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 人头与江山

作者：信力建 

将“人头”与“江山”连在一块儿的，据说当年某位开国将军——其名言曰“老子们的江山是三千万人头换来的，想要老子们的江山，拿三千万人头来换。”这话说得及其生猛，读来也气象万千，以至司马南先生在一次做电视采访节目时就忍不住啧啧称赞并加以引用——说是“有个中国老革命说过：你拿三千万人头来换。”

在中国，“江山”也的确常常是和“人头”连在一起的，孟子有云“争地之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江山以战，当然也就难免人头滚滚，三千万何足道哉了！吴思先生在其《血仇定律》一书中有这样的说法“强盗、土匪、军阀和各种暴力集团靠什么生活？靠血酬。血酬是对暴力的酬报，就好比工资是对劳动的酬报、利息是对资本的酬报、地租是对土地的酬报。不过，暴力不直接参与价值创造，血酬的价值，决定于拼争目标的价值。如果暴力的施加对象是人，譬如绑票，其价值则取决于当事人避祸免害的意愿和财力。这就是血酬定律。”这种江山靠人头换，亦将由人头卖的讲法，难免给人以“血酬”的印象。

虽然如此，但有几个问题需要厘清：首先，这“三千万”人头是谁的人头？显然，这不包括那位开国将军的人头——如果是他的，他怎么可能再出此豪言？也不是坐江山的衮衮诸公的人头。这其间的关系，恐怕也只能用“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古诗来形容。于是问题来了：不是你的人头，你有什么资格将人家人头换来的江山明码标价公开出售？没有出“血”，何来报“酬”？更重要的还是，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三千万”人（绝大多数是工农大众和普通知识分子），其牺牲的目的何在？

读读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他们为之牺牲的有两个目标：一是自由民主宪政的普世价值，二是耕者有其田的私有土地政策。先看前者，30年代末，中共明确主张宪政。40年代明确推进选举和地方自治。1944年毛泽东在与谢伟思等人谈话中，肯定了美国民主和自由主义：“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有美国人在场也是好的……昆明是一例子，那个地方已经变成自由主义思想和学生自由活动的中心了，因为在这么多美国人的眼皮底下，国民党是不敢逮捕学生和把学生投入集中营的。”而在当年中共提出了国共协定草案，第三条是：“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有效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 1944年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讲话说：“我们认为欲实行宪政，必须先实行宪政的先决条件。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7月4日《新华日报》社论《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的势力。”1945年3月31日《新华日报》：“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1945年6月15日毛泽东答新华社记者问：“由此种联合政府依据民主原则，于全部国土获得解放之后，实行自由的无拘束的人民的选举，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选举正式政府。”在三年内战中，知识分子因为认可中共的自由主义宪政理念，认定当时的蒋介石政权不可救药，发动知识阶层支持中共。中共以普世价值的理念赢得了全国知识分子的广泛支持，这一选择经由知识分子而影响到工农大众，这才有“三千万”人头的惨烈牺牲！

再看后者。“耕者有其田”的理想是孙中山于1924年提出的。中共早期没实行这样的土地政策。1928年《井冈山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禁止买卖。但是到1931年2月，毛泽东在《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信》中，明确提出，分给农民的土地，“归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1947年10月《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确认土地私有化是土改的一个目标：“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分配给人民的土地，由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其自由经营、买卖及在特定条件下出租的权利。”为保障农民利益，还规定：“保障农民及其代表有全权得在各种会议上自由批评及弹劾各方各级的一切干部，有全权得在各种相当会议上自由撤换及选举政府及农民团体中的一切干部。”那时，中共以耕者有其田并土地私有化的政策进行土改，赢得了全体农民大众的广泛支持，有了最坚实可靠的大后方，因此能在“小米加步枪”的落后装备条件下，在战场上击败装备水平高的国民党军。

而这两条，在今天都还“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既然先烈投身革命的理想并为实现，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和理由代表他们提出什么“想要老子们的江山，拿三千万人头来换”？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

历史事实是：从辛亥、反袁时期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所有英雄烈士，其所争都在民主宪政和废除一党专政，如果这个目标没有达成，则无论何人都没有资格代表他们说任何豪言。我们活人被代表也就罢了，死人你们也能代表？不要忘了，中国自古就有“举头三尺有神明”之说！

其实类似的话有人早就说过了，这人就是汪精卫。九一八事变后，一些中间派也对国民党集团不满，他们以合法斗争的形式，要求国民政府改革内政，实行民主。国民党内部某些反蒋派，也标榜民主政治。社会上的民主派和国民党内部的反蒋派，一直呼吁召开国难会议或国民代表会、国民救国会等，以争取实现他们的主张。在各方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于1932年1月18日下令召集国难会议。聘请除中国共产党以外各方代表人物70余人为“国难会议”会员，王造时先生是其中之一。他和部分“国难会议”会员提出结束一党专政，将实行“民主宪政”作为“国难会议”议题之一，立即引起社会舆论广泛关注。1932年3月28日上海、北平、天津三地的“国难会议”会员推举王造时、熊希龄、褚辅成、穆藕初、冯少山、李璜、左舜生、罗隆基等组成代表团前往南京，与政府谈判结束“训政”、实行“民主宪政”和抵抗日本侵略问题。时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晤见了他们。会晤中，汪精卫悍然对这些代表表示：“国难会议是政府召集的，我们是主人，诸位是客人。诸位如果不满意政府的办法，去革命好了！我们流血革命，打出来的政权，岂能随便说开放就开放！”这话的意思当然是：老子们的江山是靠流血牺牲抢来的，你们要不满意，你们也去流血牺牲把它又抢去！几乎就是那“中国老革命”的先声——当然了，汪精卫也曾是一个“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老革命”！当年王造时听了汪精卫“老子们的江山是靠流血牺牲抢来的，你们要不满意，你们也去流血牺牲把它又抢去”的豪迈宣言后，说出了这样一番话“革命不是哪个人哪个党派的专利品，如果逼得人民无路可走，自然有人会去革命。不过国难这么严重，我们是不愿同室操戈来闹革命的。汪先生身为行政院院长，负最高政治责任，当此民族生死关头，应团结全国，共赴国难才对，反叫人家去革命，我期期以为不可。不负政治责任的人，说说还无所谓，汪院长万万说不得。我们固然是由政府聘请的，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但是国家是全国人民的国家，大家都有份儿，不能拿私人请客来比喻我们是客人，我们同样是主人。政府既然聘请我们，我们有意见便要提出。中山先生的遗教‘天下为公’，汪先生的话，未免变为‘天下为私’了！”

在今天还有人讲这样“天下为私”的话，则除了说明讲话者思想陈旧外，就只能折射出我们今天的社会还是一个需要改革刷新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