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人化的荼毒
徐 贲
说起非人化，人们一般想到的首先是把人当作低贱的动物，或者根本就是妖魔鬼怪、魑魅魍魉、牛鬼蛇神。用大卫·史密斯在《非人：为何我们会贬低、奴役、灭绝他人》（2011，中文译本即将出版，引文来自此译本）一书中的话来说，是把人当作“看似像人的生物——有着人的外形、双腿行走、说着人话、大体以人的方式行事的生物——但却绝不是人”。
史密斯详细地描述了非人化概念在人类漫长历史中的演变，他在丰富的材料上建立了一种剖析非人化的理论，从心理进化来解释人类普遍、共同、恒久的非人化现象，在对史前人类的非人化思维和行为解释中，他借助的是认知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这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力图从可能的例证（艺术、畜牧业、技艺等）来重构史前人类的思维方式。例如，奴隶和家畜遭受的待遇有很多相似之处。几乎所有用来控制牲口的方法——如类似“鞭打、上链、烙印、阉割、削耳”的做法——都曾被用来控制奴隶。
从人类的远古开始，征服和恐外就是非人化的普遍动机。埃及人把敌人看作是非人的肉食者。埃及法老阿门内姆哈特一世（Amenemhet
I，公元前1985—1956年在位）夸口说：“我驯服了狮子，捕捉了鳄鱼；我征服了瓦瓦特人，俘获了梅贾人，我让亚洲人学狗走路。”
美索不达米亚人也认为邻邦不是人。在有着三千年历史的巴比伦文本《阿卡德的诅咒》（The Curse of Agade）中，古提人被说成“非我种类，虽有人之本能，却有着犬类智力和猴类特征”。在其他地方，他们还被说成“山中毒蛇”和“狗”。亚摩利人则被说是有“狼和狗的本能”，而其他种群则是“山鹑的身子和乌鸦的面孔”。
在史密斯看来，古代中国的华夷之辨和夷夏之防同样渗透着非人化的想象，这是古代中国人“通过给边境部落贴上有非人化之意的标签，来将自己与其区分。东边的野蛮部落被称作‘夷’，其中包含汉字‘犬’，意为‘狗’，而北方的部落则是‘蛮’，包含汉字‘虫’，意为‘昆虫’。戎狄被称为‘狼’。在记述了公元前400年以来古代中国地理的《山海经》中，只有中国人被称为人。杰出汉学家蒲立本（E. G. Pulleyblank）指出，在公元前8世纪中期以前，这些野蛮族群都被‘看作不完全是人’”。
外来者在被当作敌人和被奴役之前就被非人化了，而非人化更是强化了外来者比自己（人类）低等的看法。现代世界里的征服和恐外，还有战争、种族灭绝和其他残暴行径中都有非人化这一古老思维在借尸还魂。
除了历史和心理进化的非人化研究，还有一种社会人文和政治人文的非人化批判。前一种研究所讨论的非人化主要是“妖魔化”，后一种批判则更重视可能并无明显妖魔化的人的“异化”。异化是一种比妖魔化更可怕的非人化。被妖魔化的人们会愤怒、反弹和对抗，很少会加入对自己的妖魔化；但异化的人们却会由于被洗脑或麻木愚昧而参与外力和环境对他们的心灵侵腐和人格扭曲，心甘情愿地按变异的标准来自我要求。
人类学家蒙塔古（Ashley Montagu）和麦特森（Floyd Matson）在《人的非人化》（1983）中，把非人化看着是与瘟疫、战争、饥荒和死亡同等祸害的人类威胁。他们强调，人一旦患有“非人化综合症”，就会变成“活死人”（the
living dead）。他们用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讨论的纳粹分子艾克曼为例来说明，人在特定的政治生活环境中会被非人化为螺丝钉和机器人。正是纳粹极权统治机器的意识形态洗脑和组织控制，使得艾克曼成为一个不能思考，没有道德判断，但却能高效作恶的非人。
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分析了极权统治的非人化过程，也就是她所说的三步“杀人”法。第一步是“杀法权之人”，即剥夺人的基本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摧毁人的权利，杀死他这个法权之人，这是全面宰制一个人的前提”。第二步是“杀道德之人”，使被杀者“在历史上头一次成不了烈士”，无法用“良心来作抵抗”。第三步更可怕，它杀绝人的个性思想和创造性，最终把人变成行尸走肉，
“摧毁人的个性就是摧毁人的自发性，摧毁人靠自己重新开始的能力”。他们在非人的待遇下，既没有反抗的能力，也没有反抗的意愿。德国哲学家和人类学家蒙坦布鲁克（Axel
Montenbruck）在他的《西方人类学：民主与非人化》（1983）中，从政治人文主义的角度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罗马戏剧家泰伦斯（Publius Terentius
Afer)说，“凡是人类的事情，对我都不陌生”。从人类普遍心理和认知来了解非人化可以成为一种警策：如果你没有清晰的自知之明，你也可能把别人非人化。但是，非人化的具体构建和特征却又必定具有特定的制度烙印。人类要更好地和平共存，让每一个人活得像人，有人的权利，反对非人化的教育是必不可少的。生物学和认知心理的科学知识也好，社会和政治的人文批判也罢，只要能有教育效果，都是我们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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