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 2012年5月24日
山東盲人離奇逃脫事件發生的第二天，我在微博上留言說：今晚要喝酒，慶祝自由。
以為是心領神會的東西，結果許多人私信或致電我，問我是不是失戀分手了。看着短信我想了半天，給個別人解釋了緣由，片刻後也有人問我：「哪人是誰？」
真正了解和關注此事的人倒不見得是媒體人，也有那白領或畫師對民生民聲都不肯鬆懈，他們從未做移民的打算，也並不抱着樂觀，只是覺得朗朗乾坤之下的任何事，做為人，本應該有權利關心的。
只是我半年前在臨沂附近一個城市和幾年未見的朋友喝酒，他日常裏豪爽仁義，是個法官。我跟他問盲人的事，他竟一片茫然，繼而憤怒和同情，又問我是如何知道這些。
我也對他的一無所知感到困惑。我的電腦並未有翻牆的功能，谷歌搜索也多半是「該頁無法顯示」，我不搜索那些敏感的名字，只是日常用途都受挫，但我仍然知道一些本該知道的事情。
平衡與不平衡
他是一個公務員，區級法院的法官，體制內的人，和我以為的這平衡的世界，早已分離出去，那無形的高牆，原來阻斷的人並不是我們。我再跟他講幾件山東官場上的事件，他就開始懷疑我的資訊來源，我講出那些官員的名字、職務，所作所為，他就怔怔看着我，笑且憂愁：你知道的太多了。
事實上我知道的太有限，為這知情權，不少人努力了近三十年，反而知道的愈來愈少了。然而我舊日的同學們都同情我，他們眼中的我，不在政府部門做事，不拿體制的薪水，為了那點自由，最後活在了邊緣。當然這邊緣的定義是彼此相看。
我問他們平時所得高薪買的最新iPad、mac機，都用來做什麼？他說要應付沒完沒了的司法考試。我這憨厚的友人，尚不知天下有難，他們學那連篇累牘的司法，卻不知法制之下有多少人不被約束，又有多少人無法依託於他們的法。
去年姓艾的胖子身陷囹圄，外界說是經濟犯罪，在裏面的審問卻是羅列煽動顛覆罪名。他出來後講一個笑話，說是官人問他職業，他說是藝術家。來人面露譏諷：「你頂多算個藝術從業者，怎麼能自稱是藝術家？誰定義的？你自己定的？」
又說：「你的作品賣幾百萬？成本又是多少？你這樣屬於詐騙罪，知道吧？」
胖子心內並未發笑，反生同情。這牆將這些人隔絕得太久太深。
當官的無知
一個詩人朋友偶然參加政府公務員的晚宴，問及他的職業，他謙虛地說是寫字的，對方頓時感興趣了：「是寫哪一種？草書還是隸書呢？我正想求幾副字送上級。」也有那做官的人認真問我畫廊是什麼？接着又自作主張地答：「就是許多人在裏面畫畫吧，有專人看管着。」我說的這類官員還並非邊遠地區的長官，是京官。
這些官人們多年前就有出國考察的待遇，每年數次旅行，西裝下面是Hermes的皮帶，Gucci的錢包，官員們自有一套時髦的標準，比如名表，紅酒。這些固定的牌子他們倒認得，但他們的世界，僅限於官場，領導的喜好，酒量的大小。
七九八本來是工廠區，全靠自由藝術家聚集才托起人氣，成了舉世聞名的藝術區，於是也漸漸成了政府的政績，整日官員來參觀，車窗上貼個政協的牌子，浩浩蕩蕩開進來。有次我和藝術家正要從車道經過，一個戴着紅袖標的男人突然衝到車前，頤指氣使地說：「別動！讓政協的先走！」
我們問憑什麼？問得他一臉愕然，彷彿這問題是多餘。「因為是政協的！」語氣頗不耐煩。我們揚長而去，後視鏡裏留下一個憤慨的身影，愈來愈小。
官看民與民看官
官的世界自成一體，官是怎麼看群眾的，非官不能知曉，然而他們釐得清的事情是愈來愈少。不知是體制裏的官奴造就了官爺們的眼界，還是草民的惶恐規矩造就了官人的脾氣。從前的朝代尚有「彈劾」，亦有「參本」，有時聖上先不急於察明究竟就已然削你的官爵了，只要有人告。而現今的官官相護成了鐵板一塊，世界便變成了「你們」和「我們」的對立狀。再有從前的官多是文官，文采表達出見地才有出頭的機會，一個歐陽修的門下能傳承出蘇東坡和王安石諸人，那時的人若文理不通又視草民如芥，豈不成了笑柄。然而現今民的發笑，官們聽得到或在意麼？
寒假裏乘動車，即將到站時，有數個公務員擠在過道上和乘務員調笑，嘆房子貴。一看也是三十幾歲，卻市儈蒼老，滿面出油，像是酒肉浸久了的。車將要停的時候，忽然一個年輕人猛地拉開身旁的包廂門，裏面走出一個步態悠閒的官和官太太，其餘幾名公務員擋住旁人的去路說：「讓領導先走！」
一眾人反應不過來，立時站住，我撥開他的髒手，搶先下車了。我走在了「領導」前面，看到月台上已有歡迎的列隊等着那腦滿腸肥的官，他們看不見民的側目，眼中只有滿目的討好的笑。而自有那小公務員替他睥睨着人群。
早逝的王小波曾寫過：自從創世之初，世上就有兩種人存有，一種是我們這種人，還有一種不是我們這種人。另一種人見識不到我們，然而我們見識得到他們。這真正不公平，我應當替他們扼腕，而世界遠遠不是他們想像和見識的那副樣子了，索性就讓他們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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