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文革专家马若德
本月二十九日哈佛大学讲座教授RoderickMacFarquhar马若德（这是他的中文雅名，内地音译为「麦克法夸尔」）应邀来香港，为他的三部曲《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中译本首发，在中文大学行政楼祖尧堂作专题报告。这场报告会的最佳地点应该是毛泽东曾指挥文革的首都北京，第二佳地点应该是薄熙来曾唱红打黑的雾都重庆，可惜这两地都开办不成，只好在第三佳地点香港举办──香港虽然不是中国文革的中心城市，却早已经是全球文革研究成果出版发行的最大中心。位于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就收集有汗牛充栋的文革第一手材料，几十年来，全世界的文革学者都得来这里苦读苦抄苦思苦撰。
马若德出身于英国贵族世家，可年轻时热衷于社会公平的政治潮流，加入了属于左翼的工党，成为议会下院议员。他一度供职于英国外交部，以高级文官身份于一九七一年首次访华。前此他还担任过BBC国际新闻节目的主持人，并且参与创办了后来享誉全球学界的TheChinaQuarterly《中国季刊》，在政界、传媒界、学界均积累了亲身奋斗的丰富经验。当改革开放政策把中国重新推向世界的时候，西方研究中国的重镇哈佛大学就把马若德请回去，执掌当代中国政治的教学和研究。他早年在此校跟随西方的中国史学大师费正清读研究生，回到母校，心甘情愿。况且他在这里读书的年代，又幸遇研究中国问题的才女爱茉莉（日后任《经济学人》杂志的波士顿站长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国际版主编），结成良缘。
马若德最早的研究领域其实是国际关系，成名作包括苏联和中国的磨擦冲突，以及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和美国的麻烦关系。然而，有着亲身从政经验的他，对政治大趋势的敏感度非一般的书呆子可比拟。中国文革一启动，他就感觉到此一事件非同寻常，于是从一九六八年起就把研究文革作为自己的首要课题，由此而奠定了他作为西方学界研究中国文革的领军人物。一九七四年，他发表了「文革前史」三部曲的首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一九八三年，他发表了第二卷，聚焦在一九五八至一九六○年的大跃进；一九九七年，第三卷发行，剖析中共领导层在一九六一至一九六六年期间的严重分歧。三部「文革前史」的英文版，加起来将近一千七百页，密密麻麻的排字本，真正是让人望而生畏、叹为观止！它们获得了「亚洲研究学会」一九九九年度倍受尊敬的JosephR.LevensonPrize殊荣。这位于一九六九年不幸英年早逝的Levenson生前在西方被认为是当代最有才华的治中国史的杰出学者之一，他的代表作，是探讨中国现代化之文化价值观困境的三卷本巨著：ConfucianChinaandItsModernFate:ATrilogy。以他命名的这项学术奖，专为英语世界关于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优秀研究成果而设。马若德不但以著作获得Levenson奖，他在哈佛大学还获得过Levenson杰出教学奖，可谓双奖一身，名至实归。
中国内地对于马若德的文革研究一直予以高度重视，北京的「求实出版社」于一九八九至一九九○年间，出版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和第二卷的中文译本，首印发行量共十一万册，盗版则难以计数。马若德贵族世家出身，对钱财不怎么在乎，一分钱稿酬版税也没有索取，只希望他的文革研究成果能够被深受文革之苦的中国人民广泛阅读。可惜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后，中国内地的言论空间急速压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译本的第三卷（副标题是「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一直难以问世。幸亏还有个香港，于是就有了本月二十九日第三卷的首发及报告会。新世纪出版社同时还修订了第一卷、第二卷的译本，把被内地出版社砍掉的部份补足。三卷齐发，以满足各地中文读者的渴求。
华人社会里有句流传极广的悲呛之言：「文革虽是发生在中国，文革研究却是在海外」。西方世界对中国文革的了解，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马若德几十年如一日的辛苦工作。远在一九八○年代的中期，哈佛大学校方就正式向他提议，可否在该校本科生的「核心课程——外国文化」的大栏目下，新开设一门专讲「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课？如果开成了，这将是全世界主要的研究型大学里，首项以中国文革为主题的完整课目；到那时为止，虽然西方大学其他的课程中也有中国文革的内容，但都是作为当代中国政治或中国现代史的一小部份讲授的。
虽然这个建议对马若德颇具诱惑力，但他却心中无底──中国的文革是那么的扑朔迷离、错综复杂，怎么好给美国本土生、本土长的大孩子们讲清楚呢？比如说吧，毛泽东正式发动文革的头排猛烈炮火──对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革命大批判，海瑞被罢官的时代是十六世纪中叶，那比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还早了两个多世纪。怎么能够对美国的本科生讲明白，在毛泽东的中国，古代史、中世纪史都是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小仆人呢？
谁知道首届题为「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课程（注册号码是「外国文化48」）于一九八八年春季开课时，哈佛本科生中主动要来上的几达千名。哈佛本科生院全部学生才只有六千多人。这么大规模的课，倒是给校方后勤部门出了一道难题，因为校园里没有这么大的常规教室。无奈，校方只好准许这门课在Sanders剧院里上；该栋古建筑物颇具文物价值，平时保管甚严，通常是在重大庆典时才动用，我们接受博士学位证书的仪式便是在那里面举行的。
我记得正式注册修首届中国文革课的学生是八百三十名左右，仅助教队伍就有二十二名，包括本人在内。这次从美国、欧洲、北京、蒙古等地赶来香港参加二十九日报告会的，有好几位都是当年的助教或学生。那时候还没有现成的课本，马若德就组织助教们认真挑选中文数据翻译成英文，复印装订成册作为教材。我印象鲜明的是当时在讨论如何翻译文革时期的特有术语遭遇的困难，常常为一个译法之取舍争论老半天。比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最后选定的是具硬译风格的capitalistroaders（字面上是「资本主义的走路人」）。有的美国学生在测验时望文生义，把它解释成：「非常富有的人开着豪华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按此标准，香港的「走资派」实在太多了！
马若德在哈佛大学讲授中国文革迄今二十余年，这门课已经成为哈佛的经典课程之一。后来的学生更幸运，因为他们有了一部专著当课本，这便是马若德与瑞典籍当代中国研究学者、功力深厚的MichaelSchoenhals沈迈克合作，劳作经年完成的巨著──《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几近七百页的英文原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二○○六年发行，中文译本三年后问世（香港：星克尔出版公司），均受到西中学界的高度评价。
不过，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似乎并不带来财运。自从《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中文版问世后，访问哈佛大学的中国政界和学界重要人士，只要有机会面晤马若德，都会向先生索取该书。马若德自己掏腰包，多次请人从香港购书空邮。随着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卷中译本出齐，马若德的送书支出又要上升一个新台阶。
经常阅读英文报刊的人或许会注意到，今年初王立军─薄熙来事变以来，马若德就成为国际主要媒体采访最多的西方资深学者。倒不是他与重庆有甚么特殊关系，而是因为他的文革研究为解读重庆事变提供了最贴切的背景和深层脉络。薄王那一帮领导干部利用不受法律制约、也不受舆论制约、更不受道德制约的黑帮式权力，为别人造就了一片红色恐怖，同时也为自己埋设了一串烈性炸药。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引爆──爆炸是一定的，爆炸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则是不一定的。于是，从第一声锣鼓报幕起始，全世界的观察家们就在等着看好戏。读过马若德有关文革研究多部著作的人们应该有所意识：这台戏还没有演完，大家还得熬点夜，说不准就在你犯困不已、呵欠连天、上床便倒头酣睡的那一刻，挺精采的一出戏又上演了。
半个多世纪之前，马若德的老师一辈就对他们这些刚入门的研究中国政治的西方研究生说：你们选择了这个专业，以后几十年可就有苦活干了。语言难学、数据难找、关系难建、论文难发、著作难写，等等等等。不过也有诱人的回报：你把中国政治疏理好几遍了，有点不耐烦了，突然一切都变了个样，认不出来了，于是又磨拳擦掌去探索刚涌现的神秘和新奇。所以，研究中国政治是永远不会乏味的。
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马若德对我们也说过类似的话。如今，我对来自西方东方的学生们讲着相同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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