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信息日报》载有一篇文章，题为《迟到17年的判决》——
三十五年前，学炼油专业的青年周永臣，千里迢迢来到西北兰州，怀着一腔赤诚，甘为祖国的石油工业奉献自己的青春。仅仅三年，“文革”开始了，周因“窃听敌台罪”被捕，继以“反革命”嫌疑被判入狱三年……刑满后，周背着破铺卷返回原籍，谁知，望眼欲穿的父母没等到儿子回家就相继离世，此间，大哥也含冤自尽。之后，周永臣住在一间5平米的窝棚里，形影相吊，凄风苦雨，开始了长达27年的拣破烂生涯。“文革”结束后，周永臣像无数含冤者那样乞盼平反，未料这一等就是20年。直到1996年元月，才有兰州来人，向他宣布平反决定，同时递上一份兰州中院改判其无罪的复印件。周永臣接过该纸，从头看到尾，从尾追到头，不禁惊呆了：原来，这纸迟来的判书——竟是1979年签发的！竟拖延了整整17年才抵达受害人手中！17年！周永臣呜咽道：“79年，我还不到40岁，还可为国家工作20年，可现在……”他脆弱的神经再也无法承受这一现实，精神恍惚，万念俱灰，元月底，周永臣悬梁自尽。
读完这则报道，我禁不住掩面长泣，为一个卑微的生命从青春到白发、从英姿勃发的励志到双目枯陷的绝望……我久久地黯然，揣想着那纸尘封17年的判决于一双颤巍巍的枯手是何等的沉重，那迟到的光亮给一位拣破烂的老人蒙上了怎样意想不到的漆黑？
哪里什么自杀？分明是他杀，铁证如山的他杀。
又岂止是潦草的“命运”二字所能遮蔽得了的。
一个艰难挺过了六、七十年代的人，为何竟在90年代走上了黄泉路？一具没有被罪绳勒垮的血肉之躯，为何在突如其来的松绑后却魂飞魄散？人，何以被轻蔑、被遗忘到如此卑贱和末芥的地步？生命何以被愚弄至此？
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周永臣唯一可剩的就是以死弃权？就是甘于宿命的自我凋谢？为什么悲愤之余没有去申诉去抗议？至少也该效仿“秋菊”讨一个诚意或说法吧？什么原因使他竟凑不齐一丝勇气去迎对这惨淡呢？
固然有性格因素，但我以为这并非主要，深处的原因恐怕尚在于一种牢固的政治文化心理和积弱习惯——它主宰着主人对环境及个体的一切看法，注定了他对命运的无异议领受。
长期以来，在体制神话伦理和极端一元的意识形态下，我们一再被叮咛：个体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任何重视或放大个体的做法皆自私可耻，惟国家和集团利益至高无上，为了“大”，必须时刻准备牺牲“小”……正像“皮毛论”鼓吹的那样：“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借助这样一句俚语性质的“真理”，作为“毛”的个体就天然披覆了一种自卑，被烙上了一记鲜红的耻字，也使得“小”在一切被誉为“大”和“皮”的权威前羞愧地低下头去，自惭形秽，无地自容。
一旦“大小”“皮毛”这些日常经验话语通过权力指认——被政治哲学赋予意想不到的身份伦理后，一旦生物现象学变成了社会政治学，“小”和“毛”的“刍狗”悲剧即开场了。“大”永远先声夺人、不战而胜，永远象征着权威、统摄、全能、无限、光荣与真理，永远匹配垄断、覆盖、替代一切的图腾魅力。
但问题是：这个“大”是否真正含有那个“小”？若是，那么“大”对“小”该负怎样的责任与义务呢？它对“小”所承诺的庇护与保障是否履行？若未履行或履行不好，那么，它还有什么资格与底气从对方那儿领取信任和拥戴？它的合法性从何而来呢？
1930年，胡适在《介绍我的思想》中，告诫当时的青年一代：“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
“人”被榨干了。“人”奇怪地消失。个体之尊严、利益、价值、权利、意义，统统消失在组织、单位、团队、党派、国家、民族——这些以集体名义注册的政治大词中。生命作为一种零散物件，像“镙丝钉”“小数点”一样被严厉地拧固在国家机器上。可以说，“文革”结束前，在体制文化上，个体的人从未得到过价值观层面的充实与滋养，它被不断地向外抽、吸，日益干瘪。相反，“集体”“人民”“领袖”这些榜首词却源源不绝地输入新政治能量，愈发神采奕奕、傲慢无礼……所谓“革命”，即要求“大”愈大——无穷大、“小”愈小——无穷小，大到万寿无疆、重比泰山，小至轻若鸿毛、贱如粪土。
鲁迅说：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
争是可以的，但在重实际的中国人看来，关键是和谁争？存不存在争之可能？
周永臣，一个绝对威权荫影下长大的知识分子，他不会不被告知自己的渺小，不会不对一切带有“国家”标志的东西和来自“上面”的指令抱以敬畏，不会不清楚自己的遭遇乃典型的“中国制造”。他面对的始终是国家机器，是至高无上的权力意志，是不容置疑的公章部门……作为民间卑微的个体，一介自幼在“民怕官”的积弱文化和大一统思想下——靠“服从”“尊纪”成长起来的草芥书生，既然从未感受到来自“大”的庇护和抚爱，又怎敢伸手向长久笼罩自己的“大”要什么公道？讨什么说法呢？
当“小”的对手被放扩为无边无际的“大”时，“小”无法不绝望，无法不崩溃。除了一遍遍地自卑、沮丧，他能怎么样呢？他能说出“国家错了”那样的话吗？他敢想象“政府应向这个人道歉”那样的事吗？能忍则忍，能屈则屈，能受则受，实在受不了就只剩一条路……
他实在太弱了。何止是“小”——简直是渺小。正是几十年藐视“人”的文化激素和凶险的政治环境，发育了这种畸型可怜的弱和唯唯诺诺。正是长期“个”的缺席和权利的严重不足值，导致了一代人根本不理会或不敢动用自己的权利。尤其一个被勒令停止尊严、含垢咀辱达37年的老人，如何在一夜间拣回久违了的尊严、拣回自己的公民资格？
或许有人嘀咕：时代毕竟不同了嘛，其实他完全可以……
不错，他走得太安静了，甚至看上去有点窝囊、没出息……
但，人为什么要逃避控诉的权利？
唯一的解释是：他内心根本就不信这权利！根本就不信这权利已到手——无论它被标榜得多么逼真和近在咫尺！他对突然被授予的东西既陌生、又恐惧，对历史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凶险记忆尤新。几十年来，虽然周围人的境遇多有改善，但他的境遇却从未有变，难道他没理由怀疑一切吗？
将一盆香喷喷的肉赏给一匹快要饿死的骆驼，这何尝不是一种羞辱？其内心除了悲凉、空荡、凄楚，什么都不会再有……
那17年的迟到又是怎么回事？
说到底，仍是漠视人。在那些职能部门眼里，一芥草民实在太微不足道了，所以才会发生那样的遗忘，且对遗忘不以为然，既无道歉，也无赔偿……因为自己据守的是“大”，对方是“小”，大对小怎么会低头呢？
西人有言：迟到的正义为非正义。而周永臣收到的，已是“迟到的迟到的不完全正义”了。
轻描淡写的“平反”与30年前的“罪名成立”，实质上有多大区别？缺少诚意的“精神安慰”和当年的“精神摧残”又有何二致？甚至说，它比当年的出手更重，更具杀伤力和毁灭性——人往往可以承接命运的严酷，但却受不了人生的奚落和捉弄。正是这鬼使神差、不期而至的“大赦”，让他的神经一下子瘫痪了，一个人苦苦支撑的幻想被击溃了，一个人的存在被忽略、废弃和贬值到了极点，他听到了冥冥深处的嘲笑声……17年的顽强“活着”突然变得毫无意义，悲壮变成了可悲，坚忍变成了滑稽，正剧变成了荒诞。他实在没有力气再重视自己，心成了废墟，所有的生存理由皆已散去。
历史本身并没能累垮这个人，但历史的后来却杀死了他。这只能说明，那场历史并没有结束，而是一直暗暗延续着，是整座“加长的历史”摧毁了他。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周永臣的悲剧实则为一代“个人”的悲剧。
余华曾有一部摧人泪下的小说《活着》，描述了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生涯故事，从青春到白发，从挈妻携子到家
破人亡，从屡败屡战到万念俱灰……其实，阅读周永臣的遭遇，我觉得其履历或许更能印证“活着”——这道伟大又残酷的语义。
严肃地活着，有尊严有价值地活着——多么不易。
—白衬衫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