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少看到大学校园比一般社会环境来得封闭、紧缩的情况,而且历史事例显示:若有这种情况发生,往往都会给这种社会带来很大的伤害。”

怀抱理想的老师在这里感染学生,培养青年学子不一样的视野,建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我在1978年考入台北“建国中学”就读,那是当年(一直到现在还是)被视为全台湾最好的高中。入学没多久,就注意到一件奇特的事:一个名字不断在学校刊物文章以及老师、学长的口中反复出现,那就是贺翊新校长。然而那个时候建中的校长明明是黄建斌啊,为什么贺翊新名字出现的频率,远超过现任的黄建斌呢?

之后我进了校刊社,仔细查了资料,发现贺翊新先生两度担任建中校长,第二次是1967年卸任的,换句话说,到我入学时,贺校长离开建中已经十多年了,可以百分之百确定,在校的所有学长,不会有一个人亲炙过贺校长,甚至就连老师们,恐怕也有一大部分是贺校长离开之后才进来的。

那为什么还要一提再提贺翊新?提贺校长,为了给建中一个精神的源头,贺校长是北京大学毕业的,来台湾之前,当过河北省教育厅长,所以在建中每次有人讲起贺翊新,就必定同时讲“北大精神”。一间在台湾的高中,却以空间和时间上都有庞大距离的“北大”,作为精神归宿,这些建中的师生,又对北大能有多深刻、多真切的认识呢?

当然没有什么深刻、真切的认识,“北大精神”在建中其实只有一项具体内容,那就是“自由精神”,建中师生是借由贺校长的名号,高举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教育标杆——一种尊重“自由”,允许做老师的、做学生的,可以不必按照定好定死的路走,可以在别人安排好的标准答案之外去找答案的空间。

1981年,我从建中毕业,考进了台大历史系。那是“美丽岛事件”及军法大审刚过的一年,也正是台湾政治风气最为肃杀的时刻,民主运动受到重挫,国民党的监控管制陡然升高的时刻。

然而,就在我大二那年,一位刻意标榜党外身份的学生代表竟然打破传统,在全校代表大会选举上,击败了国民党党部提名的人选,当选学代会会长。那一刻,选票开完,确定创造了历史先例,确定让国民党党部大为尴尬、愤怒,我们一群参与辅选的同学们,怀抱着胜利的快乐,和不知是否将遭到报复惩罚的不安,一起从活动中心走出来,不需要言语商量,大家很有默契地一路走向位于校门口的“傅园”,也就是台大已故校长傅斯年的墓园。

进入“傅园”让我们觉得安心,冥冥中仿佛和中国自由主义接上头了。早在1950年就去世的傅斯年,越过了三十年的漫长光阴,依旧给予我们追求自由自主,努力摆脱威权控制的勇气与力量。

和其他很多社会一样,在最封闭、最黑暗的时代,台湾的学校,大学和少数的精英高中,保留了难得的微光,保留了知识与思想上的相对自由。怀抱理想的老师在这里感染学生,青年学子在这里阅读外面社会不容易读到的书,听到外面社会听不到的意见,培养了他们不一样的视野。那“不一样”,是他们最大的资产,也是未来台湾得以建造一个更美好社会的主要基础。

我们很少看到大学校园比一般社会环境来得封闭、紧缩的情况,而且历史事例显示:若有这种情况发生,往往都会给这种社会带来很大的伤害。

 

(杨照,台湾作家,原文地址:http://opinion.nfdaily.cn/content/2012-05/18/content_45724609.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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