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 毛泽东的爱国行状

作者：信力建 

当人们将因押错宝而万劫不复的汪精卫打成卖国贼的同时，对夺取了江山的毛泽东则是奉上伟大的爱国者之桂冠——最大的原因当然是他所押的苏联最后取得了胜利，并且投桃报李，在国共内战时助了咱们领袖毛泽东一把，终成“雄鸡一唱天下白”的结果。既然如此，我们不妨来梳理一下这位伟大爱国者的爱国行状都有哪些。

首先，当然不能不提及毛泽东与共产国际（实际上就是“苏联”或曰“斯大林”）的友好关系。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就宣布加入共产国际，中共二大专门通过决议，自愿服从其领导。共产国际则明确规定：凡加入者，党名必须为“某国共产党——第三国际共产党支部”；“必须以全力拥护苏维埃共和国”；必须遵守第三国际的一切决议，等等。因为是共产国际下属共产党的党员，因为以阶级立场看待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关系，因此早期共产党人在拥护苏俄、保卫苏联的问题上，很少有情感上的困扰。1924年中苏两国政府商谈建交，涉及外蒙古主权问题，中共公开赞同莫斯科的主张；1929年张学良试图武力收回中东路路权，中共中央也毫不犹豫地打出了“保卫苏联”的旗号。作为中共党员和后来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当然也不例外——这点，我们或许可以从共产国际斯大林对毛泽东的信任上看出来。

共产国际最早对毛泽东予以关注是在１９２７年。这年３月，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开始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上刊登。５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俄文版上转载了这篇文章。６月，英文版的《共产国际》也转载了该文，并在扉页上说明：“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作报告说明中国农民运动时，引用了毛泽东文章的说法，他认为毛泽东的“报告写得极为出色”。 1932年，当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被取消军权，由周恩来接任了总政委一职后，不论是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还是莫斯科的共产国际领导机关，都无一例外地对中央局的处理表示反对。1932年11月，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王明将此一争论专门上报苏共中央，请求给予指示。苏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详细研究了中央苏区所面临的形势之后，明确认为，尽管批评毛泽东的“纯粹防御路线”是正确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应该将毛泽东从前线召回，并取消其军权。莫斯科随后发给上海转往苏区中央局的电报明确提出：毛泽东在指挥作战上有丰富经验，召回毛泽东不仅可能会“造成我们队伍的分裂”，而且会直接影响反围剿战争的有效指挥。他们还特别建议，中央局应当设法劝说帮助毛泽东赞成“进攻路线”，但不能因此把他排除在军事指挥之外。不特此也，就在瑞金这边博古等人把毛泽东的政府主席职务取掉的几乎同时，莫斯科那边王明却在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公开宣布：在“以毛泽东同志任主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我们现在已经在几百个县建立了巩固的苏维埃政权。

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宠爱又加的最集中体现是在其国际七大给毛泽东的定位。在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时，尽管还没有谁知道中共中央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被补入政治局常委，开始进入党的领导核心，但毛泽东的名字却被破天荒地排在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名誉主席台尔曼的后面，成为与这两位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杰出的领导人并列的唯一一位中共领导人。应邀在大会上第一个致贺词的中国苏区的代表滕代远，按照中共代表团拟就并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发言稿公开宣告：“我们对共产国际中有像季米特洛夫、台尔曼、毛泽东、拉科西和市川正一这样的英勇旗手而感到骄傲，他们在一切情况下都高举共产主义的伟大旗帜，并且保护和捍卫它，在列宁斯大林所创建的共产国际的旗帜下，领导群众走向胜利。”

可以说，没有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全力推举，就没有毛泽东的一统江山和苏联卫星国在远东的建立。对此，毛泽东当然心领神会，也投桃报李：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70岁生日。各国共产党领导人都到莫斯科祝寿。当天，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了隆重的生日庆典。毛泽东送给斯大林的部分生日礼物，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被存放在普希金博物馆第一号展厅。在展厅里，悬挂着五星红旗。毛泽东还挥笔写下了带有浓郁的中国风格的对联：“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毛泽东在祝词中表示，他这次参加庆祝斯大林70寿辰盛会，“衷心至为愉快”。毛泽东声称，斯大林是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并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事业作出了“极其杰出和极其宽广的贡献”。毛泽东还在祝词中祝福斯大林“健康与长寿”，并高呼“伟大的斯大林万岁”！而在苏联一手策划的外蒙古独立一事上，毛泽东也满口赞同——在1950年2月24日《人民日报》上就有《我们应不应该承认外蒙古独立》一文，其中有云：“蒙古的独立，就是在民族自决的原则下，一个新国家的诞生，给世界的和平民主阵营增加了一份力量。承认蒙古独立，对每个真正爱国的中国人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只得欢呼的事。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痛恨蒙古独立，他们在当时被迫承认了蒙古独立，事后又大肆造谣，侮蔑人民的蒙古，侮蔑苏联，说：‘蒙古独立是中国领土的丧失’。反动派这样说原也不足为怪，可怪的是，我们人民中有的人居然也有宗主国的情绪，似乎蒙古也非得划在中国“版图”上不可以似的，这实在是中了大汉族主义的毒。”

其次，则是毛泽东中断了中华民国统治——中华民国按官方说法乃“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可这个共和国在1949年被武力中断。与此同时，附着在中国这个古老国度上面长达几千年的的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同时土崩瓦解。这主要集中体现在毛泽东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发动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下达的关于“文化革命”的通知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几句话，是毛泽东加上的。这“文化领域的专政”，是毛泽东的发明，以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名义，清算排斥外来文化、摧毁古代文化。西方的叫“资”，古代的叫“封”，共产党国家的叫“修”：苏联是“苏修”，外蒙古是“蒙修”，朝鲜是“朝修”等等。那“封、资、修”便是毛泽东“文化专政”的对象。于是举凡古今中外的文化无不遭受毁灭。仅就传统文化而言，其大者就有：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 焚骨扬灰。造字者仓颉的墓园被毁， 改造成了“烈士陵园”。山西舜帝陵被毁，墓冢挂上了大喇叭。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 世界佛教第一至宝， 佛祖释尊在世时亲自开光的三圣像之一八岁等身像被捣毁面目。 孔子的坟墓被铲平，挖掘，‘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塑像被捣毁。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孙令贻的坟墓被掘开。北京名学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烧光。文革过后，他回忆道：“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当红卫兵们抱出两本大部头洋装书《辞源》和《辞海》时，我出来阻止了。我说，这是两部谁都用得着的工具书，而且是一位外地的学生借给我的，如烧了我就无法物归原主了。红卫兵不理我，还是把这两部书扔进了火海，还一边说：‘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就够了。’”南京著名的书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画，以及他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毁之一炬后，被赶回到了安徽老家。杭州名学者马一浮是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他的家被搜罗一空。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恳求道：“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谁知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八十四岁的马老悲愤交集，不久即死去。据不完全统计，文革中全国几千座古城墙和门楼在文革完全中被毁。全国上万座古寺庙、古建筑在文革中被毁。无数古琴画书剑等文物在文革中被毁。

最后，还不能不提及毛泽东与中国社会精英的关系。中国社会精英集中在城市和乡村，就城市而言，除了知识分子外，主要是工商界人士。尽管毛泽东在1953年9月还对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信誓旦旦地说“实行国家资本主义，……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然而中共对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一开始就是强令执行，私人企业主没有任何发言权——当时的说法是“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这样大规模改造的结果，是一大批具有现代经营理念和管理才能的企业家毁于一旦——据统计：到1956年，全国各地公私合营结束之时，私营在全国已经不复存在，八十几万原私营业主失去了产权，成了定期领取定息的被赎买者。另据一项统计，全国城镇个体劳动者（即今天所说的个体户）由640万人锐减至16万人。这十几万人较多散布在南方，特别是交通不便的边边角角，做一点修鞋修车之类拾遗补缺的小生意糊口。个体经济从此也一蹶不振。

农村方面也好不了哪儿去。中国农村中有一批勤劳俭朴、善于经营“田秀才”——用农民的话来说，就是种田的“好把式”，他们上升为富农、地主后，代表着当时农村的先进生产力。他们农具比较齐全，资金比较充足，生产具有一定规模；他们经验丰富，接受新生事物较快，有能力选择和改良作物的品种；他们的农、副业产量总是达到当地最高水平；他们先进的耕作方法给贫苦农民起了示范、带头作用……如果让他们继续富下去，其子女留学美国归来后办农场，中国的农业或许会改变面貌，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但不幸，土改中把他们打压下去，杀的杀，关的关，管的管，生产资料瓜分得罄空……中国农业一条极有希望的出路被打断了。 换言之，地主在那个社会不是完全阻碍社会发展的力量，他本身有许多积极因素。绝大多数地主们青少年时期都受过严格的教育，是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也可称之为农村精英。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因为有地主这一阶级存在，中国传统的乡绅社会才能在农村真正建立，从而也避免了中国乡村的空洞化。这些人读的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新一代或者上新式大学，或者到外国留学，有的儒家思想深入骨髓，有的民主自由思想铸造人格，成为新的绅士，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具有怜贫恤老、救济鳏寡孤独、助教兴学、救灾赈灾、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倡导文化活动（舞龙灯、赛龙舟、唱大戏等）的善举，举凡农村中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他们带头发起、热情赞助并充当捐资、献物、出力的主角。经过较好教育进入官场、文坛、教育界、商场、工厂等上层社会的，大多数是地主家的子弟。然而，在1950年的“土地改革”运动，杀了两百多万地主。这一行为将中国农村千百年来赖以运转的乡绅社会破坏无遗，造成农村精英缺失，并进而演化成今天几乎无法解决的“三农问题”。美国学者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合著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中说：“土改中的残酷行为破坏了农村的团结，在这种恐慌的背景下，报复心极强的人在地方政治中当上了领导。传统文化中的丑陋部分强化了教条主义不合理政策中的残酷性。”菲力普•肖特在其所著《毛泽东传》中写道：“毛泽东逐步推行的土地改革，‘土豪劣绅’们被拖拽到群众大会上公审并处决。农村的阶级关系被人为地激化了，其目的是把农民中最贫苦的阶层赶上架，逼他们与共产主义事业共存亡。”学者胡适指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恶果时说：“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恨心，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劳动者真是一种敌人。这种仇恨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需有的惨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