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照

Co-China周刊 | 杨照：大学应该比社会更加自由开放

2012年11 月29日

“我们很少看到大学校园比一般社会环境来得封闭、紧缩的情况，而且历史事例显示：若有这种情况发生，往往都会给这种社会带来很大的伤害。” 怀抱理想的老师在这里感染学生，培养青年学子不一样的视野，建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我在1978年考入台北“建国中学”就读，那是当年（一直到现在还是）被视为全台湾最好的高中。入学没多久，就注意到一件奇特的事：一个名字不断在学校刊物文章以及老师、学长的口中反复出现，那就是贺翊新校长。然而那个时候建中的校长明明是黄建斌啊，为什么贺翊新名字出现的频率，远超过现任的黄建斌呢？之后我进了校刊社，仔细查了资料，发现贺翊新先生两度担任建中校长，第二次是1967年卸任的，换句话说，到我入学时，贺校长离开建中已经十多年了，可以百分之百确定，在校的所有学长，不会有一个人亲炙过贺校长，甚至就连老师们，恐怕也有一大部分是贺校长离开之后才进来的。那为什么还要一提再提贺翊新？提贺校长，为了给建中一个精神的源头，贺校长是北京大学毕业的，来台湾之前，当过河北省教育厅长，所以在建中每次有人讲起贺翊新，就必定同时讲“北大精神”。一间在台湾的高中，却以空间和时间上都有庞大距离的“北大”，作为精神归宿，这些建中的师生，又对北大能有多深刻、多真切的认识呢？当然没有什么深刻、真切的认识，“北大精神”在建中其实只有一项具体内容，那就是“自由精神”，建中师生是借由贺校长的名号，高举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教育标杆——一种尊重“自由”，允许做老师的、做学生的，可以不必按照定好定死的路走，可以在别人安排好的标准答案之外去找答案的空间。 1981年，我从建中毕业，考进了台大历史系。那是“美丽岛事件”及军法大审刚过的一年，也正是台湾政治风气最为肃杀的时刻，民主运动受到重挫，国民党的监控管制陡然升高的时刻。然而，就在我大二那年，一位刻意标榜党外身份的学生代表竟然打破传统，在全校代表大会选举上，击败了国民党党部提名的人选，当选学代会会长。那一刻，选票开完，确定创造了历史先例，确定让国民党党部大为尴尬、愤怒，我们一群参与辅选的同学们，怀抱着胜利的快乐，和不知是否将遭到报复惩罚的不安，一起从活动中心走出来，不需要言语商量，大家很有默契地一路走向位于校门口的“傅园”，也就是台大已故校长傅斯年的墓园。进入“傅园”让我们觉得安心，冥冥中仿佛和中国自由主义接上头了。早在1950年就去世的傅斯年，越过了三十年的漫长光阴，依旧给予我们追求自由自主，努力摆脱威权控制的勇气与力量。和其他很多社会一样，在最封闭、最黑暗的时代，台湾的学校，大学和少数的精英高中，保留了难得的微光，保留了知识与思想上的相对自由。怀抱理想的老师在这里感染学生，青年学子在这里阅读外面社会不容易读到的书，听到外面社会听不到的意见，培养了他们不一样的视野。那“不一样”，是他们最大的资产，也是未来台湾得以建造一个更美好社会的主要基础。我们很少看到大学校园比一般社会环境来得封闭、紧缩的情况，而且历史事例显示：若有这种情况发生，往往都会给这种社会带来很大的伤害。（杨照，台湾作家，原文地址： http://opinion.nfdaily.cn/content/2012-05/18/content_45724609.htm 　）

共识网 | 杨照：进行中的全球“公民权竞赛”.

2012年6 月22日

　　中国的“公民权清单”不可能，也不需要如欧美国家一样，必定会显示出自身特色　　英国在2009年发表了一份“数字英国报告”（Digital Britain Report），将数字产业的软件硬件及运用状况，做了全面的调查检讨，进一步提出了明确的未来发展目标。在各项目标中，其中一项是要在2012年（因应伦敦奥运网络转播条件）之前，让全英国所有国民都能享有2M的宽带网络服务。在报告中，将这个条件直接视为英国公民应有的权利，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数字公民权”。　　美国总统奥巴马2008年上任后倾全力推动的最重要法案，是健保改革案。健保改革多年以前，上一个民主党总统克林顿推过一次，结果铩羽而归。这回奥巴马有勇有谋，终于让法案在国会险险过关，替自己也替美国建立了一个重要的政策里程碑。过程中，奥巴马多次在宣示决心、解释政策内容时提到美国人“有权利”享有基本的医疗照顾，不应该还要面对因为贫穷而必须忍受疾病折磨的处境。这是一种“医疗公民权”的概念。　　没有任何人，即使是英国人，生来身上就带了2M的宽带设备的；同样地，没有任何人，生来就有一群医生注定该要来照顾他、服务他。所以这些“数字权利”“医疗照顾权利”不是一般被认定为与生俱来、不可被剥夺的“人权”，而是每一个国家各自所界定的“公民权”。　　更明确地说，这些“公民权”其实是政府对人民的承诺。拉高到“公民权”层级，就意味着那应该是一种政治与社会共识。我们这个社会同意、认定，不管谁主政都应该负责提供这样的服务给每一个人，那就成了这个国家的“公民权”项目。　　在全世界的大部分国家或地区，21世纪的前十年都看到“公民权”的扩张、拓展。“公民权”中所包含的项目不断在增加，这是一个潮流。另一个潮流则是：“公民权”包含的范围，持续朝经济、民生开放，不再局限于原本的政治领域。　　医疗服务是不是“公民权”的一部分？受教育的权利呢？基本遮风避雨的住房，不至于流落街头的庇护呢？平等的法律顾问服务呢？便宜方便的交通设施呢？……这些都是许多国家讨论过，或是正在讨论的重大“公民权”议题。现在显然连影音的基本数字传播设施，都加入在这长串的题目单上了。　　每个国家认定的“公民权”不一样，然而这些“公民权清单”却构成了微妙的彼此竞争情况。“公民权清单”的竞争和国家军力或经济实力的比较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　　正是诉诸这种“公民权清单”的竞争心态，奥巴马才得以抵挡各方压力，强力推动全民健康保险，世界上许多国家或地区的国民都已经享有基本医疗保障时，美国人却没有，毕竟还是件让美国人尴尬、不舒服的事啊！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显然也可以整理一份中国的“公民权清单”。中国的“公民权清单”不可能，也不需要和欧美国家一样，必定会显示出自身特色。有这样一份清单，中国公民也就很容易可以拿来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公民现况作比较，切切实实客观地以“公民权”比“公民权”，就不会产生拿中国实然状况去比别人应然状况的情形。　　再进一步，以现状“公民权清单”为根本，这个社会也会比较容易产生共识，希望在哪些方面争取到更多的“公民权”，获得更多的保障。也就是说，拿这张清单去跟别人的清单比较，会明白这个社会上有哪些已有的权利值得珍惜、捍卫，又有哪些未有的权利值得继续努力争取。　　（作者为台湾作家）

中年格瓦拉：以台湾经验看乌崁事件的可能后续发展

2012年3 月14日

　　先简介一下我自己；我爸爸是国民党的老兵，跟着校长败退到台湾；在1973年把我给生了下来。如用台湾当时的词汇形容我那就是”左派青年”。我们这群学生运动分子研究过马克斯的共产党宣言；1844年哲学和经济学手稿；甚至还读过资本论；也读过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用”我们这儿”的语言来说，我是个愤青； 1991~2001年是台湾民主转型最动荡的10年；我从18岁~28岁；十年青春大都用来参与学生运动，社会运动，劳工运动；女性主义运动；环境运动，政治运动，十年间可说无役不与。被公安的警棍打过；被镇暴车的水柱喷过(他妈的哪个缺德鬼在水里面加汽油的!! 被水柱喷到后眼睛张不开啊！！) 喔，忘记说了，我还为了参与原住民维权运动在立法院被3000个镇暴公安包围过…不怕各位见笑，那次参加示威的群众连我算进去才300个人阿… 维稳费用真是高阿….很遗憾的是，我参加的各种社会运动当时大多是失败的，很高兴的是二十年后回首过去，九成都成功了。　　自2002年我离开台湾在中国工作，因青春时养成的习惯，持续关注中国的政经发展。最近看了陈有西老师的”论维稳”一文。文末提出了一些忧虑与想法。其实这些问题在1990年~2008年的台湾民主转型阵痛期中都实际发生过。但由于两岸信息断裂，中国大部份人都不知道台湾的经验。所以我想把当时实际参予台湾民主转型阵痛期的经验分享跟有兴趣的人。为了行文简略，以下把台湾推行民主运动人士都称为我们。是的，我们。因为我也是其中一份子，所以我有资格说我们。并以此为荣。　　在回复陈老师的忧虑以前，我想先聊一下台湾花了多久才走到现在的民主。免得大家都以为台湾的民主是一夜之间就成功了。　　台湾民主运动史要从头说起的话；一般是从政论杂志”自由中国”在1956年10月31日发行的祝寿专号(祝校长七十大寿的特刊)开始；特刊中建议校长要确认内阁制；建议军队应属于国家而不是属于政党。这时候的民主化运动都是由学者如胡适.殷海光.李敖，雷震等高级知识分子倡议的；从1956年算起，到2000年陈水扁当选台湾总统长达44年。　　要从短的开始算，那就从普通人民也开始参加民主化运动的1977年件开始算吧。1977至2000年陈水扁当选台湾总统也花了23年的时间。　　台湾的民主绝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除了44年的时间以外；台湾还付出了几百条人命的沉重代价 (这还不包括台湾在白色恐怖时期被国民党因亲匪罪判死刑的八千条人命跟二二八事件的数万条冤魂)。正因为台湾民主是一步步走过来的，陈老师的担忧在台湾都发生过。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想用台湾经验回复陈老师的担忧。　　陈老师的第一个忧虑是这种方法同现在的维稳思路不合，社会效果都有待观察，反对的意见一定会不少; 　　是的；这是事实；而且反对我们的不只是国民党，我们也遇到社会上非常多反对的意见；从1977年的中坜事件以后，国民党控制的主流媒体不断抹黑我们，说我们是挑起社会动乱的暴徒。其实台湾人很害怕动乱，希望稳定。宁愿选择威权统治也希望社会稳定，因此自然会敌视我们。尤其是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以后。国民党说我们跟中国共产党里应外合，要在台湾制造动乱，让中国共产党可以顺利接管台湾，恨我们的人自然更多了。　　1977~1990年间每次我们上街头示威抗议的时候都会有人骂我们甚至朝我们丢石头或鸡蛋。这些人都是跟我们一样的普通人，甚至是我们的亲人跟朋友，我们知道他们背后没有国民党操控，他们只是觉得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好了，不希望台湾再有动乱。我们和他们一样都是普通人，只是想法不同。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他们是同意”稳定压倒一切”的大多数群众；我们却是”受境外反华势力”操控的”一小搓不明真相的群众”。　　我们没有用鸡蛋跟石头回击那些向我们丢鸡蛋跟石头的人，我们只是继续公开演讲，继续向报纸投稿跟那些骂我们的人打笔战；继续去抗议游行。然后发现每一次抗议游行时我们都会发现一些新面孔跟着我们一起走完这段路。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有一群专业的人才持续投入很长的时间，这样才能累积经验，不停的修改策略并且将经验一代代传承下去。我们认为中国可能只需要10年的时间就可以稳定转型，我们也认为中国有很多个体愿意参与温和的民主运动；但在中国现在的气氛下，我们担心的是没有个体敢去正面冲撞体制；这些个体也没有机会彼此串连。　　但是乌坎事件改变了我们的看法；台湾一向都是由下而上的改革，是社会民意借着游行抗议逼着政府转型。乌坎村民是质疑村委会贱卖土地，诉求是要回土地；罢免村干部。乌坎村民并没有要求普选村委会。但省级领导介入后却让全村普选村委会，这是由上而下的改革。台湾也从来没有遇过这种只针对单一区域的改革。或许是台湾太小了，每次改革的范围都是整个台湾。目前乌坎事件给我的感觉反而比较像是劳工维权的单一案例。乌坎事件比较像是一个标竿或是判例或者说是实验田。类似的事件以后一定会不断发生，现在的问题是类似事件如果发生在广东省以外的地方会不会有类似的结果。如果类似事件发生在广东以外的省分一样会有这样的结果，那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如果结果不一样，那就证明这只是广东省的领导风格是敢为天下先。　　陈老师的第二个忧虑是民意的尊重和释放，会导致街头政治的萌芽，和平的请愿会增加，群众的民主诉求会进一步释放，会给一些攻击民主与法制方法的人以口实; 　　是的，这也是事实。台湾也是这样走过来的。1986年是台湾风起云涌的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我们之中的某些人冒着生命危险成立了民主进步党；第二件是一个叫鹿港的小镇(对,就是罗大佑唱过的鹿港小镇)为了反对美商杜邦公司在鹿港设厂生产危险化学品而号招了全台湾的环保人士及我们一起游行抗议并且成功了。从此开始，越来越多的人为了保障自己的权益或是推行自己的理想而开始示威抗议，街头政治自此在台湾萌芽。从86年开始一直到2008年间大小游行不断。就我记忆所及，我从1991年~2001年这十年间应该参加过100次以上的游行，人数最多的一两次游行有十万人参与；人数最少的就是我在文章一开始提到的原住民维权运动，只有300人。而且这还只限于台北市而已，如果把台湾所有游行全部算进去，这十年的游行次数应该超过200次。但台湾社会的容忍度跟包容度其实很高，虽然也有人不耐烦但大多数人可以容忍我们游行抗议。　　街头政治就是一把双面刃，好处是能让政府感觉到巨大的压力，立刻做出处理。就像乌坎事件，厦门跟大连PX事件一样，悬而未决的问题能迅速得到解决。坏处是街头政治很难让参与群群众在整个游行过程中一直保持理性和平的状态，偶尔会有失控场面如打砸烧车等事件发生。轻则会引发社会大众对我们的质疑和厌恶，只看到我们破坏稳定而忽略了我们的诉求；重则可能让公安部门对我们暴力相向。最糟糕的是重现那夜在北京的不幸事件。我想这是陈老师最担心的地方。　　我很难判断中国政府在这”稳定压倒一切”的氛围下会如何处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只能说台湾的经验。　　从77年开始算，就我所知的大规模群众冲突只有四次，分别是77年的中坜事件，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1986年的桃园机场事件；1988年的520事件。(这是台湾史上少数以农民为主体的抗争；主要诉求是要求政府提高对农民的补助。)这四次暴动都是因为群众与公安有小规模冲突后；公安开始强力驱散群众所造成的。(我们很多资深前辈都坚持是国民党事先派人渗透进群众之中，主动向公安丢石块让公安有理由强力镇压。) 我没亲自参加，所以无法判断真假，但我相信此可能性非常高。　　1991~2001年；在我实际参与的十年间，100次的游行抗议后只发生过两三次小规模的暴动，每次的时间都只有一晚，区域也局限在台北市内。有些参加游行的的士司机在游行结束后意犹未竟，在马路上开车横冲直撞同时拼命按喇叭，让台北市的交通瘫痪并且让附近居民无法入睡，但这些骚乱等到天亮后都会自动散去了。至于丢汽油弹，放火烧车，打砸抢普通民宅等更激烈的行为在我印象中从来没有发生过。　　平心而论，南韩的学生运动跟劳工运动比台湾更激进，丢鸡蛋跟石头是必须的；跟镇暴武警打架是肯定的；丢汽油弹是半年一次的；自焚是一两年一次的。相对南韩，台湾民众对暴力的容忍度非常低，所以我们对游行群众的情绪控制也很小心，会全力控制游行群众不要超过我们事先规划好的底线。　　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报纸杂志跟电视新闻是唯二的与论管道。为了要吸引电视跟报纸的关注与报导，我们必须主动去制造一些小冲突上新闻。我们会朝政府机关丢鸡蛋，拆掉政府机关的大铁门；甚至冲进政府机关里面把政府机关的铜牌给摘下来。但这些看似严重的冲突都是我们为了吸引媒体焦点所设计的手段，都在我们预设的底线内。我们会等到媒体来采访的时候再把早就写好的新闻稿发给媒体希望他们刊登在报纸上。老实说吧，我们跟记者打交道那么久了，那些记者也早就知道我们想干什么了。大家互相配合一下，记者能交差，我们能让新闻媒体刊登我们的主张不是双赢吗??铁门可以重新装上去，铜牌擦干净又可以挂上去，真正损失的只是几块玻璃而已。我们花了很多心力去控制暴力的界线，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从来不敢冲进总统府的原因，因为我们不知道冲进去以后会不会有人命伤亡。我们冒不起这个险。　　这里的前提还是跟第一个忧虑一样，那就是必须有一群专业的人才持续投入很长的时间。但乌坎事件很特别，我相信群众事件的领导人会直接进入村委会工作，我相信日后会有很多人去乌坎取经。现在有网友在乌坎拍纪录片，我相近这部纪录片也会流传很久，成为大家的教材。当网民只要在互联网上搜索就可以找到类似案例并依样画葫芦以后，有没有这群专精街头政治的人才就不再那么重要了。这群人甚至可以把自己的心得整理出来发布在互联网上让其他人参考。这是现在的中国唯一比当年的台湾更有利的地方。　　第三，对群众作出的承诺，必然涉及对原体制内一些腐败分子的处理，对村干部死亡事件的调查会出现公权力的凶手，会引发更多的内部反抗和权力斗争，那些已经不干净的人一定会拼死挣扎，斗争会更加复杂化白热化。　　是的，从台湾经验来看这也是事实。　　从1977年到1990年，这漫长的23年间我们并不是一路畅行无阻；中间发生过两次大规模暴乱；第一次是1977年的中坜事件；约2万人参与；火烧中坜公安局；其中两名群众被枪杀。第二次是1979的美丽岛事件；参与人数高达10万人；所幸没有伤亡。　　自由中国的主编雷震被判刑十年；；现在名声响彻海峡两岸的李敖也坐过八年半的牢。美丽岛事件的8个领导者也被判刑12年甚至无形徒刑。这8个人陈老师至少应该听过4个，因为他们后来都是民进党的重要领袖；施明德、林义雄、陈菊、吕秀莲。主犯施明德被判无期徒刑；坐了25年的牢。　　更残酷的是，支持民主运动的人士被谋杀 (陈文成事件)；因美丽岛事件被判刑的林义雄的七十老母与两个当时才七岁的双胞胎女儿在1980年被谋杀；只有妻子因探望林义雄出门幸免于难；大女儿身中六刀；好不容易抢救回来；此后长居美国。史称林宅血案。这也是为什么台湾大多数人都尊敬林义雄的原因，因为我们台湾人欠他的太多了。　　这些都是当时国民党的保守势力强力镇压的结果。　　有一个叫郑南榕的人，在1990年前一年为了抗议国民党管制言论自由自焚。他的妻子叫叶菊兰，继承夫志，也投身民主运动。同年的5月19日是纪念郑南榕的丧礼游行；游行到总统府时，另一个叫詹益桦的人也用火点燃了自己。　　还有更多我们没列出来或是我们也不知道名字的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甚至付出了生命。我们自己也很清楚我们走这条路是有风险的。我们一边哭泣一边前进。我们的心情就像台湾评论家杨照说的　　「 …. 威权体制像只怪兽，吞噬了一代又一代的民主运动者。前代被拆吃入腹了，这只怪兽想：不会再有人敢违逆我意志了吧。不，新一代的人又将站在怪兽面前，即使明知将成为下一个牺牲者，即使内心害怕得浑身发抖，也还是得挺身站在那里。因为，让怪兽吞噬，是惟一能够自主做的事，也是惟一能够自主做的事，也是唯一能够证明我们自主意志尚存的动作，不能放弃」。我从来不曾自认是个勇敢的人，然而在那一刻，却悲剧性地预见：等时机到了，我这一辈的人，会接上民主的棒子，克服自己的怯懦与犹豫，去站在怪兽面前，被无所不在的极权系统监视、追捕、入狱」。　　我期待有人提出这一个问题，为什么1991年后就再也没有大规模暴乱了?? 　　我必须很残酷的说，台湾自从1991年后再也没有发生大规模暴动的原因是因为那年在北京的不幸事件。台湾在1990年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时间长达5天。由于北京事件的影响；当时的国民党总统李登辉不敢镇压学生及群众；另外李登辉也想借学运力量向国民党保守派施压。最后和平收场。自此以后无论台湾游行的规模有多大都不再让军队介入，在2008年反对陈水扁当选的示威群众占据台北市中心半个月时，军队也没有介入。　　文章本应到此结束，但我们还有句多余的话想说。　　我们不认识你们，也知道你们中的某些人永远不可能看到我们这篇文章，但我们希望你们中有些人能够看到这篇文章。我们不认识你们但尊敬你们并心怀悲伤，就像我们因为林宅血案而悲伤。因为你们就是我们。你我所追求的东西是一样的只是命运不同。我们希望你们知道一件事。台湾民主能走到今天，你们功不可没。因为你们的牺牲，国民党在90年的时候才不敢镇压我们。因为我们在90年的那5天串连起所有争取民主的人，我们才能互相支持，一步步的往前走。今天我们才能用自己的选票选出自己的领导人。　　我们希望你们中的某些人在看到我们的文章后能知道，你们当年的努力并没有白费，隔着台湾海峡的我们是因为你们的勇气才能在90年聚在一起。23年前你们努力的目标今天终于在台湾开花结果。我们这一代人都已经奔四了，我们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知道你们的名字；就像美国把所有越战阵亡的士兵名字刻在越战纪念碑上一样。　　谨以此文献给你们

一五一十 | 以台湾经验看乌崁事件的可能后续发展

2012年3 月10日

作者：中年格瓦拉 | 评论(1) | 标签: 时事观点 , 所见所闻 , 民主 , 社会 , 法治先简介一下我自己；我爸爸是国民党的老兵，跟着校长败退到台湾；在1973年把我给生了下来。如用台湾当时的词汇形容我那就是”左派青年”。我们这群学生运动分子研究过马克斯的共产党宣言；1844年哲学和经济学手稿；甚至还读过资本论；也读过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用”我们这儿”的语言来说，我是个愤青； 1991~2001年是台湾民主转型最动荡的10年；我从18岁~28岁；十年青春大都用来参与学生运动，社会运动，劳工运动；女性主义运动；环境运动，政治运动，十年间可说无役不与。被公安的警棍打过；被镇暴车的水柱喷过(他妈的哪个缺德鬼在水里面加汽油的!! 被水柱喷到后眼睛张不开啊！！) 喔，忘记说了，我还为了参与原住民维权运动在立法院被3000个镇暴公安包围过…不怕各位见笑，那次参加示威的群众连我算进去才300个人阿… 维稳费用真是高阿….很遗憾的是，我参加的各种社会运动当时大多是失败的，很高兴的是二十年后回首过去，九成都成功了。自2002年我离开台湾在中国工作，因青春时养成的习惯，持续关注中国的政经发展。最近看了陈有西老师的”论维稳”一文。文末提出了一些忧虑与想法。其实这些问题在1990年~2008年的台湾民主转型阵痛期中都实际发生过。但由于两岸信息断裂，中国大部份人都不知道台湾的经验。所以我想把当时实际参予台湾民主转型阵痛期的经验分享跟有兴趣的人。为了行文简略，以下把台湾推行民主运动人士都称为我们。是的，我们。因为我也是其中一份子，所以我有资格说我们。并以此为荣。在回复陈老师的忧虑以前，我想先聊一下台湾花了多久才走到现在的民主。免得大家都以为台湾的民主是一夜之间就成功了。台湾民主运动史要从头说起的话；一般是从政论杂志”自由中国”在1956年10月31日发行的祝寿专号(祝校长七十大寿的特刊)开始；特刊中建议校长要确认内阁制；建议军队应属于国家而不是属于政党。这时候的民主化运动都是由学者如胡适.殷海光.李敖，雷震等高级知识分子倡议的；从1956年算起，到2000年陈水扁当选台湾总统长达44年。要从短的开始算，那就从普通人民也开始参加民主化运动的1977年件开始算吧。1977至2000年陈水扁当选台湾总统也花了23年的时间。台湾的民主绝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除了44年的时间以外；台湾还付出了几百条人命的沉重代价 (这还不包括台湾在白色恐怖时期被国民党因亲匪罪判死刑的八千条人命跟二二八事件的数万条冤魂)。正因为台湾民主是一步步走过来的，陈老师的担忧在台湾都发生过。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想用台湾经验回复陈老师的担忧。陈老师的第一个忧虑是这种方法同现在的维稳思路不合，社会效果都有待观察，反对的意见一定会不少; 是的；这是事实；而且反对我们的不只是国民党，我们也遇到社会上非常多反对的意见；从1977年的中坜事件以后，国民党控制的主流媒体不断抹黑我们，说我们是挑起社会动乱的暴徒。其实台湾人很害怕动乱，希望稳定。宁愿选择威权统治也希望社会稳定，因此自然会敌视我们。尤其是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以后。国民党说我们跟中国共产党里应外合，要在台湾制造动乱，让中国共产党可以顺利接管台湾，恨我们的人自然更多了。 1977~1990年间每次我们上街头示威抗议的时候都会有人骂我们甚至朝我们丢石头或鸡蛋。这些人都是跟我们一样的普通人，甚至是我们的亲人跟朋友，我们知道他们背后没有国民党操控，他们只是觉得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好了，不希望台湾再有动乱。我们和他们一样都是普通人，只是想法不同。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他们是同意”稳定压倒一切”的大多数群众；我们却是”受境外反华势力”操控的”一小搓不明真相的群众”。我们没有用鸡蛋跟石头回击那些向我们丢鸡蛋跟石头的人，我们只是继续公开演讲，继续向报纸投稿跟那些骂我们的人打笔战；继续去抗议游行。然后发现每一次抗议游行时我们都会发现一些新面孔跟着我们一起走完这段路。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有一群专业的人才持续投入很长的时间，这样才能累积经验，不停的修改策略并且将经验一代代传承下去。我们认为中国可能只需要10年的时间就可以稳定转型，我们也认为中国有很多个体愿意参与温和的民主运动；但在中国现在的气氛下，我们担心的是没有个体敢去正面冲撞体制；这些个体也没有机会彼此串连。但是乌坎事件改变了我们的看法；台湾一向都是由下而上的改革，是社会民意借着游行抗议逼着政府转型。乌坎村民是质疑村委会贱卖土地，诉求是要回土地；罢免村干部。乌坎村民并没有要求普选村委会。但省级领导介入后却让全村普选村委会，这是由上而下的改革。台湾也从来没有遇过这种只针对单一区域的改革。或许是台湾太小了，每次改革的范围都是整个台湾。目前乌坎事件给我的感觉反而比较像是劳工维权的单一案例。乌坎事件比较像是一个标竿或是判例或者说是实验田。类似的事件以后一定会不断发生，现在的问题是类似事件如果发生在广东省以外的地方会不会有类似的结果。如果类似事件发生在广东以外的省分一样会有这样的结果，那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如果结果不一样，那就证明这只是广东省的领导风格是敢为天下先。陈老师的第二个忧虑是民意的尊重和释放，会导致街头政治的萌芽，和平的请愿会增加，群众的民主诉求会进一步释放，会给一些攻击民主与法制方法的人以口实; 是的，这也是事实。台湾也是这样走过来的。1986年是台湾风起云涌的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我们之中的某些人冒着生命危险成立了民主进步党；第二件是一个叫鹿港的小镇(对,就是罗大佑唱过的鹿港小镇)为了反对美商杜邦公司在鹿港设厂生产危险化学品而号招了全台湾的环保人士及我们一起游行抗议并且成功了。从此开始，越来越多的人为了保障自己的权益或是推行自己的理想而开始示威抗议，街头政治自此在台湾萌芽。从86年开始一直到2008年间大小游行不断。就我记忆所及，我从1991年~2001年这十年间应该参加过100次以上的游行，人数最多的一两次游行有十万人参与；人数最少的就是我在文章一开始提到的原住民维权运动，只有300人。而且这还只限于台北市而已，如果把台湾所有游行全部算进去，这十年的游行次数应该超过200次。但台湾社会的容忍度跟包容度其实很高，虽然也有人不耐烦但大多数人可以容忍我们游行抗议。街头政治就是一把双面刃，好处是能让政府感觉到巨大的压力，立刻做出处理。就像乌坎事件，厦门跟大连PX事件一样，悬而未决的问题能迅速得到解决。坏处是街头政治很难让参与群群众在整个游行过程中一直保持理性和平的状态，偶尔会有失控场面如打砸烧车等事件发生。轻则会引发社会大众对我们的质疑和厌恶，只看到我们破坏稳定而忽略了我们的诉求；重则可能让公安部门对我们暴力相向。最糟糕的是重现那夜在北京的不幸事件。我想这是陈老师最担心的地方。我很难判断中国政府在这”稳定压倒一切”的氛围下会如何处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只能说台湾的经验。从77年开始算，就我所知的大规模群众冲突只有四次，分别是77年的中坜事件，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1986年的桃园机场事件；1988年的520事件。(这是台湾史上少数以农民为主体的抗争；主要诉求是要求政府提高对农民的补助。)这四次暴动都是因为群众与公安有小规模冲突后；公安开始强力驱散群众所造成的。(我们很多资深前辈都坚持是国民党事先派人渗透进群众之中，主动向公安丢石块让公安有理由强力镇压。) 我没亲自参加，所以无法判断真假，但我相信此可能性非常高。 1991~2001年；在我实际参与的十年间，100次的游行抗议后只发生过两三次小规模的暴动，每次的时间都只有一晚，区域也局限在台北市内。有些参加游行的的士司机在游行结束后意犹未竟，在马路上开车横冲直撞同时拼命按喇叭，让台北市的交通瘫痪并且让附近居民无法入睡，但这些骚乱等到天亮后都会自动散去了。至于丢汽油弹，放火烧车，打砸抢普通民宅等更激烈的行为在我印象中从来没有发生过。平心而论，南韩的学生运动跟劳工运动比台湾更激进，丢鸡蛋跟石头是必须的；跟镇暴武警打架是肯定的；丢汽油弹是半年一次的；自焚是一两年一次的。相对南韩，台湾民众对暴力的容忍度非常低，所以我们对游行群众的情绪控制也很小心，会全力控制游行群众不要超过我们事先规划好的底线。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报纸杂志跟电视新闻是唯二的与论管道。为了要吸引电视跟报纸的关注与报导，我们必须主动去制造一些小冲突上新闻。我们会朝政府机关丢鸡蛋，拆掉政府机关的大铁门；甚至冲进政府机关里面把政府机关的铜牌给摘下来。但这些看似严重的冲突都是我们为了吸引媒体焦点所设计的手段，都在我们预设的底线内。我们会等到媒体来采访的时候再把早就写好的新闻稿发给媒体希望他们刊登在报纸上。老实说吧，我们跟记者打交道那么久了，那些记者也早就知道我们想干什么了。大家互相配合一下，记者能交差，我们能让新闻媒体刊登我们的主张不是双赢吗??铁门可以重新装上去，铜牌擦干净又可以挂上去，真正损失的只是几块玻璃而已。我们花了很多心力去控制暴力的界线，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从来不敢冲进总统府的原因，因为我们不知道冲进去以后会不会有人命伤亡。我们冒不起这个险。这里的前提还是跟第一个忧虑一样，那就是必须有一群专业的人才持续投入很长的时间。但乌坎事件很特别，我相信群众事件的领导人会直接进入村委会工作，我相信日后会有很多人去乌坎取经。现在有网友在乌坎拍纪录片，我相近这部纪录片也会流传很久，成为大家的教材。当网民只要在互联网上搜索就可以找到类似案例并依样画葫芦以后，有没有这群专精街头政治的人才就不再那么重要了。这群人甚至可以把自己的心得整理出来发布在互联网上让其他人参考。这是现在的中国唯一比当年的台湾更有利的地方。第三，对群众作出的承诺，必然涉及对原体制内一些腐败分子的处理，对村干部死亡事件的调查会出现公权力的凶手，会引发更多的内部反抗和权力斗争，那些已经不干净的人一定会拼死挣扎，斗争会更加复杂化白热化。是的，从台湾经验来看这也是事实。从1977年到1990年，这漫长的23年间我们并不是一路畅行无阻；中间发生过两次大规模暴乱；第一次是1977年的中坜事件；约2万人参与；火烧中坜公安局；其中两名群众被枪杀。第二次是1979的美丽岛事件；参与人数高达10万人；所幸没有伤亡。自由中国的主编雷震被判刑十年；；现在名声响彻海峡两岸的李敖也坐过八年半的牢。美丽岛事件的8个领导者也被判刑12年甚至无形徒刑。这8个人陈老师至少应该听过4个，因为他们后来都是民进党的重要领袖；施明德、林义雄、陈菊、吕秀莲。主犯施明德被判无期徒刑；坐了25年的牢。更残酷的是，支持民主运动的人士被谋杀 (陈文成事件)；因美丽岛事件被判刑的林义雄的七十老母与两个当时才七岁的双胞胎女儿在1980年被谋杀；只有妻子因探望林义雄出门幸免于难；大女儿身中六刀；好不容易抢救回来；此后长居美国。史称林宅血案。这也是为什么台湾大多数人都尊敬林义雄的原因，因为我们台湾人欠他的太多了。这些都是当时国民党的保守势力强力镇压的结果。有一个叫郑南榕的人，在1990年前一年为了抗议国民党管制言论自由自焚。他的妻子叫叶菊兰，继承夫志，也投身民主运动。同年的5月19日是纪念郑南榕的丧礼游行；游行到总统府时，另一个叫詹益桦的人也用火点燃了自己。还有更多我们没列出来或是我们也不知道名字的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甚至付出了生命。我们自己也很清楚我们走这条路是有风险的。我们一边哭泣一边前进。我们的心情就像台湾评论家杨照说的「 …. 威权体制像只怪兽，吞噬了一代又一代的民主运动者。前代被拆吃入腹了，这只怪兽想：不会再有人敢违逆我意志了吧。不，新一代的人又将站在怪兽面前，即使明知将成为下一个牺牲者，即使内心害怕得浑身发抖，也还是得挺身站在那里。因为，让怪兽吞噬，是惟一能够自主做的事，也是惟一能够自主做的事，也是唯一能够证明我们自主意志尚存的动作，不能放弃」。我从来不曾自认是个勇敢的人，然而在那一刻，却悲剧性地预见：等时机到了，我这一辈的人，会接上民主的棒子，克服自己的怯懦与犹豫，去站在怪兽面前，被无所不在的极权系统监视、追捕、入狱」。我期待有人提出这一个问题，为什么1991年后就再也没有大规模暴乱了?? 我必须很残酷的说，台湾自从1991年后再也没有发生大规模暴动的原因是因为那年在北京的不幸事件。台湾在1990年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时间长达5天。由于北京事件的影响；当时的国民党总统李登辉不敢镇压学生及群众；另外李登辉也想借学运力量向国民党保守派施压。最后和平收场。自此以后无论台湾游行的规模有多大都不再让军队介入，在2008年反对陈水扁当选的示威群众占据台北市中心半个月时，军队也没有介入。文章本应到此结束，但我们还有句多余的话想说。我们不认识你们，也知道你们中的某些人永远不可能看到我们这篇文章，但我们希望你们中有些人能够看到这篇文章。我们不认识你们但尊敬你们并心怀悲伤，就像我们因为林宅血案而悲伤。因为你们就是我们。你我所追求的东西是一样的只是命运不同。我们希望你们知道一件事。台湾民主能走到今天，你们功不可没。因为你们的牺牲，国民党在90年的时候才不敢镇压我们。因为我们在90年的那5天串连起所有争取民主的人，我们才能互相支持，一步步的往前走。今天我们才能用自己的选票选出自己的领导人。我们希望你们中的某些人在看到我们的文章后能知道，你们当年的努力并没有白费，隔着台湾海峡的我们是因为你们的勇气才能在90年聚在一起。23年前你们努力的目标今天终于在台湾开花结果。我们这一代人都已经奔四了，我们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知道你们的名字；就像美国把所有越战阵亡的士兵名字刻在越战纪念碑上一样。谨以此文献给你们

王思想家 | 民意能救吴英性命吗？

2012年2 月28日

民意能救吴英性命吗？ ——从吴英案看阶级审判吴英死刑判决刚下，舆论立刻哗然，几乎一边倒地反对死刑判决。公众认为：“为什么那么多贪官不判死刑，却要杀一个小小吴英？”其实，贪官该死没死，并不能推断出吴英就可以不死。还是要看法律的界定。问题在于，吴英适用于哪个罪名。2011年4月7日，浙江高院开庭，吴英当庭承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希望能避免最高可判处死刑的“集资诈骗罪”。但浙江高院一审，以及昨天（2012年1月18日）的二审，均以“集资诈骗罪”判吴英死刑。所以，官员用税收和罚款的名义进行合法抢劫，以三公费用的途径进行合法挥霍，是有些须法律保障的。而吴英的非法集资，确实是有法律规定要惩罚的。至于诈骗罪名，那就比较含糊了，想套就能套上。公众同情吴英，主要来自朴素的阶级感情，而法院坚持判死刑，同样来自阶级因素：吴英僭越了。俗话就是说：吴英手伸得太长了。在中国，诸多领域都是被公权力垄断的，金融行业尤其受到管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变相吸收公众存款”，都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合法与非法的区别，就在于公权力是否点头允许。为了警告民间人士不得侵入金融垄断领域，20多年来，已有多起非法集资案宣判了。吴英之所以引起重大关注，是因为，今天，网络给了民众充分的话语权。实际上，在民营经济最为蓬勃发展的浙江省，多少年来都盛行民间集资。如果没有民间集资，浙江民营经济不可能发展那么快。同时，浙江又是“非法集资罪”最盛行的地区。政府让金融机构垄断，垄断后的金融机构不肯大力支持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只好把目光投向民间集资，民间集资又是非法集资——这可真让人无语。吴英的另一僭越之处是，她坑了许多官员的钱，并且，为了立功，还不断检举官员。这实在是犯了大忌。很多学者认为，吴英死于有人要“杀人灭口”。对此，我没有证据，不好评论。但我知道，杀人灭口，是权力集团惯用的。如果吴英是个官二代，那么，百姓不会这么同情她。假如法院轻判“官二代吴英”，反倒会引发公众“要求重判吴英”的呼声，如同药加鑫案。阶级审判一直是主体，1980年代后貌似隐形。在网络化的今天，阶级审判又从隐性走到了显性。我昨天的博文中谈到，广东省人大代表刘伟全认为：现在警察权威在下降，需要立法让警察敢于向刁民开枪——这个惊世骇俗的人大代表，所发出的就是其阶级呼声（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5952860.html ）。几个月前判荆中秀死刑，是更为经典的阶级审判（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5810281.html ）。 8名地方官员联名要求判决吴英死刑，是杀人灭口，还是阶级控诉？都有吧，呵呵。吴英的死刑，尚需最高法院审核。高法会改判吗？可能性是存在的。一来，会考虑汹涌澎湃的民意。有人说了，民意不能代表法律。废话，难道我连这都不懂？可现在法律已被操控，你说怎么办？只好民意来凑。民意能杀了东北刘涌，杀了陕西药加鑫，自然也有可能救吴英。二来，中国实体经济正在遭遇重大挫折，浙江民营经济因此前的温州借贷风波而备受瞩目。中国政府放宽对民间金融的管制，是大势所趋。温总理对此十分关注。吴英死不死，阶级在搏弈。附：吴英的律师杨照东做的是无罪辩护，可以看一下他刚发的博文。如此裁判，焉能服众？ http://i.sohu.com/p/=v2=eclo9GdA2HpzXabkZS5jb20=/blog/view/201819935.htm 2012年 1月 18日，杭州到金华，一路阴雨绵绵。早8点半在北京家中接到法官的电话通知，17点20 我走进金华市中级法院的中法庭。审判长宣读了吴英案二审结果：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时，距离案发四年十一个月；距离一审判决两年一个月；距离龙年春节还有四天。一个接一个的电话，记者们的消息还真是灵通。走进法庭之前，我都不确定是要宣判，法锤刚落，记者的电话便蜂拥而至。看来，在这样的信息时代，想掩盖点什么还真是不容易！也看得出来，关注吴英的还真是大有人在。不知该对记者说点儿什么，脑子一片混沌，索性不说。静下来，仔细看看二审裁定，忽然想对二审法院的裁判者们说上几句。你说吴英将非法集资所得资金的绝大部分未用于生产经营，而是用于支付前期集资款的本金和高额利息。可是，你作过数据上的统计吗？你能说出她有多少钱用于投资企业，有多少钱用于还本付息了吗?你只是说她将集资款用于还本付息，你却回避了她最初就是因投资企业才出现的负债，才需要还本付息。如果你不回避这个事实，那么你应该论述一下，把钱用于偿还企业经营之债，这为什么不算是用于生产经营？你说吴英用集资款大量购买高档轿车，你却没有告诉大家她买的车有几台是高档车，你也没有告诉大家这些车都是用于公司经营，其中一些是准备用于汽车租赁公司及婚庆公司的业务用车。你说吴英用集资款购买了大量珠宝，可你却省略了她是为了感谢帮她融资的珠宝商，无奈之下买了这些珠宝的事实，你还省略了她将一部分珠宝用于为了公司的运营而行贿送礼的事实，甚至你还省略了她准备用剩余的珠宝开一家珠宝行并进行了相关调研的事实。你说她肆意挥霍集资款，可是你却隐去了即便是按照金华检察院起诉的认定，把在公司运做中的请客吃饭也算做是个人挥霍，从而累加出的近千万元这一具体金额，你更没有说出相对于几个亿的借款，这包括着为企业请客吃饭的一千万元能不能称得上“肆意挥霍”。你说吴英在案发前四处躲债，但是，你不仅没有说明她在何时躲到了何地，相反，你却回避了她是在与客户洽谈商务之后从外地回东阳的途中被抓这一事实。你说她以投资商铺、合作开发酒店等虚假理由对外集资，可是，侦查机关却扣押了大量的她为了经营而购买的商铺房产，而她自行开办及与人合办的酒点，迄今还矗立在义乌和东阳的街头。你说她短时间大量虚假注册公司。可是她的洗衣行、汽车行、概念酒店、投资公司、电脑城、建材城、地产开发公司哪一个不是设备齐全，整装一新，万事俱备，只待东风，其中有好几家已进入试运营。你说她用这些公司装扮东阳本色一条街，买断广告位集中推出本色宣传广告，是为了造成其具有经济实力的假象。可我就不明白了，这些作为一个企业再正常不过的经营行为，到了你们这里怎么就成了诈骗的手段？如果这些都是诈骗手段，那么你们说说一个企业该如何是好？难道一定要灰头土脸，闭门待客才能避免诈骗之嫌？你说她制作了本色宣传册向社会公众虚假宣传，难道你们不知道这些宣传册只是描画了本色集团的远景并非虚假，并且是专门为一起地产开发项目的洽谈而制作的？难道你们不知道这些宣传册制作出来的时候，本案的集资早已完成？难道你们不知道这些宣传册真也好假也罢，都与集资无关？为什么一定要把集资之后才出现的宣传册生拉硬拽到集资中来呢？你说吴英把骗购来的大量珠宝堆在办公室里炫富，从一审到今天，检察机关从未指控过这一事实，你们根据什么说她把珠宝堆在办公室炫富？案件之初，检察机关曾指控吴英在购买珠宝中实施了诈骗，但在事实和证据面前撤销了这一指控，一审也没认定诈骗罪的存在，到了二审，你们浙江高级法院“骗购大量珠宝”的说法从何而来？你说吴英除了本人出面向社会公众集资，还委托部分不明真相的人向社会公众集资。那么请你们说说，她委托了谁向社会公众集资？证据何在？你说吴英明知林卫平等人的款项是从社会公众吸收而来，因此她就是向社会公众集资。请问你们如此认定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哪一条法律规定明知他人的钱是从社会公众处吸收来的而使用，这个使用人就是在向社会公众集资？你说吴英大量集资均以个人名义进行，大量资金进入的是其个人帐户，用途也由其一人决定，因此本案是个人犯罪。那么请你们说说有多少钱是以吴英个人名义借来的？有多少钱进入了其个人帐户？这些钱是吴英个人用了还是本色公司用了？还请你们说说，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公司经营范围内以个人名义签订合同为某一民事行为算不算公司行为？借来的钱进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个人帐户，但是用于公司经营，这笔借款算不算公司负债？再请你们说说，作为一个民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一个人决定款项用途能否代表企业？难道经过董事会集体研究决定款项的用途，这钱就算是公司借的；老总一个人决定款的用途，这款就是老总个人借的？作为一省之最高审判机关，对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一个简单的逻辑，似乎不应该有什么歧义。如上这些问题，似乎都不是什么难以回答的问题，但同时又是吴英该不该杀及罪与非罪的问题，必须说说清楚，不能有半点含糊。如果像二审裁定这样含混其辞，这样闪烁其辞，这样的裁判不仅不能说服吴英，不能说服吴英的父亲，不能说服我，恐怕也很难说服百姓。给你们一个建议，请上网看一看老百姓的呼声。可能你们会说，法院判案依据的是法律，不是民意。此话固然没错，但问题是有没有依法办案，不能凭法官自己说，还真得看看老百姓是怎么说的。似乎应该有这么一个命题：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度里，一个不被百姓接受，不符合民意的判决一定是个有问题的判决。话可能有些逆耳，但苦口的方为良药，逆耳的才是忠言。同为法律人，我们都希望这个案子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对了，还有一个问题也值得说上一说。春节是中国人最为传统的节日，每个人都期盼着春节里的欢乐。吴英的家人本来就为牢中的她而悲伤，再有四天就是春节了，浙江高院为什么一定要选在这样一个时间宣判？此案进入二审已经两年了，二审开庭也已经九个多月，这么长的时间都拖过去了，难道就不能再拖上几天，也让她的亲人过个相对平静一点儿的年？选在这样的时间送给她的亲人这样的噩耗，未免太残忍了些！杨照东 2012年1月19日凌晨于浙江金华

一五一十 | 最专业的法律分析：保护吴英就是在保护贪官

2012年2 月23日

作者：三界神尼 | 评论(2) | 标签: 吴英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是指当事人的行为看上去是合法的，却是为了掩盖在内容上和目的上的非法，这种行为又称为隐匿行为，是一切骗子如吴英之流惯用的诈骗伎俩。它们故意模糊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的区别，罪与非罪界限，不仅让没有基本法律知识的法盲无法区分，甚至连法院也难以界定，以便在罪行暴露后，能够发动网络水军煽动法盲小民为自己狡辩喊冤。为普及基本法律知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我们就这点出发，先对比其在经济生活中常见的几种形式，再简要探讨吴英诈骗集团的作案手法，给大家理清思路，辨别真假，彻底肃清吴英水军在网络散布的流毒。在经济领域中，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形式各种各样。下面先举几个例子，比如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吸引投资扩大生产，企业间经常联合经营，以发挥各自的优势，但有的企业为了逃避金融监管，也借此名义向其他企业融资而签订假的《联营合同》。但一旦双方产生纠纷向法院起诉，法院会先调查这究竟是真联营还是假联营？如果发现《联营合同》中有约定一方不参与经营活动，或有所谓“保底条款”，一方向另一方承诺按期支付利息，另一方不承担自负盈亏责任的，或合同虽未公开如此约定，但私下却如执行的，即可认定这是 “名为联营，实为借贷”，即以联营的合法形式掩盖非法金融机构进行借贷活动的非法内容，其目的是借方为了获取高额利息。当然这还不涉及刑事犯罪，一般只便于民事审判过程中对合同的定性。还有一种常见的“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伎俩，叫“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国家之所以不允许未经批准的金融机构乃至个人向公众吸收存款，是因为这将必然影响国家对金融活动的宏观监管，损害金融机构的信用，损害存款人的利益，扰乱金融秩序，最终会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但奸商们成立各种各样的金融机构，以各类基金会、互助会、储金会、资金服务部、股金服务部、结算中心、投资公司等各式各样的名义变相地吸收非特定公众的存款。也有些有资格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机构如银行等，以所谓“有奖储蓄”等名义变相提高利率，或从存款人交付存款的帐上为存款人划出一笔款项，作为自己擅自抬高了的利率的息差，以吸引存款。但无论其是否提高了国家规定的存款利率，也不问其是否采取了其他变相提高存款利率的手法来吸收存款，只要其以此为诱饵从事了“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即属“非法”行为，一概构成本罪。而不管打的是什么旗号。近些年来最盛行的“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经济活动，莫过于“非法集资罪”。这是指没有集资资格的单位或个人，以“高额回报”、“快速致富”为诱饵，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给出资人还本付息，向社会不特定的对象筹集资金。为掩盖其非法集资的实质，犯罪分子往往与投资人签订合同，伪装成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或伪称造山林，或伪称养蚂蚁，最大限度地实现其骗取资金的最终目的。吴英家属和律师使用骗来的钱收买水军某故意混淆主要问题，利用群众对国家金融体系的不满为吴英的诈骗开脱罪责。对非法集资，刑法规定3－10年的刑期，尚不致死。但由于“集资诈骗罪”涉及被害人众多，社会影响更加恶劣，刑法对之规定了更为严厉的处罚措施。刑法第199条规定犯集资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但“非法集资罪”和“集资诈骗罪”两者之间较难区分。一般来说，它们的共同点在于，两者都是以正常生产经营为借口向非特定公众集资。区别在于，“非法集资罪”者仅仅是为了集资，集资者把集资款用于了生产经营，虽然有可能经营失败而无法向公众兑现承诺，但还未以非法占有集资款为目的。而“集资诈骗罪”却以诈骗方法非法占有所募集的资金为目的，所谓的“生产经营”完全是掩人耳目的谎言。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为什么吴英案属于“集资诈骗罪”？首先该罪需要有诈骗情节，即指行为人采用编造谎言、捏造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方法向不特定公众集资。而吴英以虚假的煤石油生意，甚至伪造了4900万元假工商银行汇票并私刻了两枚广发银行业务专用章来行骗。吴英水军曾辩解说，吴英没有行骗，因为她只是从她十几个亲友中借的钱。事实上这十几个所谓的亲友，是吴英通过集资过程中经支付高额的中间费认识的。而且这十几个人的资金都是从不特定的公众处筹集而来，并非其自有的私产。这十几个人的真实身份，准确地说应是吴英向不特定公众集资的中间人而已，它们按业绩收取提成，更像是吴英雇佣的员工。它们当然不承认吴英诈骗了它们，因为它们也是共犯！浙江司法当局未能制裁它们，才是真正不公之所在。司法实践中还有一条可以区分是“向公众集资”还是“向亲友民间借贷”的依据是当事人有没有以广告等形式向社会公开征集资金？从调查中得知，吴英多次以电视电台报纸以各种形式的广告向社会公众虚假宣传其一夜暴富的神话，以骗取更多的不明真相的公众资金。故吴英的行为显属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非法集资，具有公众性。而且每当这些“拉皮条”的中间人找到了有钱的“冤大头”介绍给吴英，吴英总是带他们参观所谓的商铺一条街，公开自己伪造的假印章假合同，制造自己财大气粗的假象，让冤大头对自己有信心，行骗得手后，再支付给这些中间人提成费。更加说明这十几个人并非是吴的亲友，而是相互之间的雇佣关系。这是吴英利用“向亲友借贷”的合法形式掩盖“集资诈骗”的非法目的的伎俩。这种把戏骗骗无知脑残网民还可以，对我们法律专业人士又怎么欺骗得了呢？那么怎么样确定吴英是否曾打算将募集的资金占为己有来确认其是集资诈骗罪呢？要以“是否携款潜逃”，有无将非法募集的资金“任意挥霍”等表现形式来与“非法集资罪”区分。吴英只是将不到募集的资金的10%象征性地租了些商铺门面来掩人耳目，方便自己更好地欺骗公众。另一方面，吴英大肆利用这些募集资金挥霍，购置豪车数十辆，豪宅数十套，对家人及狐朋狗友一掷万金，仅买一块翡翠就达200万元。法院现在能确认仅吴英个人的挥霍金额就高达5000万元！而且，在本案案发前，吴英曾试图潜逃，被债主发现后扭送司法机关才尚未得逞。综上，吴英采用虚假信息，大打广告，私刻印章，向不特定公众集资的情节能予以确认，吴英试图携款潜逃的情节能予以确认，吴英个人大肆挥霍的情节也能予以确认。因此判其“集资诈骗罪”完全是正确的。吴英水军在网上撰写了大量吹捧吴英诋毁法院的文章，但是弄巧成拙，让我们更加看清了吴英与贪官恩情深重狼狈为奸的丑恶嘴脸。文章说，吴英把和自己有行贿受贿关系的贪官记录在自己的笔迹本里，迟迟舍不得交代，还用头发丝在上面做了记号，不许别人偷看。当发现被人偷看过后，就以“绝食”来“抗争”。保护贪官到了如此痴迷的境界，真令人叹为观止！直到被判了死刑前途无望了，她才肯交代二三条小鱼，妄图以此免死。可见吴英对贪官是多么地情深意切？这都是由吴英的阶级本性决定的，它和贪官是同一阵线，它和贪官即使有矛盾,也是奸商和贪官之间的矛盾，是既得利益阶级的内部矛盾，不关无知小民一毛钱的事，无知小民去为它们奸商喊冤，纯属自作多情。据浙江高院披露，吴英总共披露了三个贪官，均已受到惩罚，都有名有姓，它们分别是：浙江金华丽水农业银行灯塔支行行长梁骅，湖北荆门市人大副主任李天贵和中国农业银行荆门分行副行长周某。如不是法院判处了吴英死刑，这三个贪官至今还在逍遥法外。之所以能逍遥法外，那是因为它们还在受到吴英、吴英水军、浙江奸商集团以及被它们煽动起来的亿万无脑儿网民的保护。无脑儿网民们，你们平时这么恨贪官，可你们保护了吴英，不就是保护了贪官吗？你们自己不就成了贪官的爪牙了吗？黑社会、贪官、骗子惯用伎俩就是使用诈骗得来的的金钱，制造谣言，策动舆论，为犯罪分子翻案造势。并花巨资请大牌律师，通过律师后台前台运作，收买记者、收买网络水军，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为犯罪分子说话。这种伎俩在黑社会的案件上经常可以看到。但凡在网上有为犯罪分子叫喊刑讯逼供的，大多数是黑社会犯罪团伙聘请的律师和收买的水军。当年沈阳刘涌黑社会案件，刘涌的律师田文昌花上百万请了5名国内最权威的刑法专家张思之等人为刘涌出具所谓的《专家意见书》，提供给法院，然后煽动网络脑残们搞网络暴动，最后逼迫辽宁高院改判刘涌死缓。吴英的律师杨照东和刘涌的律师田文昌都是同一个事务所的合伙人。他们是什么货色，你我都心知肚明。当然，我们也不是一味奉承当局。当局多年来对以“民间借贷”为名的“非法集资”视而不见，拒不作为，以致于目前浙江一地的民间借贷款就高达“8000亿”，已有大量如吴英之类的奸商携款潜逃，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这都是长期纵容各级官僚主动参与其中造成的恶果。但“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枪毙一个吴英，远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应将相关官员、放高利贷者、集资炒房者都予以严惩，人民才会感到公平。把那些喜欢借钱给骗子妄图不劳而获的无知小民参与非法集资的资金全部充公，才能让他们长点记性。但这并不与枪毙吴英矛盾，不能说这些小民的资金还没有被没收，这些官员还没有被捕，吴英就枪毙不得。 ___ 欢迎访问我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94d0a70100ztpr.html

孤岛客 | 不再传奇了就没有故事了

2012年2 月8日

闪读｜12-71 ★ 《进城走了十八年》，十年砍柴著。这是本向后看的书，几年前朱幼棣写的《后望书》也向后看，不同是，砍柴的后望更私人，更琐碎，更柔软。它同时也是一则故乡蒸发亲历记，一部加长版《鹿港小镇》：“听说他们挖走了家乡的红砖砌上了水泥墙/家乡的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有喜有伤。 ★ 《故事效应》，杨照著。本雅明说，故事是来自远方的亲身经历。与本精准定义故事的兴趣接近却不同，杨照热衷于用故事示范故事。读到末段那天都10月底了，短句“不再传奇了就没有故事了”忽就撞进眼，直接被错乱成苹果悼文中的一句……哦，远方的经历当然跟谁都没关系，可它是亲身的啊亲。 ★ 《这些人那些事》，吴念真著。睡前读这本小册子也适宜，也不适宜。吴先生文字烤烟似的淡香可以暖枕，可他笔下故人旧事的重新扭结则忽就混合出呛鼻的人生焦油……读《遗书》《秘密》很容易把人读垮，而读《寂寞》，则让人再次明白，跟那些唱诵在歌词里的“寂寞”比，说不出的寂寞才是寂寞。

颜昌海:马英九：民主台湾，正引领大陆

2011年11 月24日

2011年11月10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就美国的亚太政策发表演讲时，将台湾形容为“一个重要的安全与经济伙伴”，这是美国高层官员首次如此公开明确的将台湾定位为安全伙伴，特别是在“放弃台湾”的呼声不断出现的情况下，此举再度表明美国的官方立场。这是奥巴马政府宣示重返亚洲以来，首次公开提到台湾在安全问题上的定位。希拉里的用词与过去的讲话相比也有所不同。她在10月份外交政策期刊上发表美国的亚洲政策这篇重要专文时强调，未来10年美国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将外交、经济、战略等实质性的投资锁定在亚太地区”，但对台湾只字未提，这次不仅增加台湾，还提升至“安全伙伴”的角色。希拉里表示，美中关系是最复杂和后果深远的，美国无意围堵中国(大陆)，美国希望与中国大陆加强对话，包括在美中战略暨安全对话中，就网络安全议题进行坦诚且公开的讨论。美国将积极发展和中国大陆的正面及合作关系，但也鼓励中国大陆进行政治改革，希望中国大陆尊重国际法并创造一个更开放的政治制度，终止对外国公司的不公平歧视。奥巴马的亚洲之行让人们看到，20世纪美国与欧洲盟友成功建立跨大西洋体系，现在需要建立一个跨太平洋体系，美国主倡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正是这一努力的结果。APEC会后，奥巴马出访了澳洲，希拉里则前往菲律宾和泰国访问，两人在印度尼西亚的东亚峰会上会合，这显示美国重视亚太地区。TPP目前有包括美国、新加坡、澳洲、新西兰等9个经济体，日本亦将加入TPP谈判。日本加入后，TPP成员的GDP将占APEC成员的62%，占全球的35.5%。目前中国大陆官方对TPP的态度甚为低调。尽管多年来美国一直坚持“台湾关系法”及“美对台六项保证”，但近年来随着美国经济的衰退和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美国学术界出现了不少“抛弃台湾”的呼声，尤其是2011年美宣布对台军售前后，各种“弃台保台”的激辩就不绝于耳。过去这种争论大多围绕地区及国家安全，而最近转向经济角度，向奥巴马建言要抛弃台湾保美国经济。《纽约时报》11月10日发表《拯救我们的经济，抛弃台湾》的文章建议奥巴马同中共领导人展开协商，以美国停止对台军售与援助、提前终止“协防台湾”至2015年的公报，换取“一笔勾销”目前所持美国公债，如此才能挽救美国经济，甚至确保奥巴马的连任之路。文章引用美国前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2010年话说：“对国家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国债。”认为奥巴马应该弄清楚“今天美国的就业及财富远比军事能力更为重要。”文章称，目前两岸现状也很危险：如果台湾民族主义者政客决定宣布独立，或如果北京鹰派人物对等待同台湾整合兴趣不大，开始采取武力收复台湾，美国将很快被拉入数百万亿美元的战争。作者坎恩猜想，如果中美就台湾问题达成协议，北京会顺势被迫结束对伊朗、朝鲜和叙利亚等国的政治和经济支持，这种协议无异于一个游戏规则的改变者。但作者也认识到：“对这种协议，美国国会肯定不同意，批评人士也会认为很不实际或很荒谬。” 不过，有很多学者却坚持认为美国应该加强与台湾的联盟。如乔治敦大学教授唐耐心和国际暨战略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葛莱仪认为，“对台军售反而促进了两岸互动和问题的解决。”过去两年美对台军售价值已达180亿美元，两岸关系明显正处于最佳状态。他们认为，美国绝对不能姑息中共，不能以牺牲台湾提升同大陆的关系。抛弃台湾，反而会伤及美国在台商业机遇，不利于台湾在亚洲担当民主模式这一重大角色。11月12日，美国众议员罗艾斯在一场演讲中也表示，“弃台论”太天真，误解了美台关系在亚太区域所扮演的角色，也忽视美国在亚太区域促进台湾民主所做的示范性角色。对于几乎平常化的对台军售及北京威胁的循环不断，目前各方都认识到，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中的美国元素已经进入了“变动期”，未来如何发展，是人们关注的热点。11月14日，美国防务新闻周刊报道说，如果台湾的民进党参选人蔡英文在明年1月的选举中击败国民党现任总统马英九，台湾的国防政策可能重新调整，两岸交流速度也可能随之减缓。防务新闻周刊援引前民进党政府国家安全官员的话说，如果蔡英文当选，她可能会考虑在国防政策上作出一些调整，包括同意台湾自行生产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雄风3型(Hsiung Feng 2E Block 3)地对地导弹。报道说，台湾自2010年开始生产射程600公里的雄风2E Block 2导弹，但是雄3导弹的生产计划，在2008年时即在美国的压力下而推迟。关键在于蔡英文是否会下令雄3导弹进入量产，因为这个决定极为重要，不能不考量美国的看法。华盛顿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萧良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国基于台海情势的考量对雄风导弹的研制作出限制，这是无论国民党或民进党都无法改变的现实。他说，“这型导弹在马英九政府刚上任时有过审议，由于它的发展已进入一个更先进的阶段必须被舍弃。美国的顾虑还包括国民党的台海政策，如果台湾发展射程更远的导弹会被视为具有挑衅的性质。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说，两党的政策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因为它们都受到这些同样的限制。”萧良其说，台湾的国防工业其实有不错的发展，现在也有能力制造300吨以下的小型潜舰。他认为，如果民进党执政，比较有可能的作法是以这种能力为基础，加速台湾自主性国防工业的发展。至于在政治上，蔡英文上台对两岸关系有何影响，萧良其认为这仍然有待观察，因为涉及2012年中国大陆的领导人接班，在对台政策上不能只单纯看台湾的政治环境的改变；“从政治方面来看，这影响到中国对台湾的军事策略，这就要看中国大陆内部的反应。2012年中国有很大的人事改变，习近平会当主席，他的对台政策不是太明确，所以我们要观察这一点。有很多的因素，很难把它放在对台的环境里面。” 防务新闻的报道还援引民进党消息人士的话说，马政府现在推动的全募兵制，无法运用于实际作战情况，因为不断有新兵加入将影响军事单位的战备水准，民进党政府上台，将会修改募兵制的内容，把军官排除在募兵范围以外。民进党在10年政纲中对其国防军事政策只作了大略描述，在“国家安全战略”篇提到要“展现自卫决心、强军保台”，台湾必须持续整备能够因应中国大陆敌意威胁的安全防卫机制，持续进行国防转型。台湾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就台湾和大陆和平协议与全民公投问题继续唇枪舌战期间，台联党主席黄昆辉还声称要起诉马英九涉嫌叛国。在马英九提出与大陆的和平协议与公投议题之后，民进党对马英九发动猛攻。立法委员蔡煌榔说，“我们强烈质疑，马英九的公投说只是一个选举需要，他又在耍两手策略。”民进党立法委员陈亭妃说，“民国)98年5月20号，马英九怎么说？马英九说中国要先撤飞弹，再来谈和平协议。请问中国大陆撤飞弹了吗？！” 马英九在解释和平协议的时候说：“是要为我们两岸之间打造一堵防火墙。我们要求我们的反对党民进党不要把这种为台湾人民未来谋求和平的努力把它抹红，把它说成卖台统一，或者说成投降。他自己做就不是，我做就是，这是不公平、不合理的。”而蔡英文表示，她过去谈和平协议，和马英九前提不同，马英九的前提是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大陆，让民众忧虑不安。对此，马英九竞选团队发言人马玮国说：“马总统的两岸政策架构是这样的：在92共识之下，中华民国宪法之下，对人民有利这样一个情况。蔡英文主席在两岸政策上一向都是非常反复的。”民进党立委陈亭妃等人质疑说，马英九为和平协议设定的三个条件是在骗人、马英九重申这三个条件时说：“未来的10年，如果国家没有需要，或者民意不支持，或者国会没有办法有效监督，我们都不会推动。把这种让台湾2300万人民决定台湾未来的作法说成是投降协议，我觉得这对人民是种侮辱。” 马英九提出和平协议要先经过公投后，民进党立委推动公投法修正草案，被国民党立委封杀。蔡英文说，这显示国民党与马英九立场不一致。她还说，“马总统对公投的态度其实不是真心诚意地要去推动”。绿营台联党的主席黄昆辉批评马英九与中国大陆“眉来眼去”，声称要告他触犯刑法的外患罪，涉嫌叛国。对此，为马英九助选的团队“台湾加油赞”的发言人马玮国告诉美国之音：“我们建议台联党主席黄昆辉先生，如果你要告马英九叛国的话，也请你把蔡英文主席也一并告下去，因为毕竟她也曾经提过和平稳定的互动架构，她也曾经说要延续前朝的政策。如果要告马总统，请台联不要大小眼，不要有双重标准，就两个人一起告。” 对于和平协议与公投问题，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杨毅表示，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定，符合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政治协商是个不断创造条件，将来水到渠成的事，不应允许任何政治势力借机炒作。杨毅还表示，大陆推动两岸协商的思路仍然是“先经后政、先易后难、把握节奏、循序渐进”。在马英九提出与大陆的和平协议与公投议题之后，他在民调中对蔡英文的领先幅度明显缩小。台湾在野的民进党指称，大陆试图影响台湾总统大选，让马英九连任成功。民进党日前发布新闻稿指出，中国大陆介入台湾总统大选，并且暗中或摆明的帮助执政的国民党，希望让马英九连任成功，中国大陆采取的手段包括了，假采购，真辅选，命令各省市大型采购团赴台进行统战采购，第二是中国国台办借由和台商互动的关系，动员台商干部参与造势大会。第三，协助台商回台投票，第四，斩断马英九对手的捐款来源，第五，直接或间接支援特定的立法委员等五套剧本。民进党发言人梁文杰更进一步指出，一些在大陆支持蔡英文的台商，已经接到了中国大陆地方官员的关切电话：“不管是在税务上，或是土地租约上，对方都暗示，可能会因为支持蔡英文而有所变化，我们目前还在搜集资料，我和大家报告，这些事情确实发生，而且是最近我们陆续收到回报。” 蔡英文面对媒体询问时表示，中国大陆介入台湾选举不是今天才发生，从1996年台海导弹危机到2000年朱熔基的对台讲话，大家都应该还记得。蔡英文说，任何了解台湾政局和情势的人，都清楚中国大陆试图在台湾很多不同的地方发挥影响力。国民党发言人赖素如表示，民进党指责别人之前，请先拿出证据，否则就是栽赃抹黑、负面选举。熟悉台湾政治发展的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教授陈一新表示，民进党的指控，都不太能成立，例如中国大陆来台采购，事实上，蓝绿执政的县市都获得好处，至于台商心中倒底支持谁，也不是他人可以左右的。陈一新教授还指出，就算中共政府支持马英九，也是中共政府自己的决定，民进党不能因此怪罪国民党。他说：“共产党的事情能怪到国民党头上吗？共产党当然有自主权，他想支持谁就支持谁，他当然反对台独，这是毫无疑问的，难道他还支持台独不成？哪天他支持台独，那就奇怪了。”陈一新教授认为，中共政府的立场很简单，就是支持赞成九二共识的人，不支持反对九二共识的人。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回应国民党马英就提出愿意和中国大陆签署和平协议时称，和平是基于坚持主权完整、尊重民主机制与中国大陆不能用武。这3个原则是民进党在这个议题上永远的坚持。马英九提出，时机成熟时两岸可以签署和平协议。蔡英文回应说，和平是基于坚持主权完整、尊重民主机制与中国大陆不能用武。民进党发言人陈其迈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重申民进党和蔡英文的立场：“民主进步党和蔡英文主席都认为，应该在民主、主权、和平的3大原则下，和中国进行谈判。假如中国大陆不承认台湾，不承认台湾在国际的政治地位，未来要进行政治协商将会相当困难。” 至于民进党如果执政，会不会也提出签订和平协议的要求，陈其迈回应，民进党长期以来认为台湾和中国大陆应该建立起“和平稳定架构”，来避免两岸发生军事冲突，双方对维护台湾海峡以及区域安全都负有重大责任。陈其迈强调，维持两岸的和平稳定不只对”两国”有利，对亚太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陈其迈重申：”对民主进步党而言，我们不会贸然去挑衅，或者做一些引起双方或区域紧张的举动。当然中国也必须在区域安全和区域问题上采取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否则单方面要求台湾放弃自我防卫，而中国却不必负起任何责任，这样对台湾非常不公平。” 陈其迈称，民进党以前提过“和平稳定架构”，主要是避免双方军事冲突。双方在相互理解的前提下，透过稳定、和平对话的架构进行对话，并不等同于国民党的“和平协议”。“国民党的和平协议是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下，签订所谓的政治性协商，或者是对台湾的相关的交流往来，它涉及到政治框架和政治前提的部分。这对于台湾未来的选择做了某种程度的限缩。国内的和平协定牵涉到双方的签订的立场是什么。到底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还是政府军对叛军？所以马总统操纵和平协议一体，提出所谓的几个原则、几大保证，都没有办法解决台湾人民的疑虑，所以他的和平协议和我们的和平稳定架构有很大的差距，民进党很清楚地认为，应该是在互相不否认，相互承认对方主权的前提下来进行，而且必须有某种程度的国际监督。” 马英九自从提出两岸和平协议之后，遭到各方围剿。亲民党发言人吴昆玉认为，大家都期望两岸间有个长期的和平架构，但是这个议题不应该如此草率提出，更不应该成为选举的工具；“马英九提出两岸和平协议真正让人诟病的，不是协议的本身，而是他提出来的方式，不但太过草率，而且前后不一，一个礼拜之间翻来覆去，一下要公投，一下不要公投。两岸之间这么重要的问题，怎么可以用这么草率的方式去做决定，或是以这种方式提出来，我们对这点非常不满意。”政治大学政治系俞振华博士认为，马英九提两岸和平协议原本无可厚非，因为这本来就是重要议题，但他也认为这是短暂的选战策略，同时指出民进党巧妙的化解了这个议题；“国民党另一方面也想要以此来巩固他们在这个议题上的主导权，以此去掌握这场选战最主要的议题，国民党的做法无可厚非，只不过民进党很巧妙的运用公投的议题把两岸协议的议题转换为公投的议题。”公投的议题显然是民进党的强项，而非国民党的。国民党在此显得进退失据。马英九日前曾说，可能是因为他出生在香港而不是台湾，使得社会上对他的信任度不够，这是他的原罪，当他提出两岸和平协议时，才会遭到如此多的质疑。马英九和他的副总统参选人吴敦义更进一步的在平面媒体上刊登广告，质疑“原来，只要不是由民进党提出的和平协议，就不是和平协议。”东吴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徐永明认为，台湾人民其实不介意马英久的出生地，“我觉得台湾民众并不是很在乎马总统生在那里，否则2008年他就不会大胜民进党200多万票，我觉得台湾民众比较在意的是，马总统在决定和平协议的时候，他是不是讲清楚为什么要做这个，是不是有急迫性，内容是什么，马总统的目的是什么，我想使这些因素引起社会反弹，他和蔡英文的民调才会拉近，马总统将它解读成他是外省人的原罪，这样的解读在台湾是不被接受的。” 马英九还与文化评论家杨照对谈，分享对两岸社会的观察与比较。对于大陆的发展，马英九说，他总觉得大陆在跟台湾、香港与其它华人社会有更多接触后，会朝向更自由、民主的方向；台湾如能扮演引领大陆的角色，将不负“自由民主灯塔”之名。杨照说，台湾社会的多元性，让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自主与自由，是两岸最大的差距，也对中国大陆产生吸引力；未来只要两岸愈自然地接触，愈能发挥台湾推动自由、民主及公平的影响力。马英九对此表示认同，并说他常强调台湾的文化是“具有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核心价值是开放、进取、善良、勤奋及包容，外在是“海洋文化、多元文化、志工文化及爱心文化”。马英九表示，“民主是种制度，自由是种状态”，希望不受干预的状态就是自由，他常把自由放在民主的前面就是这个道理；大陆在政治上相对而言不是那么民主，但在台湾是百无禁忌，这是他们感受台湾最大不同。马英九认为，台湾与大陆往来，应可展现更大自信，不必担心会吃什么亏，因为自由、民主“已变成我们活生生、每天都存在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不但影响台湾，也一定会影响大陆。不过，台湾2012年大选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到美国造势和筹款，尾追而来的是以马英九总统竞选连任办公室总裁金溥聪、国民党副主席黄慧敏率领的一个团队。到达旧金山后，泛蓝泛绿在相距仅十分钟车程的两间宾馆、同一时间举行造势大会。国民党的造势大会以餐会形式进行，席开一百多桌，参与者们一边大嚼牛扒一边高喊“马英九再干四年”。而民进党的造势大会，不但没有牛扒可吃，参加者还都饿着肚子带着支票捐款给蔡英文，助她“冻蒜（当选）”。哪一个更符合人民心目中的自由民主，人们也自有评价。

吴忻怡：舞动当代台湾——从云门历史探看台湾社会变迁

2011年10 月26日

　　“云门舞集”诞生在一个对艺术没有什么基本领受力的社会，几乎没有人会相信高蹈的现代舞蹈有任何机会在台湾生根。现代艺术、现代舞蹈，和台湾庶民生活，是距离再远不过的两个世界。　　——杨照　　我是个献曝的野人——因此常常使人发烦——少不经事，一厢情愿草创云门，像每个生命，每一种行业的人一样，我接受分内的苦难与喜悦。幸运的是，云门竟然活到了今天，这是创团时，我最狂野的想象也无法预料的。　　——林怀民　　跳舞能改变社会吗？如果云门的舞曾经感动过三代的观众，去思考自己的来历，改变自己看待困境的方式，那么舞蹈不只是舞蹈，它可以改变人，改变社会，从二十六岁迈入六十岁，林怀民跳舞的方式，不只改变了舞蹈的社会地位，也改变了台湾现代舞在国际上的地位；云门用舞蹈做了三十三年的社会运动，提示了年轻人历史的重要，找自己的来历，找自己的生命坐标，做自己，然后创造历史。　　——卢健英　　一、前言　　如果所谓的“文化存在”，如同一些后结构主义者所认定，是由一连串文本，经过不断的聚合而产生。(Thomas 1995：15)那么上述三段出自不同作者、不同时间的引言，或许可以连结成关于“云门舞集”与台湾社会关系的提问与说明。　　从1973年9月29号，林怀民在台中中兴堂率领十二名舞者，进行首次公演开始，“云门舞集”，这个标举“中国人作曲，中国人编舞，中国人跳给中国人看”的台湾第一个职业舞团，同时也是华语世界第一个“当代”舞团，就从各种“不相信”、“不可能”、“无法想象”的疑问中，开始在国内、外舞台上，攫取众人注目的焦点，展现了新的文化视域与可能。与此同时，也开启了一部“云门舞集”与当代台湾社会共构的文化史。　　无论学术界或一般媒体，大多数论者谈及“云门”，多聚焦于创办人林怀民创立舞团时的才情、卓越与坚持，或者是探讨云门舞码的文化意义(如黄尹莹(2001)、(2005))。虽然部分舞蹈研究学者也将文化史的铺陈与文化政治的分析带入了云门舞集的研究(如陈雅萍(2005)、赵玉玲(2001)、林亚婷(2004)等)，但对于艺术场域的结构性分析，和相关场域之间的动态形构，则未从事更进一步的细致爬网。然则从文化社会学的学术关怀出发，从1970年代台湾社会这个特定的时空脉络为起点，艺术家(林怀民)或艺术团体(云门舞集)身处于特定的社会结构中，如何在结构的可能性与限制，甚至是政治、经济、文化等等不同形式的权力斗争之下，在创作过程中表达对社会的理解，与对社会的响应，并对一般社会大众进行具有教育或领导效果的言说，甚而创造出一种对结构产生影响力的集体力量，反而是更为有趣并值得深究的探索路径。　　因此，以下的云门故事，并不只将“云门”当成一个台湾现代舞团的成功范本。而是从“舞者如何出现？”、“公演如何可能？”、“谁来看舞？”、“谁会是支持者？”等等问题开始探究“云门如何可能？”的解答过程。它不仅企图凸显文化艺术领域的特定运作法则，更展现了文化场域与政治、社会、经济等不同场域对话与协商的过程与结果。“云门舞集”作为当代台湾的社会现实与文化指标之所以值得特别关注，不仅是因为舞台上的编舞家与舞者，透过新型态的肢体语言舞出了为台下观众所能感知、分享与欣赏的叙事，更是因为云门经验揭示了当代台湾文化生产的特定社会过程，以及此一过程所相应、共塑的社会文化变迁。　　二、幕启之前：1960年代威权统治下的台湾现代舞蹈界　　现代舞作为一种外来的、新兴的、带有自我表达与自我主张内涵的表演艺术形式，在1960年代国民党政府于政治、社会、文化各层面皆进行高压监控的情况下，实际上一开始并未取得其文化正当性。它被诠释为奇异的、有碍善良风俗的，相对来说，也难以进入一般常民的生活或娱乐经验之中。一直要到冷战结构确立，美国政府选择以文化外交作为巩固盟邦的方式之一，并开始以现代舞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期待透过艺术成就的表现，达成宣扬国力的目的，现代舞在台湾的展演，才逐渐确立了正当性。从这个过程来看，现代舞由不同历史路径进入台湾社会的继受过程，确实展现了文化生成与政治场域的对话与争辩。　　在武器与外交官之外，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面对冷战情势所选择的另一种“作战”工具，是1954年成立的“国际事务总统紧急基金”。因为这个基金的赞助，民众有机会看到荷西？李蒙舞团(1961年)、艾文？艾利舞团(1962年)、保罗？泰勒舞团(1967年)等当时美国著名的现代舞团体来台表演。这些表演，不仅仅是点燃了一位台湾青年——林怀民，成为一名现代舞舞者的心愿火种，在更为巨观的层次，它一方面带进了新的表演艺术形式，拓展了一般民众的文化视野，也为1960年代受到政治力严密监控而显得贫乏的台湾文化圈，注入了一些新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就制度层面来说，这也让国民党政府对舞蹈的管制，出现了松绑的机会，使现代舞从过去被禁制、排斥的项目，透过“国际交流”、“文化观摩”等由上而下的实作方式，取得了初步的正当性，甚至在日后逐渐翻转成为被官方认可的高文化项目。　　在这个时间点，政治场域的转变，提供了社会行动者从事不同行动的可能性。不管是出生于台湾，师承“日本现代舞之父”石井漠的蔡瑞月；或是在中国长白师范学院体育系主修舞蹈，1949年来台湾后任教于国立师范大学体育系的刘凤学，都透过他们个人的实作，为台湾现代舞场域开拓出更为宽广的行动空间。例如：1966年蔡瑞月邀请旅美舞蹈家黄忠良回台授课，当年还是大学生的林怀民就曾是课堂上的一名学员；1967年，学院的刘凤学也将其十年来致力于研究、创作的成果，以“古代与现代中国舞蹈”为题，在台北中山堂公演。同年，她还成立了“现代舞蹈中心”，希望能够散播舞蹈教育理念，进一步培植人才。　　上面这些例子说明：“云门舞集”成立之前的1960年代，台湾现代舞的生存空间，一方面因为美国文化外交的叩门引介，使得政治的管制由紧箍而松绑，并逐步将现代舞纳入了高文化、现代性表征的范畴。同时，不同的舞蹈家也透过不同的策略与行动，打开了下一个阶段现代舞在台湾、新生的可能性。　　三、1970年代云门幕启：文化与政治的对话、争辩　　社会学者萧阿勤(2008：102)认为，如果我们要了解1970世代的年轻知识分子如何成为社会变迁的能动者，就必须理解他们所经历的特殊历史经验，以及这些特殊经验和他们所发展出共同意识的连带关系。因此，探究云门舞集在1970年代的创生，以及相关的社会、文化意义，我们有必要透过了解创办人林怀民特殊的生命经验，以及其所经历的1970年代历史，来进行解谜的工作。　　(一)家庭背景提供的政治安全阀　　就林怀民个人而言，出身嘉义新港世家，父亲林金生是民国六十年代内阁中极为少数的台籍人士。这样的成长背景，某种程度解释了他个人所具有的政治敏感度；同时，在党国统治的威权时代，则无疑象征着特定的政治与社会资本，预示了他可能有的社会位置。林怀民自己就曾经提过：“如果我不出去，不走别的路，而一路在中央社发展下去，我想，我就会变成‘吹台青’。”(杨孟瑜，2003：160)不过对林怀民与1970年代初启的“云门”来说，这层政治关系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其“安全阀”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政治力对林怀民个人之社会行动与舞团、舞码的检查与监控。以下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安全阀的效果。　　1.《阿肥家的客厅》　　虽说林怀民在文化圈出名甚早，因为写作之故，也与1960年代文坛主流的军中作家、外省作家们多所交谊，但另一个对其日后现代舞生涯更有影响力的，恐怕是他与当时一些对左翼思想有相当兴趣的年轻人，在历史的偶连性(contingency)中，所产生的交集。　　根据作家季季的说法，当时聚集在阿肥(丘延亮)家的客厅中阅读左派作品的人包括：李泰祥、许博允、樊曼侬、陈映真、杨蔚等“爱艺术的、爱左派的、和一些隐形的左派。”(季季，2006：71)而林怀民虽不特别积极，也曾出现其中。这些人之中，陈映真透过文学创作所传达的社会主义情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对社会底层群众的悲悯，相当程度地影响了林怀民对社会的认知与其后的创作。然而1968年陈映真、丘延亮等人组成的左翼读书团体，因为被国民党布建为文教记者的侦探(杨蔚)出卖，因此被捕入狱。而同样与这些人相交，当年大四的林怀民，却还可以继续参加期末考，随后入伍服预官役，并于1969年退伍赴美进修。　　2. 保钓运动　　基于上述与左翼思想偶连性的亲近，我们不难理解赴美之后的林怀民，为何自认留美时期：“真正最大的影响，不是舞蹈，而是我在图书馆里看到所有左派的东西，看到所有三○年代的书籍，看台湾的历史，看‘非国民党系统’所解读的历史。”(杨孟瑜，2003：196) 　　1971年发生钓鱼台事件，人在美国的林怀民也从爱荷华到芝加哥，加入了许多台湾留学生的行列，参与示威游行。然则学生诉求与政府处理态度之间的落差，不仅造成许多不满学生的认同转向，也使得许多运动参与者被执政当局列入左倾的黑名单。彼时，林金生因公出差赴美，便顺道去“关照”了投身游行行列的林怀民，嘱咐他：“卡差不多ㄟ。”(杨孟瑜，2003：203-204) 　　谈及这段历史，林怀民曾说：“我知道有人打小报告，但我不管！”“我认为该做的事，就去做了。”(杨孟瑜，2003：203)林父的出现，对当时的林怀民而言，除了单纯的父亲意义，更不妨进一步视为一种政治上的保护，乃至政治行动界线的设立与另类监管。虽然在这波保钓风潮中，他与彼时美国社会文化运动中对资本主义帝国的批判，以及保钓运动部分参与者所坚持的民族主义路线，已然产生了更直接而深刻的关系，但在他的公开论述当中，所谓当时“该做的事”，仅止于示威游行。　　要到日后论及“云门”成立的宣言：“‘中国人作曲，中国人编舞，中国人跳给中国人看’也许只是换了场地的保钓运动的另外一个口号吧。”(林怀民，1989a：208)我们才可以更明确地指认，彼时在政治场域中对公、私领域皆可能造成激烈冲突或紧张关系的(国族)认同宣示，的确被林怀民以延迟而迂回的方式转化为社会场域的实际行动，以艺术范畴的创造性活动，紧扣并响应了政治叙事脉络的发展。　　(二)《薪传》如何传奇？——1970年代乡土文化形构的现代舞代表　　“云门”成立之后，林怀民引进并坚持遵循现代剧场的规则，透过观赏的仪式，塑造出具理性化、现代性、进步意涵的中产阶级观众意识型态，被认为是台湾文化场域进步的表征。同时，他也企图透过创作，对古典文化内容进行新的诠释，希望以回返传统文学、民间故事的路径，来打破自1960年代以来被“现代主义”攻占乃至日益胶着滞闷的文化场域。但即便一般观众透过《寒食》、《哪咤》、《奇冤报》、《白蛇传》等等舞码一次次的公演，越来越亲近与理解现代舞这样的表演艺术形式，上述两个现实，仍不足以让“云门”创造传奇。　　1975年9月，云门创团后首次出国，赴香港、新加坡演出，被香港媒体誉为“中华民国二十多年来最重要的文化输出”，让云门舞集首度与“国家表征”(national icon)这个概念产生连结。同一个时间点，陈映真复出文坛、民歌运动开始，保钓之后被国民党政府高度监控的左翼民族主义阵营，则在更激进的政治行动不可行的情况下，转攻高文化场域的论述战场。相对于官方所建构的“中华民国民族主义”，左翼分子与情同者藉由“乡土”、“民间”、“传统”、“寻根”这些概念，操作他们所认同的民族主义原初(primordial)内涵。也是在这个层次上，“云门”透过针对台湾民间歌谣、戏曲、宗教祭仪等进行采集，与《夏潮》民歌运动、《雄狮美术》等团体共享了文化场域与概念，广泛地成为1970年代乡土文化形构中相互支持、有时分进、有时合击的行动者。1976年5月，《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推出“人间参与”系列，肯定朱铭、洪通与“云门”的本土艺术风格，“云门”也因此经由当时的主流媒体(以及掌门人高信疆)，被定位为一个“本土的”、回归现实的现代舞团，而非仅仅是一个“中国的”现代舞团。　　厘清了1970年代初期左翼文化界因应官方意识型态与政治控制，在文化场域利用实作与论述，促使乡土文化形构机制渐渐成形后，我们才更能确认以下三者共同启动了《薪传》，乃至“云门舞集”在台湾文化史上的“传奇”地位：　　一、表面上的巧合：1978年12月16日《薪传》在嘉义的首演之夜，正是中美断交宣布之时，现场民众，人心悲愤，面对“唐山过台湾”的舞蹈内容，更能共感其情；　　二、更深刻的内里：相较于之前惯常搬演的大中国叙事传统，这也是台湾表演艺术舞台上第一次出现台湾历史叙事的舞蹈作品；　　三、缜密的文化政治行动：在乡土文学论战偃兵息鼓，官方对艺文控制达到颠峰的时间点上，《薪传》可以说是集结年轻左翼知识分子，或者左翼思想情同者，以“乡土”为创作材料，协力完成的经典之作。舞码既有别于官方国族意识型态内涵，却又成功挪用其中民族情感部分，因而吸纳了大批新知识分子认同。整个舞码上演的过程，不仅是艺术的展演，更可被定位为一文化政治行动，预示了当代台湾一个复杂的、已然开始变动，却又尚未明确定型的政治论述与认同立场转向即将展开。　　(三)政治场域的暧昧歧义性　　1979年，中美断交来年，“云门”首度赴美国演出，在短短的八周内巡回演出四十场，以《薪传》这个蕴含本土符码的舞作，作为突破外交封锁的材料。这个向昔日文化输出国展现文化实力的举动，自然有其宣示自我主张的政治性意义，并被形容为“在对方的土地上展现台湾人民自立自尊的一记强悍出击” (杨孟瑜，1998：135)也因此，云门出访回国当天，中华民国教育部立即颁奖表扬了“这个替台湾露脸的团体”(杨孟瑜，1998：149)。尽管这个舞码隐含了关于族群与认同的政治意涵，在台湾演出当时的确受到相关当局的注目与怀疑，然而出访美国“为台湾写下极其荣耀的一页” (杨孟瑜，1998：150)，却使得这一个可疑的、可能带有省籍分裂意涵的“台湾叙事”，转变为代表“中华民国三十年来的文化成就与骄傲”的现代艺术符码，也缓解了其先前在政治场域中所引发的紧张与监控，进一步与国家机构间取得一定程度的信任累积，乃至得以分配到更多的相关资源。换言之，“云门”从成立以来便不断与政治场域进行对话、争辩，这个交锋在《薪传》出现与后续的美国巡演之后，成就了一个分水岭。“云门”既为政治场域征召，成为国家文化的代理人，使台湾在外交困境中，找到了突围的可能；同时对内，又以舞码中台湾史的叙事内涵，开始与官方的大中国叙事断裂切割，因而奠立了“云门”本土文化的表征地位。　　四、1980年代云门扎根与风云流散：经济奇迹与社会力兴起的美丽与哀愁　　在进入1980年代“云门”相关实作的实质讨论前，有必要先对这个时期台湾社会结构的核心面向，以及其变动轨迹，有清楚而足够的认识。这其中，经济场域的变动造成中产阶级兴起的情势，以及社会力抗争与国家认同议题的兴起，是与“云门”1980年代发展相关的重要结构性因素。因应相关的社会结构转变，以及舞团本身发展、延续所需，“云门”必须调整行动的速度与方向，才能面对高压政治日益松动、社会力爆发、民间部门渐趋茁壮的台湾新面貌。　　(一)富裕背后的危机：“富而好礼”的新经济伦理需求　　1973年云门成立之时，台湾平均每人国民所得是648美元，到了1980年，平均每人国民所得已跃升至2189美元，七年之间成长三倍有余。再到云门宣布暂停演出的1988年，国民所得已直逼6000美元，较云门成立之时，已然翻涨近10倍。　　另一个亮眼的经济指标是外汇存底，1973年台湾外汇存底刚突破10亿美元，此后一路翻升，1983年，达到100亿美元以上的水平，并在1987年创下760亿美元的高峰。然而这些用以证明“经济奇迹”的指针与数据，尚不能完全忠实地传达1980年代台湾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细节。　　1980年底，新竹科学工业园区揭幕，开启了台湾信息、电子等高科技产业，亦为日后岛屿的产业转型奠定了基础。面对新的经济景况，政府宣示以自由化、国际化、制度化作为经济发展政策的基本原则。然而经济管制松绑之后，全民竞相投入股、汇市，热衷于各种财富投资，乃至金钱游戏；一连串的政策失误与金融危机，则使不少民众遭遇经济上难以弥补的损失，也使之对台湾金融体系感到忧虑与不确定。社会学家直指198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之后社会范型的转变，就是趋向分殊化和多元化(萧新煌，1989：59)，这显示经济成长带给台湾社会前所未有的富裕生活，开启了消费社会形成的可能，以及“社会力”勃发的物质基础，却也替经济成长、经济伦理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安排，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考验。　　我们的社会在一脚踏进富裕之后，暴露出之前十几年来“重经济而轻文化”的建设缺失，需要一个因应新经济情势的新社会伦理，来矫正精神生活贫乏、社会流入庸俗的集体危机。经济学者孙震(1984)提出“富而好礼的社会”的概念，恰是反映当时重建社会价值、矫正纪律废弛愿景的例证。这样的社会发展脉络，也正形成了云门舞集在面对舞者招募、相关剧场专业人才培育、乃至组织专业化、永续经营等建制化挑战时，所必须通过的场域考验。　　(二)政治权力松动引燃的国家认同议题　　包括詹宏志(1986)、杨渡(1988)、杭之(1990)等人都曾表示，在台湾近代史上，1980年代的重要性在于：在此时期，由于政治控制因连串政治抗争而渐趋松动并出现歑隙，伴随政府主导之总体经济计划的进行与成果累积，而使民间社会开始有较多的资源与筹码，来表达对政府部门的不满、主张其建议，并进一步从事相关团体之组织，使得新兴勃发的民间力量，得以透过建制化过程而持续下去。　　威权统治高峰在1980年代初期，透过反对运动逐步被挑战，与国家认同相关的争议，也一一出现：1982年谢长廷等人提出了“台湾1800万名住民自决”的主张，是最早提出与“生命共同体”相关的概念；1983年，党外的“中央选举后援会”确立反对运动将以“住民自决”为原则，“建立民主”与“打造民族”两个概念，同时纳入了后续的社会工程之中；1984年，左、右翼党外杂志，包括《生根周刊》、《夏潮论坛》等出现了“中国结”、“台湾结”的辩论，也让之前被高度压抑的“台湾意识”，首次突破政治箝制，出现于公开的意见领域；待到1986年7月蒋经国总统透过媒体表示：“我是台湾人”、“迟早会把政权还给台湾人”，则进一步透露了政治领袖对国家认同议题逐步陷入争议的感知与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