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信力建
继打老人之后，韩德强凭借“大象走路，它能顾得了蚂蚁螳螂？”“怎么火烧赵家楼叫爱国行为，砸了几辆日系车就叫暴徒呢？”几句话再次引得社会关注，面对汹涌而来的批评声，韩德强或许自以为得计，又出名了。
批评韩德强那是看得起他，我只有同情。韩德强是不是个合格的老师，我不予评价，我肯定他曾经是位学习很刻苦的学生，特别在中学的时候读书很用功，以至于中学课本里的知识已经把他的小小脑袋填满了，再也容不下新东西。唯有如此，才问得出初中学生级别的疑问：“怎么火烧赵家楼叫爱国行为，砸了几辆日系车就叫暴徒呢？”韩德强这个质疑，普通人回答不了，只有等教育部来回答。我再附加一个问题：“你们编造的教材荼毒了几代人，还要荼毒到何时？”趁现在还在砸车，没有上升到烧楼、冲击衙门的程度，赶紧把坑人的教材废了吧。
韩德强不但是错误教育方式的受害者，而且精神疑似出了状况。韩德强在致中青报的公开信中声称：“此文对我的曲解和诽谤还在其次，因为我从来不把个人的名誉和生命看得那么重。无论再怎么尊重个人的自由和人权，个人毕竟只是沧海一粟，无足轻重。”可见他不仅视他认为的“汉奸”是蝼蚁，连他本人都是蝼蚁，不知道他的生身父母听了这话什么感觉。
《孝经》开宗名义地指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不是从恭敬父母开始的，而是从爱惜自己的身体开始的。做过父母都知道，看见小孩子不肯吃饭时内心多么焦虑，宗庆后抓住中国父母亲心灵最脆弱之处，以一句“吃饭就是香”赚得盘满钵满，高居首富榜。韩德强父母辛辛苦苦把他拉扯大，结果他视父母的心血成果无足轻重。孝之始都做不到，父母靠他养老更指望不上了。
《孝经》是过去私塾必修的科目，私塾是父母出钱请的，所以私塾先生必教以孝道，功利一点说是取悦东家也可以，但是孝道本身对国家对社会也是有益的。韩德强在家不孝，在外鼓吹暴力，动手打人，以实际行动反证《论语》中的道理：“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因此，两千多年来，中国政府都对这种民间自发的教育不加干涉，自由放任，直到晚清末年，才出现基础教育领域的公办学校。
公办学校借鉴了工厂大规模生产的方式，提高了知识方面的教育效率，但是人格培养方面有欠缺。这在韩德强的言论中同样反映出来：“个人的曲直是非让后人去评价，让大历史去评价。我说了不算，杨耕身说了也不算，《中国青年报》说了也不算。” 岂非说明韩德强自己说话做事完全没有道德判断能力？
杨佳当年以命向有关部门讨“说法”，那“说法”就是是非曲直。媒体、政府、家庭、教育……人类一切超越个人之上的组织，核心任务都是维护是非曲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是非曲直，而教育则是让学生理解民众的主流是非观念，再反躬自省，让自己的是非曲直更精细、通达，所以《大学》开篇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人们不懂是非曲直的状态只有三种，幼儿、醉酒和精神病。排除前两者，韩德强就是后者。这个疑似精神病人，竟然高坐在大学讲坛之上，北航领导心安吗？
韩德强说：“个人的曲直是非让后人去评价，让大历史去评价。我说了不算，杨耕身说了也不算，《中国青年报》说了也不算。”如果罪犯们都交给大历史去审判，他们岂不是无所忌惮？还真有这样的时代。原始基督教不认现世的审判，只认死亡之后上帝的审判或者末日审判。这种死亡之后的审判，似乎阻遏犯罪的能力有限。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教会不得不接过或者承认君主的世俗审判权。开启欧洲中世纪的大格利高里教皇说：“好的国王是对教民的奖励，坏的国王是对教民的惩罚。”上帝也不得不在现世中找个代理人，以个别人的是非观抢夺民众的是非观。整个中世纪欧洲人用黑暗两个字概括，可见剥夺了民众是非判断能力的后果多么严重。从剥夺民众的是非判断这个共性上看，上个世纪的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是欧洲中世纪死灰复燃。
韩德强说：“旧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自私自利、一盘散沙。” “结果小小日本长驱直入，先占东北，继占华北，制造了南京大屠杀惨案。”韩德强说得好像不是日本侵略者错了，而是中国人活该似的。二战前，较中国更西化的日本人也是这样批评美国和资本主义的，所以才在国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向美国宣战。吃够苦头之后，日本人也变成自私自利、一盘散沙了。请问韩德强，宫崎峻对国家的贡献怎么比得上钱学森？苍井空对国家贡献怎么比得上文工团的将军们？纯粹消磨日本青少年的意志吧，但是当代日本人没有人愿意回到那个万众一心、杀气腾腾的旧日本。
新中国人民被迫公社化，想自私自利而不得，死于非命的人数远多于日本侵略中的旧中国。新的未必比旧的好，更何况，在中国所谓新的东西，在欧洲旧得腐朽透顶，欧洲人丢弃的，我们捡起来当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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