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安伟 报道 2012年11月12日
北京——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临近之时，政治学学者李伟东计划到世界首屈一指的强国去观察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领导权争夺战。
李伟东没有留在北京观察中国十年一次的权力交接，反而登上了飞机。
在巴黎转机的时候，李伟东在电话采访中说，“我打算去美国研究选举。”亲眼目睹了上周二的美国总统大选后，他又通过无线电接受了一次采访。“我还是认为，中国的政治停留在史前水平，”他说，“我经常开玩笑说，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残存的最后一个史前文明。”
中国正处在关键时刻，来自精英阶层内部的质疑声音日益高涨。人们怀疑已有91年历史的共产党威权体制能否应对整个国家以及13亿国民所承受的压力。由邓小平于1978年推出并由几届党领导贯彻实施的政策让几亿人脱离了贫困，也让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这些领导人实现几十年经济增长的方法导致了堆积如山的问题，批评人士称，这些问题已经发展到了无法回避的地步。
这些批评人士中有很多都受益于中国令人震惊的经济成就。他们中有亿万富翁，有知识分子，也有共产党革命奠基人的后代。但他们表示，以目前的情况而论，共产党的议程不够有远见，无法引领中国走向稳定。他们称，现在需要一项全面的战略，以便逐步解除有8000多万名党员的共产党对经济、法院、媒体、军队、教育机构、公民生活乃至公民日常事务的铁腕控制。
这些批评人士称，只有这样，政府才能真正开始解决中国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大肆蔓延的腐败、环境恶化以及人口老龄化。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中国人口的年龄分布已经失衡。
“为了建设真正的市场经济，我们必须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资深记者杨继绳说。他也是首屈一指的研究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学家。“在接下来的若干年，我们应该实行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
但目前，党的领导者还没有发出任何信号，没有表明他们打算以实质性的方式削弱自己在政府中的作用。
“我们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周四，即将离任的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时说。大会将历时一周。
在长达100分钟的讲话中，胡锦涛详细地描述了共产党的公共议程。他宣读的那份长达64页的报告部分是为了强调指出下一届领导班子的工作重点。下一届领导班子名单将在11月15日前后宣布。香港大学(University of Hong Kong)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钱刚表示，大部分报告用的都是倒退的措辞，强调的是源自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几乎没有大胆创新的想法。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报告中没有措辞表明下一届政治局常委会将会支持政治制度上的重大改革，而在当下，很多人都表示政治制度的种种扭曲正在让这个国家走向危机。政治局常委会通过集体决策领导中国。
对当前制度持批判态度的中国人普遍不希望完全照搬西方模式，但他们的确认为，至少也应该对更加大胆的试验保持开放态度。
“马上就打破一党制十有八九是不现实的，但我们可以让党内的不同派别公开化、合法化，好让它们彼此竞争，”杨继绳说。他补充说，当前还没有确保政治问责的其他办法。
直到过去的一两年，政治制度自由化的观点才在中国精英阶层的众多代表人物当中流行起来，使他们产生了紧迫感。之前，因为全球金融危机使得西方世界一触即溃，许多中国人指出，“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已经取得了胜利。所谓“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是威权政治、指令性经济和准市场政策的混合体。
中国向经济领域注入5880亿美元（当时约合4万亿元人民币）刺激资金，并让国有银行大量放贷，借此度过了危机。然而，这样的方法衍生了大量的大型基建项目，它们的效益可能永远也赶不上成本。有鉴于此，许多经济学家现在都表示，以投资为驱动、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经济模式无法持续发展，需要转而更多地依靠中国消费者。
尽管嘴上经常说要实现这个目标，但新一届领导人要实现这一点并非易事。当前经济模式的根子是现行的政治制度，而在这个政治制度中，党内官员和国有企业紧密协作，通过党对经济的控制获取巨额利润。在胡锦涛的十年任期里，这样的关系和国有企业的支配地位有增无减。
“在这种经济中，财富会聚集在权力所在的地方，”退休记者杨继绳说。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以及政治局常委会即将迎来的大约400名成员，连同他们的朋友和家人，都同中国14.5万家国有企业中的巨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实际上，太子党——也就是共产党权贵的子女——在党、政府以及企业当中日益增强的势力可能意味着，裙带关系网络已经变得更加紧密。既定的党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接班人习近平本身也是“红色贵族”当中的一员 ,即便他有心摧毁这个制度，也会发现困难重重。
“掌管国有企业的人里面，有习近平的朋友、亲戚和老同学，”父亲曾任部长的历史学家章立凡说。“这个团体是他的政治力量的一部分，也是他立足的基础。想搞改革的话，习近平必须为了长远利益而牺牲这些人的利益。”
规则已经变得对民营企业家非常不公平，以至于一些从中国经济增长中获利可观的商业领袖也开始谴责这个制度。孙大午便是其中之一。身为党员的他是一位百万富翁，在农村地区创立了一家食品企业集团。2003年，他因试图从当地居民那里集资而被判三年有期徒刑，缓期执行。审判过后，他一直保持沉默，现在却再次公开地发出了批评的声音。
“金融体系非常腐败，”他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国家应该允许私有银行从事融资业务，特别是帮农民和农村人口融资。”
的确，中国的制度问题在农村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公开抗议事件日益增多，最常见的起因就是急于将土地卖给开发商的官员发起的圈地运动。
“土地、金融、医疗保险和教育资源太集中了，”孙大午说，“国家的大部分资源都集中在了党员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福利上。”
不计代价促增长的发展模式也导致了大范围的环境恶化和城市中产阶级对工业项目的抗议浪潮。就在周四，党代会开幕的当天，中国央行副行长易纲在新闻发布会上承认了面临的问题：“经历了30年的发展，在吃穿方面，我们同发达国家之间没有太大区别。我们是落后在空气和水上。”
不过，批评人士称，要真正解决普遍存在的类似问题，唯一的办法是创造一个权力制衡的政治制度，让这个制度惠及普通中国人，而不是官员及其密友。与此同时，这个制度还要有能力满足快速变化的社会的种种需求。
“中国仍然有可能在保持稳定的同时走上正确的道路，”观察过美国大选的学者李伟东说。“然而，共产党也有可能错失良机，陷入乱局。”
黄安伟(Edward Wong)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Mia Li 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陈亦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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