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信仰的拜偶像是一种精神堕落
徐 贲
在网易上看到四川省绵阳市南山的一个寺庙——红恩寺的一些照片。（http://news.163.com/photoview/00AP0001/25136.html）这个小庙除了供奉着一般庙里常见的菩萨外，还供着红色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塑像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红恩寺的楹联是“打天下,
坐天下，人人都很拥护他；打江山，坐江山，全国人民都喜欢。”门楣上的横批是：“真龙天子天下为公毛主席万岁”。同“文革”中人人佩戴领袖头像徽章，或者现在有的出租车上挂毛泽东像一样，红恩寺里进行的是一种崇拜行为。这样的崇拜行为是不是代表着什么真正的政治信仰呢？
人们的崇拜行为与他们的信仰本来就没有必然的联系。崇拜行为多种多样，包含的崇拜也有深有浅，有的诚心，有的不那么诚心，有的根本就不诚心。逢场作戏的不说，就算是诚心的，崇拜也不见得就是有信仰。不仅在宗教信仰上如此，在所谓的政治信仰或信念上也是如此。以前，在莫斯科红场瞻仰列宁遗体的苏联人，未必都是列宁主义的信仰者；同样，今天到湖南韶山敬拜毛泽东铜像，在他面前用卦木祈求预知祸福，或者到纪念堂瞻仰遗体的中国人，未必都对他的思想有多少了解，更不要说是以他为象征的中国“共产主义”了。
比起崇拜行为来，信仰是一件远为困难的事情。它不仅需要对信仰的内容有一定程度的认识（知识），而且还需要有某种必要的心灵开启（感悟）。信仰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可能的，但并不必然发生。信仰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有一种特殊的认知能力——神圣感。这种神圣感可以有神学的理解，但也可以从哲学认识论找到合理的解释，这二者可以是相通的。
基督教神学对人的神圣感有最清楚系统的阐述，它认为，人除了感知、记忆和推理之外，还有一个认知官能或机制，加尔文称之为“神圣感应”。对于神圣感应，我们虽然不一定要像加尔文那样把它看成是“上帝的形象”的一部分，但仍然可以把它看成是内在于人类的。基督教哲学家普兰丁格（Alvin
Plantinga）在《基督教信念的知识地位》（Warranted Christian
Belief）中这样解释人的神圣感应：在许多不同的环境中，人会在内心产生一种在心里产生造物主的存在和他的至美、至真、至善和至高的感悟，甚至成为一种信念。这样的经验是许多人所共有的：“美丽无比的夜空、匉訇翻腾的海涛、庄严伟大的山脉，无时无刻不与我们的心产生共鸣。小花绽放着芬芳、白杨在风中起舞。‘宇宙中没有一点’，加尔文说，‘是让你不能看出上帝的荣美的。’”（邢滔滔《基督教哲学的一部新经典》）浪漫主义时期伟大的英国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在自然中感悟到的便是这样一种难以言说的神圣感，虽然他并不是一位基督教诗人。
不仅如此，我们做错事时不能释怀的自责，在认罪和忏悔时发自内心的欣喜，都指向至善的神明。人落在险境时，会自然向大地和人类的主宰呼求，自然而然地指望上帝会听他的呼求。还有，当人饱受冤屈，身历苦难，面临着极大的邪恶，或者准备自我了结生命的时侯，也会向神，向上苍发出悲鸣和呼喊。中国人常说的“举头三尺有神明”，“人间私语，天闻若雷。 暗室亏心，神目如电”都是这个意思。
信仰的对象，如基督教的“上帝”，是在人的普通语言的直接表达能力之外的，因此借助的是象征的语言。对于基督教信徒来说，上帝存在的信念，不是人们选择或决定让它出现的，也不是人们从其他命题推论而来的，而是必然的。在神圣感应发生的时候，或是在触发神圣感应的环境中，人们发现这信念已直接呈现于他们。跟人的感知信念、记忆信念和一些先天信念一样，上帝存在的信念是一个基本的信念，是人与动物在“灵性”上有所区别的主要依据。中国人的“天”的信念最接近于这种神圣感应，人不能替“天”画像或造像，把它变成一个偶像。人能感知“天”，而动物则不能；善良的人敬畏“天”，而邪恶的人则不敬畏，因此无法无天。
既然神圣感应能引发和坚定人对神的信念，为什么还有无神论者呢？既然人能感知“天”，而还是有人无法无天呢？普兰丁格回应了这个问题：虽然我们有神圣感应，但人类已经堕落了，深陷于罪恶之中。这个解释并不声称“罪”是源于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的，它只是确定我们人类的确身处罪孽之中。人不信“天”，我们也不知道它的源头为何，但我们知道确实是已经身处于“无天”的罪孽之中了。
罪是情感和认知的扭曲，是悖逆、不信任上帝、不相信“天”、骄傲和嫉妒，它对情感和认知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在情感方面，我们的喜好已歪曲了，只爱自己、只爱权力和金钱，不爱上帝、不爱公义、不爱超越的普世心灵价值。在认知方面，罪虽然不影响我们关于大自然和世界的知识，但破坏了我们关于自己、其他人和关于上帝的知识。尤其是，罪损害了神圣感应，它在我们心里引发了一个阻力，影响着神圣感应的衍生，把它窒息了。因此，如普兰丁格所说，“我们本来是认识上帝的，知道他那奇妙的美丽、荣耀和可爱，但现在这些都严重地失却了。”也正如加尔文所说：“来自人类自然本性的礼物已受损，那超自然的礼物则被取去了。”
因此，“无神”和“无天”，怀疑“神”和“天”在人类生活中的精神、价值、伦理指引，否认“神”和“天”与人类的正义、公正、公义认知的关系，都是罪的后果，它们产生于我们相关认知官能的扭曲、失常（就如同失聪、失忆），没有合理性。在普兰丁格的基督教神学中，人类无法从罪中拯救自己，我们必须依靠上帝的救恩（不能指望只靠“制度”和“教育”的力量来拯救人类）。上帝藉圣子耶稣基督的生命，代赎受难和死里复生拯救我们于堕落之中，让我们得以离开罪恶，与他复和。这个补救过程，从认知方面讲，需要一个途径，这是一个三重的认知过程：第一是阅读圣经，圣经有上帝特别默示，上帝是它背后的作者，它的中心主题是福音。第二是接受圣灵，上帝差遣了圣灵，这是基督受难和复活前所应许赐下的，圣灵在内心里邀请我们接受基督教信念。第三才是信仰，信仰不只有认知意义，因为“它更修补那沉溺罪海的放荡的意志”，但信仰也是由认知过程建立起来的。认知在基督教信仰中的作用使得它成为一种包含理性的宗教信仰。
在神学之外，“天”可以成为对神的自然法表述，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下篇》第14章中，把“上天”当作为一种最后的裁判权威，存在于人类关于正义、公正、公义的认知之中。人民的权利如果享有法律的保护，本无需求助于上天，只是在“集体或任何个人被剥夺了权利，或处在不根据权利而行使的权力的支配之下，而在人世间又无处告诉时，……那就有权诉诸上天。”上天的权威先于并高于一切人为的实在法，“假如执行机关或立法机关在掌握权力后，企图或实行奴役人民或摧残人民，在立法机关和人民之间也不可能有裁判者.
在这种场合，就像在世界上没有裁判者的其他一切场合一样，人民没有别的补救办法，只有诉诸上天”。人类用“上天”的认知“为自己保留属于一切人类的最后决定权：决定是否有正当理由可以诉诸上天.
这种决定权他们是不会放弃的，因为屈身服从另一个人使其有毁灭自己的权利，是超越出人类的权力以外的，并且上帝和自然也从来不许可一个人自暴自弃，以至对自身的保护也忽视了”。洛克所说的“上天”是人类由于理性而获得的一种认知，这种理性终于使人类认识到他们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不至于在强权面前成为俯首帖耳的臣民。一个群体中的人们如果集体丢弃或放弃了“上天”的意识，那就陷入了一种彻底的，无以自救的道德堕落之中。
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它自己的“堕落”的故事，拜偶像无信仰也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但不是一个基督教的故事。公元前8世纪的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Hesiod）就曾描述过一个从“黄金时代”到“黑铁时代”的倒退历程，黄金时代的人“内心无忧无虑，没有痛苦和忧愁”，黄金时代并没有延续下去，随之而来的是“一个远不如第一代种族优秀的”白银种族。这些人步入青春期后，只生活了很短一段时间就向愚昧无知屈服了，“他们既不能抑制互相敌对的鲁莽暴力，又不愿意崇拜神灵”。愤怒的宙斯埋葬了他们，并造了第三代青铜种族，这个种族后来也变得很暴力了。宙斯又创造了第四代种族，然后创造了第五代黑铁种族，它包括了赫西俄德本人生活的那个时代。这个时代的人们“在痛苦和折磨中蹉跎岁月，无论白天或黑夜都无法得到安宁”。这是充满苦难和忘恩负义的时代，“主客之间不能相待以礼，朋友之间、兄弟之间也将不能如以前那样亲密友善”。胡作非为、无法无天的坏人“互相掠夺各自的城市”。做坏事者总是获胜，“强力就是正义，廉耻心已经消失”。（拉塞尔·雅各比《不完美的图像》，第54页）
这多么像我们自己时代正在发生的堕落故事。我们整个民族从“有天”蜕化为“无天”，甚至无需五代，一二代人的时间即已完成。我们非但没有从对活人的个人崇拜中汲取教训，反而更转而去对死人偶像崇拜，崇拜成为我们的心理习惯，信仰离我们遥不可及。我们拜偶像而无信仰，拜偶像只是希望那些做坏事总是获胜的恶人不要伤害到我们自己，而无信仰则又使得我们在恶人面前如此奴性、懦弱，无助。没有了信仰的感召和支撑，我们对抵抗的普世价值充满了怀疑，更可怕的是，我们丧失了个人和集体抗争所需要的精神意志，自行关闭了自由心灵通往更好世界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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