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同在哈佛进修的外国媒体记者问我，“改革派”汪洋、李源潮属于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团派”或称“胡派”，新一届中共政治局常委里被认作保守派代表人物的，则是金日成综合大学毕业的张德江和表情拘谨的张高丽，他们都属于前总书记江泽民的“江派”——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胡派”是改革派，“江派”是保守派？
他敏锐地发现了外界对于中共党内人物“改革派”、“保守派”的划分是多么的似是而非。任何对过去二十年中国的发展变化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作为江派的领军人物，江泽民在担任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期间，开创性地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并力排众议，完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开放之举；相形之下，“胡派”领军人物胡锦涛则多以保守面目出现，虽然在第一任期“胡温新政”期间启动了社会体制改革，但为数不多的成果被第二任期的“维稳”挥霍殆尽，而在2004年的一次讲话中，胡还令人吃惊地赞扬了北朝鲜和古巴的思想控制。仅从江胡二人比较而言，江更像“改革派”，胡则要左了许多。
在两派内部，同属一派的中共大员也千差万别。共青团出身的胡派诸人谙熟官场之道，大多面貌模糊；江派里则既有王岐山这样1980年代就崭露头脚的改革大将，也有曾执掌政法机器的周永康，唱红打黑的薄熙来据说也跻身其中。
派系“党魁”与派系干部之间、同派干部之间左右混杂的面孔，反映出的是，在如今的中国共产党高层内部，与其说有政治派别，不如说那是些政客派别——后者不是以政治主张和思想倾向划分阵营的，而是官员们为了维护和扩大个人的政治权力利益，通过站队与裙带关系聚集在一起的松散联合。经过二十年的提拔和整合，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江派”作为目前党内最大的派系，鱼龙混杂自不待言，“团派”诸人唯一的共同特点就是他们或长或短都在中央或地方的共青团系统工作过，这个共同履历不足以弥合每个人的政治思想差别。
事实上，在中国当前的政治生态和干部选拔评价体制下，绝大多数经过二十年以上宦海沉浮终于走到领导岗位的政治精英，彼此之间政见并无明显差别。向上负责的政绩机制左右着他们的思考和行为逻辑——做什么不做什么，不是由政治伦理和内心是非判断所决定，而是由各自的位置决定，按党内话语说是“守土有责”，民间的说法则更具调侃：“屁股决定脑袋”、“顶子决定脑子”。薄熙来去重庆前在辽宁省省长和商务部长任上，你能看出来他想“复辟文革”吗？薄的前后“政见”大变或许是个极端的例子，但上位和政绩高于一切的实利主义，是中国官场普遍的行为准则。
在政见没有多大差异的前提下，之所以还有“改革”和“保守”的面孔差异，在我看来，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共官员的个人性格差异所决定的：有人个性更为鲜明，相对更敢于用事，大多会落下改革派的名声；有人则谨慎优柔或行事圆滑，更像老派官僚一样喜欢规避风险，信奉稳定压倒一切，必然会归于保守。遍查今日中共党内在位的政治精英，即便是那些公认的“改革派”，其改革之举远未超出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一节中口头宣示的范围。李源潮推动的基层民主，汪洋的乌坎模式，都能从这份被认为毫无新意的报告中找到背书。当然，我们仍然需要为李汪二人的魄力鼓掌，毕竟当别人停留在口惠之时，他们在自己的权力范围里有了跬步的推进。
综上所述，中共高级干部之间并无明显的政见分别，他们仅仅是出于上位和扩大政治权力的目的，通过站队与裙带关系聚集在不同的派别大旗下；目前党内两大主要派别江派和胡派，都只是基于共同权力来源和未来权力同盟的政治精英联合，绝非一般所言的思想或左或右、或更信奉自由市场或更青睐国家威权的政治派别；党的政治精英大多信奉实利主义，鲜有政治伦理和是非主张所导向的言行决策；在党现有的政治话语系统和顶层设计下，无需任何制度突破和理论创新准备，就有足够大的体制和机制改善空间，“非不能也，是不为也”。青史垂铭的机会，留给那些在多年官场磨琢下仍遗有少年时为生民立命宏愿的人物，无论他来自何方，带有怎样的权力烙印。
2012年11月20日，
高昱，资深媒体人，现在哈佛游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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