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 对权力的贪婪是最大的贪污

作者：信力建 

15日，新当选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为了党和人民事业继往开来，胡锦涛同志，以及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贺国强、周永康等同志，带头退出党中央领导岗位，体现了崇高品德和高风亮节。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西哲有云“权力使人腐败，绝对权力使人绝对腐败”，而对权力的贪婪其实是最大的贪污。

现在有人恭维毛泽东“不贪污”，其理由大致是：首先，他本人不贪财，比如讨厌拿人民币以为其“脏手”，衣服打了多少补丁，“困难时期”不吃红烧肉，“一双拖鞋，毛穿了二十多年”之类。其次，则是在他主政时期对贪官是多么的恨，身为地委书记和专员的刘青山、张子善就因为贪污总计171亿6272万元（旧币，相当于现今人民币的171万余元）就被他老人家下令杀掉。

这里，首先要厘清的是，“讨厌拿人民币以为其‘脏手’，衣服打了多少补丁，‘困难时期’不吃红烧肉，‘一双拖鞋，毛穿了二十多年’”之类，并不能说明一个人廉洁，因为我们还有另一笔账：比如，毛泽东喜欢别墅，起码有五十多所别墅在全国各地为他建起，仅北京一地就有五所——大部分他从未涉足。这些别墅往往地处优美的风景区 ，一旦中选，整座山或整片湖岸、海岸便被封闭起来，专供其享用。这些地方通常有过去留下的精美住宅，毛一声令下它们就被拆掉，另建高宅。毛的别墅都有通向附近军用机场的直达线，有的是火车专线，有的是地下车道。毛有时住在停于军用机场内的专列上，一国之主的毛好像生活在随时有生命危险的战场。外出时有三套旅行工具待命：火车、飞机、轮船。他一旦上天，全中国所有的飞机都得落地。专列说开就开，其他火车全部让道，铁路运输也跟着被打乱。又比如，毛喜欢游泳。在那个游泳池极为罕见的贫穷年代里，他为自己造了不少游泳池。第一个在玉泉山，建于三反中，根据毛自己的数字，“建造费五亿”(旧币)——三反中私用公款一亿就算“大老虎”要判死刑。毛后来没去游过，嫌池子太小。在中南海里面为他建了个室内游泳池。中南海本来已经有个室外游泳池，毛进京以前对公众开放 ，毛进中南海后，内部的人头些年还可以在毛不游的时候去游泳，到后来两个游泳池都归他独占了。游泳池的水是靠锅炉房把水蒸气用管子输入来烫热的 ，让它们保持温暖，以待毛的驾临，耗资浩大。跟这些庞大耗费比起，什么补丁、红烧肉、拖鞋，价值几何？

其次，杀贪官也不能证明杀人者就廉洁。要说杀贪官，毛恐怕还赶不上他的前辈朱元璋——据统计，朱元璋因贪污受贿被杀死的官员有几万人，到洪武十九年（1386年），全国十三个省从府到县的官员很少能够做到满任，大部分都被杀掉了。而且，朱元璋杀贪官的手段极其严酷，《大明律》正式规定只能使用五种刑罚，鞭刑、杖刑、监禁、流放、处死。朱元璋发现，这些手段不足以威慑贪官，又特别针对贪官制定了很多酷刑，例如凌迟、枭首、诛族，此外还有用开水烫、用铁刷“洗刷刷”、抽肠、脸上刺字、割鼻子、阉割、挑膝盖等等，还有剥皮实草。所谓“剥皮实草”就是把贪官的皮剥下，里面填上草。这个东西就放在贪官继任者的衙门座位旁边，不得挪开，目的就是为了对后任者随时发出严重警告。因为官员被杀的太多，没有人干活了。朱元璋虽然勤劳，但也不能代替所有的官员。于是他创造了一个戴死罪、徒流罪办事的制度，具体操作方法是，官员犯法，判了死罪，先拉下去打几十板子。就在官员给伤口涂药，估计自己小命不保的时候，牢里突然来了个人，不管死活，把受罚官员拉出去，塞到马车上，送到各个衙门去处理公务。可是，我们能因此说朱皇帝是清官么？显然不能——这道理很简单：他所以杀贪官，是因为贪官贪污了国库的钱，而在这些皇帝或领导人看来，国库里的钱就是他老人家的钱——在当时，中国的钱怎么花，没有第二个人有最后决定权。所以，他杀贪官还是出于对“自己”钱财的爱护。

更重要的还在于：贪污难道只能局限于对钱财的占有么？事实上，对权力的占有和贪婪才是最大的贪污——原因是：钱财毕竟是身外之物，而权力却可以左右人的身心；钱财不足以要人命，而权力却足以让人头滚滚。

而这方面，毛泽东显然谈不上“清廉”。在建国后，他发起的数次所谓“路线斗争”，无一不与其权威和权力息息相关：比如高岗饶漱石和彭德怀，就因为挑战了他的权威，所以他毫不客气地将其打倒，并最终将他们送入地狱；刘少奇则是因为在前台风头太旺，大有将其取而代之之势而被彻底打倒，瘐死牢中；林彪就更是直接威胁其统治而折戟沉沙……他就是这样，将公权视为他的私有财物，死死不放——周恩来侄女周秉德曾回忆过这么一个细节：1971 年12月,毛泽东因为林彪事件打击，一度脸色发青,嘴唇发紫,仿佛已经没了呼吸。结果是周恩来“激动地扑到主席床边,双手紧握着主席的手,泪水夺眶、语音哽咽地冲口而出:‘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这句话才把他从死神手中唤回来——周恩来毕竟是毛泽东多年“战友”，知道他心目中什么最重要！藉是之故，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毛泽东虽然已经重病，一会昏迷一会醒，可仍抓住权力不放，以致因其重病，无法及时调动救援军队，而使得救灾耽误了三天，唐山是平原地区，开始进入灾区竟然比汶川更迟缓。那时的毛泽东已经没有履行职务的能力了，坐在沙发一动不动，目光呆滞，过了会，口水就流下来了。给他擦，服务员给他擦，擦完一会又流下来了，又给他擦。但他都老了，他都不行了，他还死抓着权力不放。

这种对权力的贪婪由来已久。 1953年5月19日毛泽东对刘少奇、杨尚昆以中央的名义发出文件之事非常恼火，于是专门发布命令予以批评。他说：“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他责令中央有关部门“请负责检查自去年8月1日至今年5月5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我出巡及患病请假时间内者不算在内），以其结果告我；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了1958年1月，毛泽东写了《四言韵语·党的领导原则》：“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再次明确了他独霸大权的意向。这使我们感觉到毛泽东就是为权力而生的，权力是他生命的支柱。要是换成别人，毛泽东又怎样要求他们如何对待权力呢？他鼓励别人要拿得起、放得下，不要贪迷权力，比如在1963年12月他写了几句一无韵味、二无美感的《赞罗荣桓同志》的诗，其中“无私利，不专断”就表达了自己的这种心思，或许正是由于罗荣桓同志不迷恋权力，才得到毛泽东的好感，才使他觉得有必要写一首赞美诗，让人都来学习。

这种对权力的贪婪，天长日久地积蓄、发酵，必将让他失去理性，沦落为我行我素横行霸道的怪物，这个时候跟他讲什么章程、法律之类的东西，无疑与虎谋皮。如果需要，他会不假思索地置党纪国法于不顾，不惜耗损国家民族的重大利益，用最无耻地手段发动一场大扫荡，将那些他认为碍手碍脚的人一一清除。这样做，是为了打击报复，维护自己的尊颜；是为了敲山震虎，显示领袖的权威；是为了检阅忠心，享受非凡的至尊……其结果就是我行我素，草菅人命。也因此，我们看到：为他所谓革命，他牺牲了六位亲人。可他毫不在意，还宣称“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即使在建国后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也还说：“中国即使死掉三分之二人口，几个五年计划也就发展起来了，而资本主义则会全部灭亡。这样换来永久和平，不是坏事。”在他给赫鲁晓夫的信中，还说：“为了最后胜利，灭掉帝国主义，我们愿意承担第一个打击，无非是死一大堆人。”在苏联时，他更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看到这些话，不难理解什么叫草菅人命；如果全世界要死一半人才能换来社会主义，人民是不需要这个主义的。既然全世界都可以死一半人，那六位亲人又算什么呢？哪有一点慈悲心肠？他不仅这么说，也这么做。上世纪五十年代，因政策和体制导致上千万人死亡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这是二十世纪最大的饥荒，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饥荒。而这完全是人为的，是蓄意的。中国的粮食出口仅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两年就高达七百万吨，可以为三千八百万人每天提供八百四十热卡。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如果没有出口，中国人一个人也不会饿死。 毛泽东对这么一场惨绝人寰的死亡灾难却心平气和得让人吃惊。大跃进一开头，毛就告诫中共高层做好大批死人的思想准备。在为大跃進揭幕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大谈死亡是“白喜事”：“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讲辩证法，又不赞成死亡，是形而上学。”“庄子死了妻子以後]鼓盆而歌是正确的”，“人死应开庆祝会”。乍一听来，毛好像是信口开河讲哲理。但这代表他的政策。安徽一个公社党委书记被带去看饿死的人堆时，几乎是在重复毛的话：“人要不死，天底下还装不下呢……人有生就有死，哪个人保就哪天不死！”有些地区规定死人後“不准哭”，“不准带孝”。毛甚至还大讲死人的实用价值。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他对八届六中全会说：“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据《乡村三十年》记载，有地方人死了埋在田裏，上面种上庄稼。西哲那句“权力使人腐败，绝对权力使人绝对腐败”，我们可以仿此说：“权力让人贪污，绝对权力让人绝对贪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