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最受争议的经济学家是谁？这一头衔非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莫属。虽然已经去世60多年，但凯恩斯却早已预见到了自己的影响力。他曾经说道，“……许多自以为不受任何理论影响的实践家，却往往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在新一轮围绕凯恩斯主义的争论中，林毅夫成为了漩涡的中心。
林毅夫可谓国内“能见度”最高的经济学家之一。这既源于他师从诺贝尔奖得主舒尔茨、创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学术生涯，更源于他成为首位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的华人这一光环效应。
6月从世行卸任归来的林毅夫首次亮相，就抛出了引发学术界巨大争议的论点。根据媒体报道，林毅夫认为，未来20年，中国仍有潜力实现每年8%左右的经济增长。
“林毅夫命题”之所以引发争议，盖有两点原因。第一，过去30年保持了年均9％以上增速的中国经济，如今已经遇到成长的瓶颈，资源压力日增，环境与腐败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原有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吴敬琏先生更警告说，“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已经几乎到了临界点”。诚然，中央意识到了经济转型的迫切性，但转型的挑战之艰巨可想而知。一些中国经济前景悲观论又重出江湖。在这样的背景下，林毅夫“8％、20年”的论点可谓石破天惊。虽然林毅夫表示自己指的是“潜力”而非对增长速度的预测，但依然成为最乐观的经济学家。
第二，林毅夫主张更多采用财政政策方式，而非货币政策，投资于解决经济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他把中国政府从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以后开始实行的宏观调控政策归纳总结为“超越凯恩斯主义”，即强调政府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主要是选择能够提高生产率的投资项目，用在解决经济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这一政策取向，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体现得淋漓尽致，政府不惜巨资砸向基础设施，尤以衔枚急进的高铁建设为甚，在4万亿投资中高铁就独占1.5万亿。
问题在于，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固然力度大、见效快，但也有两个难以克服的缺陷。
首先，政府主导的项目难免会出现低效率的问题。市场经济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要依靠无数个微观经济体（企业和个人）的投资决策，他们的决策之所以比政府更有效率，一是因为他们的分散决策对价格信号反应更为灵敏，一是他们的逐利动机决定了必须进行有效的成本收益分析。计划经济的失败，证明了以市场来配置资源的重要性。相比之下，官员并不那么关心投资回报率。最近成思危援引地方政府官员说法称，“09年，地方政府逼企业向银行贷款，于是企业就是大幅举债，有钱不借是傻子，借钱偏少也是傻子，借了钱还想着还更是傻子。”
其次，政府主导的投资，通常会与腐败如影随形，基建项目因为投资大、寻租易的特点，更是成为令人垂涎的“唐僧肉”。从铁道部长刘志军陨落，到河南连续四任交通厅长落马，再到湖南交通厅一年内四位厅级领导出事，都生动地揭示出政府投资项目背后惊人的“腐败成本”。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快速推出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实现了经济触底后的迅速回升。但是这一计划也产生了明显的“负作用”：信贷投放失控，通胀迅速抬头；地方政府债务逼近危险水平；在流动性的推动下，房价再度猛升。面对这些问题，中央被迫再度急刹车：银监会开始对地方平台债进行整顿；央行连续1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最终引爆温州和鄂尔多斯等地的高利贷；政府不惜以包括限购令在内的行政性措施打压房地产。结果，由于几个主要的投资引擎同时熄火，经济增长势头难以维系，从2011年第四季度起GDP增速一路下行至今，甚至引发硬着陆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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