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章诗依
  
    9月17日,戴煌得知胡绩伟逝世的消息,立即往胡家打电话,胡绩伟的二女婿向他确认了事实,并告诉戴煌,临终前,胡绩伟在遗言中叮嘱:不发讣告,不举行追悼会,不搞任何纪念追思活动。此话打消了这位84岁的老人、著名记者准备去参加追悼会的念头。
  
    胡绩伟,著名报人、原人民日报社社长。河南人民出版社曾出版《青春岁月——胡绩伟自述》一书,是胡绩伟回忆自己青年时走上革命道路、在延安时期办报经历的一手记录。该书的作者简历这样介绍胡绩伟:1916年生于四川省威远县,1936年秋考入四川大学政治经济系。1936至1939年在成都,先后担任《大声周刊》、《星芒周报》编辑,《星芒报》三日刊、《蜀话报》三日刊、《通俗文艺》十日刊的主编,兼任星芒通讯社、《四川日报》编辑。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底到延安。1940年起至1949年在延安,任《边区群众报》主编,1946年兼任延安《解放日报》采访通讯部主任、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及西北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1952年秋至1966年,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任人民日报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总编辑、社长等职。1984年,辞去人民日报社社长职务,专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教科文卫副主任委员。1990年3月,人大代表被罢免,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教科文卫副主任委员等职务被撤销。
  
    这是一份纯粹的新闻人的简历。终胡绩伟一生,没有从事过一份与新闻无关的职业。他的光荣与磨难,都紧系于此。在《青春岁月》一书的结尾,胡绩伟这样总结自己的新闻生涯:“我在成都办报3年,初上笔阵,猛冲猛打,意气风发,这是我办报的幼年时期。陕西办报12年,在报纸业务上走向比较成熟,但在政治上相当幼稚,这是办报的青年时期。即将开始的北京办报30多年,在报纸业务上相当熟练,但在政治上从幼稚到成熟,从单纯到老练,从盲目到自觉,摇摇摆摆,犹豫彷徨,左顾右盼,时而混沌,时而清晰,到老时才算真正觉悟。我曾说自己是老时醒,醒时老”。“老时醒,醒时老”一语,曾让许多人倍觉神伤。它其实也是一代革命者中一个群落的精神写照。李锐、何方、杜润生、李普、戴煌等人,都是这一群落的代表。戴煌说,他当年之所以参加新四军,就是受民主、自由与博爱的理想的感召。这几乎是那一代优秀中国青年奋袂追随中国共产党的普遍心路。在生命的暮年,他们发现,多少人用血泪浇灌的理想之花,并没有绽放,于是再度奋起,慷慨呼号,“暮年诗赋动江关”,成就当代中国一道独特的精神景观。《青春岁月》是胡绩伟精心撰写的回忆录,出版于1997年,尽管起讫于少年到1949年前这一历史时段,但对于了解胡绩伟的精神历程、延安时期的新闻生态,均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此际,阅读他的书,看他走过的路,应该更符合为中国的民主富强贡献了一生心力的这位新闻人的心愿。
  
    新民主主义思想的信徒
  
    “我的一生有如一只颠簸在大海波涛中的小船,风和日丽、风平浪静的时候不多。”在《青春岁月》的序言中,胡绩伟这样勾勒自己一生的命运曲线。后来他把自己的命运与出生的日子联系起来,因为他出生的阴历八月十八,是每年钱塘江大潮的日子。他把这看做一种征兆,预示了自己的一生总是在中国社会大变革的狂涛怒浪中翻腾不息,劳累终生,永无宁日。
  
    动荡起伏的一生,从胡绩伟的少年时代就已肇始。本来胡家靠经营茶馆,是镇上数得着的富裕人家。胡绩伟本人聪明伶俐,对数学颇为痴迷。这样的出身与天赋,按照当时的风尚,人生道路应该指向上大学、出国留洋,然后回来做教授。然而父亲的早逝,使年轻守寡的母亲与胡绩伟成为家族中的弱势家庭。二叔父把持家族经济命脉,独霸了因大伯父献身保路运动省政府给予的不菲的抚恤金,并且行事吝啬、偏心,使聪明好学的胡绩伟的求学路充满坎坷。“富裕人家里的穷户”这一事实,在胡绩伟心中埋下了人生不公的种子。后来他与大伯父家的二姐一道,起而反抗,二叔父让步,求学之路才顺遂了许多。
  
    胡绩伟的叔祖父胡素民是同盟会会员,曾与梁漱溟等人一道任京津同盟会机关报《民国报》编辑,后回川当选为四川省一、二两届议会议员。大伯父胡驭垓也是同盟会会员,在保路运动中因叛徒出卖而被捕,胡驭垓破口大骂叛徒,从夜半骂至天明,叛徒将其杀死,割下双耳,送给清廷,随后又被割下头颅,悬于城门。家族中的这两位国民党元老,特别是大伯父的悲壮命运,对胡绩伟影响深远。他们信奉的以民权为核心的三民主义,为胡绩伟打下了最初的精神底色。
  
    二十世纪上半叶相对自由的社会环境,对胡绩伟一生的思想品格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的小学、中学,都在教会学校度过。根据西方学来的教育管理方法,学生可以自己组织学生会,学生会常常举行演讲会与辩论会,连国民党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对不对”这样的话题,都可以自由辩论。
  
    1936年,目睹了太多贫穷落后社会现象的胡绩伟,放弃了科学救国的理念,转而投考四川大学政治经济系。此前,张澜主持四川大学,他公开宣布借鉴蔡元培办北大的经验,延聘学者名流,兼容并包,主张学术民主,思想自由,鼓励师生积极参加社会变革,追求真理,在川大形成了民主办学的学风。胡绩伟入校时,校长是任鸿隽,曾任鸿隽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是国际著名的化学家与教育家。留学美国时曾组织中国最早的科学学术团体——中华科学社,李四光、竺可桢等都是社员。任鸿隽的办学理念与蔡元培高度一致。
  
    叔祖父、大伯父的爱国思想、三民主义,与主持川大诸先贤秉持的民主自由主义,一道构筑了胡绩伟的精神摇篮。三民主义也是胡绩伟走上革命、服膺共产党领导的纽带。他在书中写道,当年共产党高举的新民主义旗帜,根据毛泽东的说法,就是新三民主义。而就是这个新民主主义,指引着像胡绩伟本人一样的整个青年一代走上革命道路。文革时,极左分子曾经批评胡绩伟等老知识分子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是民主主义者。当时的他不敢说什么,但心里却想,如果我们真的搞几十年新民主主义,那该多好啊!
  
    显然,晚年胡绩伟自称的“老时醒”,其实是向早年这些精神价值的回归。
  
    10年延安编报生涯
  
    在川大就读才一年,抗日烽火燎原,救亡图存的浪潮将胡绩伟推离书桌,投入民族民主革命的前沿。他投身报业,三年间,与志同道合者一道,先后创办11份报纸,又先后被11次查封掉。回顾三年成都办报经验,胡绩伟写道,在他所编辑的报刊上,宣传民族独立和自由民主是两个结合得很紧密的主题。而屡奋屡仆的办报经历,让胡绩伟深刻地体会到:民主政治是新闻自由的生命线,不在中国大地上铲除法西斯专制统治,就不可能有中国的新闻自由。这一认识,让他踏上了奔赴延安之路。他殷切希望在延安这个民主圣地“去追求崇高的新闻自由”。
  
    1939年底,胡绩伟到延安,很快就参与了《边区群众报》的创办。这是一份在毛泽东提议下创办也由毛泽东起名的报纸,起初为陕甘宁边区机关报,后来成为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延安管吃、管穿、管住,尽管粗茶淡饭,但有保证,这使胡绩伟得以后顾无忧地投入办报事业,他忘我工作,赢得“小毛驴儿”的绰号,很快成为《边区群众报》主编。
  
    半个多世纪后,回首延安时期的办报岁月,胡绩伟用诗一般的笔调写道:“在延安时期,真如鱼在江河,鸟在天空,自由游弋,自由翱翔,意气风发地度过了10年的编报生涯。”有如此感受,不仅是因为《边区群众报》是党的机关报,更是因为,彼时,共产党的领袖们具备强大的精神魅力与理想感召力,并且有践行理想的实际行动,这给怀抱理想的青年新闻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来延安前,胡绩伟心目中,最值得崇敬的是孙中山与邹韬奋,包括李大钊与陈独秀,在心目中的地位也要比毛泽东、朱德崇高。来到延安不久,他就被毛泽东的魅力所征服、所感召,很快他就认为,毛泽东确是孙中山之后的伟大人物。
  
    到延安一个多月后,胡绩伟参加“延安人民讨汪大会”。这是他第一次远远地看到毛泽东。会上,毛泽东宣读了《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通电,其中第三点为要求国民党厉行宪政、实行民主。这一点是这样写的:
  
    “三曰厉行宪政。训政多年,毫无结果。物极必反,宪政为先。然而言论不自由,党禁未开,一切犹是反宪政之行为。以此制宪,何殊官样文章。以此行宪,何异一党专政。当此国难深重之秋,若犹不思变计,则曰汪肆扰于外,奸徒破坏于内,国脉民命,岌岌可危矣。政府宜开放党禁,扶植舆论,以为诚意推行宪政之表示。昭大信于国民,启新国之气运,诚未有急于此者。”
  
    演讲中,毛泽东不时有力地挥动手臂,语言铿锵有力,富于鼓动性,整个演说和通电,从内容到文辞,在胡绩伟看来都十分精彩,无懈可击。他与延安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一道,对毛泽东的崇拜达到狂热的程度。
  
    在胡绩伟看来,民主在延安也被真实地实践着,而不是空中楼阁式的许诺。《边区群众报》经常刊登批评党和政府工作的读者来信,刊登批评稿件,没有遇到什么大的阻力。书中写道,1942年,边区增加了公粮,导致群众不满。有一次下大雷雨,有人说:雷为什么不打毛主席呢?毛泽东听到此话后,不但没把说话者打成反革命,反而称赞批评者的勇气,并且发动了大生产运动,通过增加生产来减轻群众的负担。
  
    民主的另一种实践是选举。《青春岁月》第十章“边区群众是怎样进行民主选举的”,详细介绍抗日战争到来之际,延安推行选举的盛况。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不到一个月,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即发出民主选举工作的指示,要求在10月15日到12月底进行乡、县、边区三级改选。为了促进国民党立即开始实行宪政,早日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民主政府,共产党领导的19个解放区,由陕甘宁边区带头,首先进行民主选取,意在为全国民主宪政做一个榜样。
  
    《边区群众报》对选举做了详尽的报道。对于选举,胡绩伟在那时就有一个认识,即选举的关键,不在选民的文化水平,而在选民的政治水平。由于边区的各级领导干部比较民主,很愿意听取群众的批评,边区群众又有比较自由的民主权利,敢于和乐于畅所欲言,这就为推选和评议候选人阶段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选举时,候选人要与群众见面,介绍自己,解答考问,使一般选民对候选人的情况比较了解。1988年,胡绩伟曾出版《民主论》(与常大林合著)一书,对于延安当时的选举即能做到候选人与群众见面这一实践,颇致感慨。
  
    投票前,选民一次又一次去认清和记准候选人的名字。投票时一个一个地进入窑洞去投票,基本上达到了秘密投票的要求。胡绩伟写道,这些办法又民主又公正,又简单易行,是自己这类知识分子坐在办公室里想不出来的。当时有些同志认为农民文盲多,文化程度低,无法进行民主选举,经过实践,顾虑打消了。
  
    对于民主宪政,胡绩伟并不抱浪漫的想法,他认为,实行民主宪政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但是,选民只能在民主选举的实践中才能学会民主,不必先进行长期的训练以后才去实地进行选举,行使民主权利。
  
    正因为有了领袖的理想感召与延安的民主实践,所以尽管延安在整风运动中出现了种种左倾的做法,延安岁月在胡绩伟的心目中,仍然保有不衰的精神魅力。
  
    由衷钦佩习仲勋
  
    胡绩伟有一个有趣的看法:“我常常是从人物的优劣来判断他所信仰的理论的是非,而不是从理论的是非来判断信仰的优劣。”他崇拜孙中山、大伯父,后来欣赏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等中共领袖人物在重庆显现出来的豁达大度的政治气量,这些都使得他更加相信,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中国今后一个很长时期的最民主的政治,是孙中山民权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到了延安之后,胡绩伟最钦佩的中共高级领导是习仲勋。自述中,对习仲勋表达钦佩之意的笔墨不时出现,贯穿全书后半部。
  
    在胡绩伟笔下,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是一个实事求是、不唯上、具有包容精神、信任下属的高级领导,特别善于切实了解和识别不同地区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办法处理那些成长发展的问题,并且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能耐心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对于习仲勋领导下的西北局对《边区群众报》的领导,胡绩伟认为,不仅在政策上是正确的,在领导方法上是令人心悦诚服的,在领导作风上也是令人钦佩的。他甚至这样比喻:“回想当年,我们好像一匹强壮的烈马,在党委的高明驭手的驾驭下,使我们在边区这个民主模范的广阔天地间,自由驰骋。”
  
    习仲勋的领导方法,首先表现在充分信任干部,放手让胡绩伟们独立自主地去进行工作。当时有领导提出党报“一个字也不能闹独立性”,但西北局并没有拘泥于字面去理解和执行。因为当时已经有事实证明:党委对党报管得越紧,报社事事请示,稿子件件送审,其结果是报纸办得一派官气,群众不爱看,而且使报社的工作人员越来越失去自主自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基于这一事实,西北局对中央要求的由宣传部部长看报纸的制度,在实行一段时间后,做了变通,改由报社总编辑胡绩伟来看。对于需要看的社论,习仲勋只提出原则性的修改意见,让胡绩伟自己去修改。对一些不通顺、不明确、不恰当的字句,他只用铅笔画一个记号,引起胡绩伟的注意,习仲勋并不动笔去改,改后也不必再送他看,就由胡绩伟定稿。这反倒使胡绩伟感到责任重大,丝毫不敢懈怠。
  
    其次,习仲勋对报纸的作用、为领导还是为群众办报,有着极为清醒、清晰的认识。他说,党的报纸应当力求成为群众的报纸。“报纸名曰《人民日报》、《群众日报》,没有一个叫《干部日报》的……今天干部最需要的,正是当时当地群众生活、群众运动的生动形象和真实情况……活动的发展趋势,存在问题,新鲜经验,这些就是指导工作的基础。这些又必须主要依靠办好报纸来解决。只有真正办好群众化的报纸,才能满足干部的要求。所以报纸群众化的方针,应该十分明确地在思想上肯定下来。”正是有这样的思想做指导,才让后来的胡绩伟感到,在西北局领导下,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之间是一致的、协调的,没有发生突出的分歧和矛盾。而在建国后的40多年,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矛盾,竟至那样严重,这让胡绩伟深为感叹。
  
    《青春岁月》写于15年前,内容截至建国初期。序言中胡绩伟表示,对于建国后几十年的办报历史,他还将继续写下去。据闻,这部分经历及其思考,他业已完成并已在海外出版。笔者无由得观,但是,《青春岁月》中流淌出的历史风烟已经足以让人心胸洞开,低徊不已,而其虽百劫而不悔地思考民族前途与命运的精神,尤为令人高山仰止。
  
    山海苍苍,云水茫茫,青春作伴好还乡!
  
  来源: 经济观察报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ead/article_20120927684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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