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欧洲的古代人类，各自走了不同的选择：中国选择定居的农业，欧洲的古代人类却是不断地征服和扩张。从这个出发点上，我们还要看看，他们在当时这种条件下，发展了什么样的社会价值。
夏朝可能只是许多聚落的联盟
先从中国方面来看。中国最古老的传说是黄帝的传说，可是传说的内容，显然是后世加上的。因为黄帝的年代，就是离现在五千多年前，不可能有那么完备的制度；许多归于他名下发明的事物，也不是那时候出现的。
我宁可从夏禹的传说说起。夏代起源的传说，是从尧、舜、禹三代的“禅让”开始。尧、舜的时间都很短，且没有太多具体的事迹可以说。禹的传说却非常重要，一部分是王位的禅让，另外一部分，则是在中原治水的故事。由他的儿子继位，才有所谓“朝代”的父子继承，亦即有了制度化的国家组织。
今天的考古学成果显示，河南的东部二里头一带，可能就是夏人活动的地方。在这里，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发展和聚落的形态，已经有一些可以依据的资料，表明这个地方在农业发展上已经有一定的进度，聚落的规模也相当大。河南东部正是黄河三角洲的扇形地带的尖端，古代黄河固然未必已是“悬河”，因堤防而高出地面，黄河所经之处是平坦的黄土地带，总不免有泛滥的问题。
中国北方古代的农业是小米种植，受不了太多的水，洪水之后，小米就颗粒无收。因此，大禹治水传说的背后，反映的历史就是农田耕作必须要有好的渠道分水灌溉系统；疏和灌，这两件事情都必须同时进行。大禹治水的规模，不会如传说之大，整个中国河川都是由他疏通，这是夸大的传说。若回到传说的核心，可能有一群人，大禹和他同时代的人，分工合作，努力疏导和开通河流，使得洪水既不至于泛滥成灾，也可以灌溉田地。这种规模比较大的水利工作，不能由一个村庄、一个聚落的人民自己进行，必须上、下游的人一起进行。这种合作，不一定需要集权专制政权才能统筹协调；因为当时的水利灌溉系统，终究不大，若干邻近村落合作，大家都可以共享灌溉疏导之利。
在这种情况下，据古代传说，大禹曾经召集许多国家，号称“万国”，聚会讨论“天下”的事情。“万国”和“天下”，都是夸大其词。大概，大禹或者大禹这群人，召集黄河中下游附近数十、上百聚落的居民，大家一起合作，把洪水问题合理地解决了。这种工作，当然必须建立在互助合作上，也必须有相当程度的组织，才能使数千人、数万人分工合作，完成这个任务。传说之中，大禹无私地投入，工作期间，三过家门不入。他也聚集了一群很能干的助手，从这些人物的名字看来，他们都是从不同地区来的。传说中，大禹死亡以后，大家选择下一个领袖，他们本来可以仿照尧、舜，以推选的方式选出新的领袖。但是据说，大家对夏禹的感激，使他们选择了夏禹的儿子，也从此建立了世代相承的王国制度。
传说中，“夏后”的称号不是王，而是众人的领袖。因此，这一个夏朝时的政治团体或社会团体，可能不是王国，而是许多聚落的联盟，他们的领袖并不是专权的王。据传说，夏代的中叶，曾经有权臣篡夺王位。我们必须了解，当时未必有什么“权臣”的观念。夏集团的领袖，也未必必须是大禹的子孙。所以，夏代中断，由其他人作领袖，也并不是不可能。
重建这一段传说，我们也许可以看得出，当时为了生活的需求，他们必须要发展新的组织形态，发展超越小区的组织。在大型组织之下，也必须要有一定的社会价值观念，例如协商以及协商以后的服从。经过共同取得的协议，大家必须要合作无间。长期合作，将数十万人民的大地区，凝固成相当坚实的新单位，超越了村落和部落，就成为国家的原型。有了原型国家，公和私之间才会有对立而互补的两种价值。公和私，乃是对立，而又是互成的观点。夏后是领袖的位置，既然在传说之中是传承的，一个家族能够维持数百年成为领袖，表示家族组织的稳固，已经成为一个制度。
商代发展的三种价值观：家族观念、祖先崇拜、尊重知识
商代接续夏代，成为中原之主。商人本是一个中原地区东半边的边缘民族。也许是由于他们有能干的领袖，也许更由于他们所住的地方在黄河东部，有北方提供的马匹和铸造青铜的能力，殷商民族的武装力量，可能因此强于中原那些农耕的聚落。商代建立的王国，确实是比夏代要强大。因此，殷商的领袖称为“王”，而不是夏后的“后”。
考古学上，从商代留下的甲骨卜辞数据，提供了不少相当清楚的史料。商代前半段首都不在安阳，我们没有大量卜辞资料，作为重建历史的依据。从后半段历史来看，商代对于王室的祖先们非常尊敬。商代的主要职务，都是经过宗教活动，请求他们的先公、先王作为媒介，向山、河、风、雨这些对人生活有重大影响的自然力量，祈求保佑、避免灾害。先公、先王据有人神之间交流媒介的重要位置，反应一种对祖先的崇拜；祖先死后还有巨大的威灵。已故的祖先，经由神秘的管道，对子孙的生活有一定的影响。
中国古代祖先崇拜，可说是从死灵崇拜发展出来的。这一转化，必须有对于家族血缘的认知和观念，才能经过家族系统，回头去祈求祖先对我们的保佑。家族观念能够存在，必须有稳定的传承。农业村落，尤其掌握水利的能力后，不必经常开发新田地，就形成长期安土重迁的小区。正是在这种安定之中，一个家族的长期传承才有可能。
有了祖宗崇拜，显然可以看得出来，会有对于传统的尊重。并且，凭借宗族和婚姻关系延伸出去的网络，作为连结、合作系统，于是，家族伦理和尊重传统两个观念，数千年来，建构为影响中国人行为的价值观。
商王的原始身份，也许只是能沟通神、人的大祭司，后来才兼有世俗和神圣领袖的双重身份。商王必须要依靠祝、宗、卜、史这些专业人员，进行和神明与祖先沟通的工作。有了这些人，古人才能根据前例，归纳为一些原则，解释神示的意旨。这就意味着：有一群专门从事知识工作的人，第一批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工作就是为了社群，为了众人的福祉，找到最有利的方案。知识分子的地位，或者宗教人士的地位，在许多不同地区的人类历史上都有过，并不只限于农业民族才有。商代的这些人，未必靠降神，而是从知识累积获得启示，其理性化的成分与一般巫师跳大神，有相当不同处。这一个特点显示，商代文化的知识分子，对知识和理性思考，有一定程度的尊重。(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商代考古学和古代数据显示，商人应已发展了三种价值观；第一是亲人组织的重视；第二是传统的重视；第三是对知识的重视。
周朝的“天命”观念
公元前十六世纪以后，殷商疆域扩张，王权也相应扩大。商王竟有“下帝”的称号，俨然相对于上帝，有同等的位置。这个发展，乃是后代“天命”的滥觞。王的位置和天同列。西周兴起，在王与天之间，又有了新的界定，王毕竟只是承受天命的统治者，而不是天。(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西周代替了商代，成为古代重要的朝代。西周本来不过是商王国西边的一个附庸小国。据西周自己的历史传说，他们曾经“陷于戎狄”，不在农耕文化圈内，后来才恢复农耕，他们自己的祖先，后稷，就是农业之神。究竟他们是先有农业，然后才成为牧人？还是根本就是从牧羊文化，逐渐转变成农耕？毕竟，周人的盟友，姜族，可能就是牧羊人。此处不必讨论。
目前我们只要指出：这一个自认为农业民族的西边附庸小国，居然击败了强大的“大邑商”。殷商盛时，以豫东为腹地，疆域跨有黄河中、下游，势力范围则从河北的中部，延伸到长江江滨，东面的山东、苏北，西面的华山一带，都是从属。这个庞大王国，地跨黄河、淮河和汉水这广大地区；而居住在关中的“小邦周”，竟然能击败殷商，取而代之，成为古代中国的主人。我个人解释，他们在武装力量上，大概有相当的优势。他们在关中，地接西北的草原，可以得到良马。据说，周人的武器中，有一种黑色的长剑。很可能已经取得铸铁的知识，能用铁铸的兵器，打败了使用青铜戈的商国军队。
无论如何，西周的盛，使他们觉得自己有特殊的地位，获得天神的眷顾。如果西周真正是从牧羊的文化转变成农业文化，他们居住的地方，也确实是与牧羊文化的西北草原非常接近。他们从牧转农的历史，如果是在草原附近经过，他们可能因此从草原文化接受了崇拜苍天的信仰。苍天垂顾周人，使周人这小邦，击败商王国；如此奇迹，使他们必须要寻找解释：为什么他们是上帝选择的对象？这种解释可以发展的方向有两个可能：第一，周人是选民，第二，周王是被挑选为新的王者，承受天命，创建新秩序，接下统治天下的重要工作。
在西周获得胜利后，针对这一伟大的功业，周人的领导阶层，确实有过一场辩论：有一派认为是上天垂顾周人，假如以这一点，周人将如以色列人一样，自命为上帝的选民。辩论的结果是，他们选择认为，乃是周王得到上帝的眷顾，应天命而得王位。于是，周人建立的新秩序，乃是“天子”受命抚有“天下”，周王是具有天命的领袖。在这种情况之下，商王自认是下帝的观念，转化为天命观念。
道德观念灌输入政权的合法性
周人必须要解释，为什么前朝的统治者不能得到天命？他们解释：因为只有周人的先王们，比商更符合道德；周人是朴实虔诚的民族，不像晚期商人贵族好酒，也不恤人命。如此，周人将道德观念灌输入政权的合法性。天命垂爱那些照顾百姓的王者。这一个重要的文化基因，意味着国家的领袖必须要有道德修养和能力。“天命无常，唯德是亲”的观念，从此成为中国组织国家对领袖的期待。
周人统治东方，分封亲戚子弟，创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封建系统。诸侯经由周王，才能上通天命。在这一安排下，周代的权力乃是将“天”的崇拜和祖先崇拜合而为一；周天子既是家长，又是君主；宗统与政统，相叠为一。
周人的诸侯，分别在重要的地方建立基地，但他们必须与当地原来的居民，尤其原来的领袖们合作。从青铜的铭文和历史的文献记载上，经常记载分封诸侯的指令：必须尊重当地原有的风俗习惯和法令制度，也必须和当地的领袖们建立亲戚关系。于是，这一个巨大的封建网络，实际上是一个周人自己和当地地区性的民族，进行长期融合的机制。在长期融合的机制中，各处的地方文化，也就逐渐涵化于周文化。所以，周人封建不只是一个统治机制，在长期历史上，反映其长期涵化网络的特色。周人理想的“王道”，意谓这一社会，必须尊重别人，也必须容忍别人，才能建构成一个注重和谐与合作的新秩序。考古学上所见，也不断呈现这种现象，在周代封国遗址，考古数据都呈现多种民族融合的现象。
总结来说，夏、商、周三代，反映了中国文化系统陆续建构一系列社会价值观念。这些社会价值观念，存留在中国文化传统之中数千年之久。此后，中国的列代皇朝，都用天子的名号，号称“奉天承运”。中国也一直自居为天下，不是列国之一。到后来，又经过一些思想家，孔子、老子等人，将这些重要的社会观念，阐释为中国思想系统。
◎许倬云口述，陈珮馨、陈航整理，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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