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Adalheid
上周，来自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报告似乎表示了对中国的抨击。美国的立法委员们在一年的持续调查后，要求中国的两大通信公司，即华为和中兴，不得进入美国市场。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可能会使用两个公司的设备进行网络间谍活动。
长达52页的报告中，并没有提供一点关于这两个公司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整篇报告充满了讽刺和暗示，充斥着一种逆行偏执，这种偏执在毛泽东建立新中国后，在美国“失去中国”后，一直在影响着美国政治和对外态度。
这篇议会报告的反响不一。华为和中兴，毫无疑问，反弹很大。华为开通了一个新网站来为给自己辩护。
当前情况下，应当将这两家公司拒之于美国通信市场的门外。尽管当前应说这句话，但是由于技术专家和亚洲的一些观察家们对这种类似保护主义的助力持批判态度，所以，想真正说出这句话并不容易。
一个人不需要与对华强硬派，贸易保护主义者或是任何冷战崇拜者站在统一战线，就可以得到上面的这个结论。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认识，对中国政府与生产行业之间关系的认识，还有对一个多年来饱受怀疑和敌意的领导所带有的优先权的深刻了解，是这个判断产生的基准。一直以来，美国政府都遏制华为，在华为这件事上，你可以看出美国一直都小心谨慎，而这也让中国同样小心谨慎。
去年，华为总收入达到324亿美元，在全球通信公司中位列第二，仅次于爱立信。其仅四分之一的销售来自中国国内。来自美国的销售达到13亿美元，占华为全球销量的4%。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987年成立，创始人为任正非，他曾是一名人民解放军军官。华为公司并没有在任何股市上市，所以很难调查该组织的内部信息。
和华为比起来，中兴小很多。其去年在美国的销量仅为3000万。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为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其16%的股权在大陆国有企业的手中。
关于这两个公司，还要提到另外一点。他们都是该行业中的异类。中国将通信行业列为其“战略型产业”，就如当年日本看重汽车和钢铁发展一样。所以，大多数通讯公司都是国有。有意思的是，中兴去年的销量为80亿，它拥有中国银行高达250亿的信用额度。
在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报告之前，华为和中兴就已经声明，不会参与中国政府任何关于针对美国的间谍计划。两个公司的主管们表示这没有列入他们的商业计划，为什么要参与呢。那么，在60分钟的节目后，很明显，更妙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不参与呢？
首先，中国所领导的网络间谍活动事实上是在全世界进行。其次，如这些公司的细节所示，中国企业部门和政府的关系与西方国家相比截然不同。模式不同，我们不需要去决定哪个更好。中国的企业（像之前的日本企业），并不是热衷于竞争，它们更喜欢合作，以此来促进国家的发展。
这种行业文化随着两个公司提供的通讯设备而来。那么当有网络间谍一说时，华为或中兴的高官们问“谁？我么？”，是不是可信了呢？你不需要为了回答“不，现在不是”而满怀内疚地吹捧这些公司。
在这些问题的前提下，看起来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也许做了件正确的事，只是目的不当。由华为事件引起的问题挥之不去。网络攻击的威胁正在激起美国国防部珍珠港式比喻的言论。除了帕玛森乳酪，所有跨国产品都是需要21世纪政策的21世纪现实问题。那么，我们要怎么做？
问题并不容易回答，但是除了英国人，没人可以让大家如此接近。即使当众议院的报告未出时，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就在唐宁街接见任正非。两人同意华为公司可以在英国扩展其商业活动，并投资20亿元，当时华为在英国已有相当规模。华为预期将其在英国的雇员增多一倍，达到1500人。
那么，安全的问题呢？星期日，一些英国国会议员宣称他们在进行自己的调查，当然，这是因为他们受到了美国这份报告的刺激。但是，卡梅伦在这次事件上可能会占上风。与英国的合作中，华为已经在伦敦外建立了一个网络安全评估中心。在此，华为的工程师们将会在英国政府通讯总部的检察下进行工作。英国政府通讯总部是英国的一个情报机关，他们负责设备在英国的安全发布。对此，华为公司十分坦率。
加拿大政府也有了自己的想法。前高级情报官员雷•布瓦维尔认为华为可以成为私营企业系统中的一员，但是，不应准许其参与有关政府数据或通信的网站建设。布瓦维尔说：“我认为这种管理方式是可行的。”
但是，美国缺乏英国和加拿大正在发展和运用的结构和机制。我们在新世纪中所需要的就是这种设施。美国希望看到中国可以发展像华为和中兴这样的企业（他们想要保住华为在美国创造的1700个工作岗位）。目前，两家企业被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但是美国政府现在应该提出解决方案，来处理这个极具21世纪特征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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