能没有人管；还有网上信访，从上访到上网；还有大案要案来自网络举报非常多，这些都很好，但它们都属于“听证”的范围。听证的一个很大问题叫做人走政息，这是在中国政坛上太普遍了，有些官员提出了很好的改革措施，这个官员一旦走了人，这个东西能不能持续，要划一个巨大的问号。[11:53]

·     对于网络问政要有一个核心的观念，政府领导关注社情民意，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个不值得赞扬。我通过网络来听取老百姓的意见，不值得赞扬，值得赞扬的是听取了这个意见，解决了老百姓对你提出的疑问，对你提出的期望和问题，这个是真正值得赞扬的，只有走到这一步才是所谓的网络问政。[11:53]

·     所以我个人觉得，无论是张春贤，还是汪洋，在问计于民这个道路上都走得非常好，但我仍然要强调说，仅仅把官员使用网络，或者说地方官员通过网络问计于民，把这样一个东西作为网络问政一种新的东西来认识，我觉得是不足够的。我甚至想大胆地来说一个我的观点，我觉得整个网络问政必须上升到国家政治文明的高度来认识，就是超越地方政治的问计型网络问政。[11:56]

胡泳在演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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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泳]:所以就涉及到我要讲的核心问题，就是网络问政最终应该达到的一个理想结果，就是问责政治，或者叫责任政治。问政和问责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我是搞学术研究的，搞政治学研究的，可能稍微离开这个话题，讲得远一点，讲一下所谓的责任政治是怎么回事。

·     在1989年美国有一个学者叫做福山，那时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命题，叫“历史的终结”，今天不讲这个，我想谈一下他最近刚出的一本书，叫做《政治秩序的诸起源》，他要回答一个基本的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成功了，另外一些国家失败了。他分析中国、印度，伊斯兰世界和整个西方世界，是怎么从一种部落式的结构变成一种国家的结构的。他提出政治秩序可以分为三大要素，第一个要素就是国家，很多人都反感国家，他说没有国家其实很多事情发展不好，所以国家是第一重要的要素。但是国家出现的前提，一定完成一个转变，不能是一种任人唯亲的方式。因为通常来讲人类社会原来的组织方式，先从最亲近的人开始，而国家要通过非血缘性的关系来组织和治理，所有的被统治者都是同质的公民。国家这个要素要从血缘性和地缘性的东西，走向更加普遍的过程。
第二个要素叫做法治。法治不是说你有法律就行了，建成了法律体系不等于有了法治，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巨大的。如果我们谈论法治，意味着法律要代表一个社会的道德共识，法律的权威要高于当时的行政权力。国家的一切都必须在法律框架下运行。因此总理也好，总统也好，部长也好，你就不能随心所欲地统治，你违法了就会受到法治国家的硬约束。[11:59]

·     第三个要素是政治问责制，政府必须感到对全体国民有一种责任。中国有GDP政绩观，为什么官员要去追求GDP的增长，你要问一个终极性的问题，难道GDP的增长就是政府的终极目标吗？你的利益驱动不能超越整个社会和全体公民的利益，而且尤其是你不能把政治当做为自己发财，或者为你的亲属，为你所有的裙带关系发财的工具。问责制政府当然有很多的义务，从美国学者的分析角度来说，问责制跟自由式民主选举是相关的。

·     福山做了大量的历史比较，来分析世界上的国家到底怎么样，最有意思的是他讲到中国。我们首先要说我们老祖宗有一些骄傲的地方，福山认为第一个世界上公认的现代政权是中国缔造的，因为从秦朝的时候开始，秦朝的东西延续了2千年，中国政治是延续了2千年，由官僚体系统治一大片的领土。在公元前221年就有这样的政权，但福山说中国的缺陷在哪里，第一是没有法治，第二是没有政府问责。所以中国的历史传统当中，就缺少现在问责制的所有必要的要素，如果做横向的比较，就很容易得出这些观察，比如说英国在17世纪就已经是议会问责制，这个跟英国光荣革命和资产阶级贵族同国王的斗争，包括对征税权的斗争密切相关，但是对中国来讲，中国出现的情况是我们在几千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的统治者靠什么来进行统治，我们靠什么？我们靠道义性的共识，我们靠道义问责制。[12:05]

·     道义性问责是对上负责，从当一个问责制主要是往上负责，而不是往下负责的自己，你会发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是缺失的，被统治者没有办法给统治者施加真正问责的可能性。所以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你也可以说中国问责是一种道义上的问责，而不是程序的问责，换句话说如果我是统治者，统治者在道义上感觉我对你怀有责任的，我代表了你们最大的利益，代表这个最大利益的过程中，中国过去这些年的确取得了非凡的成绩，西方人也不得不承认的。然而，我刚刚说过，道义问责可能有一个非常大的漏洞，就是缺乏对下负责，这会导致很大的问题。我们看中国历史上王朝的循环，发现最后出问题都出在高度中央化的官僚体系，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信息，不能够了解整个社会发生的事情上，最后不能进行有效的治理，而且这个官僚体系有巨大的腐败。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王朝的问题在中国当代仍然是存在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把网络问政仅仅等同于网络搜集信息，政府是不是尊重人民怎么样来治理的意见，这实际上一直是巨大的问题，我们目前只是狭义的公民参与。[12:07]

·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所有的进步必须建立在当下，当我们还不能进行真正选举的时候，这个时候问责式的网络问政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公民有一定的能力，按照宪法和其他法律对当权者进行问责，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当中，逐渐种下责任政治的种子，其意义也是非常巨大的，同时这个种植过程是一个伦理提升的过程。道义问责制意味着你必须真的是道义的拥有者，你如果是没有道义，或者你只有名义上的道义，那么你怎么统治呢？现在网上的流行语就是“你被打过耳光吗”，如果打过一记耳光就会改变中国的未来，你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和良性的状态吗？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讲问责政治就要求我们的政府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要意识我们对当下的人民必须有求必应，你不能光听到这个呼声，有求必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更重要的一定要把人民的利益至于自己的利益之上。在现实情况下问责式的网络问政的价值在于，在现在的系统当中撬开一些裂缝，安装上一些把手，让我们政府逐渐被置于真正的公共监督之下，我觉得这个叫做真正的网络问政。
这都是我的个人观点，谢谢大家！[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