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壹读iRead记者苏更生
那天，北京下了今年冬天第一场雪，阎连科坐在后来“向东198步”迁址的万圣咖啡馆里，连着见了好几拨人。刚写完新长篇，他就迫不及待跑出来—脖子和腰都不好，写作时脖子得架上颈托，腰上绑铁板，但时间一久，还是疼痛难忍。
他曾崇拜三样事物：城市、权力和健康。如今，他已离开农村，定居北京；对权力的崇拜变成恐惧；只剩健康还需仰望。
“我们总是过高估计自己的成就。百年后，作家与农民一样。人生的意义是健康和快乐，农民的快乐我无法体会，而我的快乐和健康都那么少。”在其新作中，阎连科有意逃避疾病，让每个人物都健康且有活力。
新书或将于明年出版，阎连科顿了顿，说：“如果有出版社愿意出的话”。
我对权力既亲不得也疏离不得
去年这个时候，阎连科在京郊的别墅遭遇强拆。他在这座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的“711号园”，住了四年，房子终究没了。邻居家的房子在半小时内被推土机荡平，阎连科则连夜逃回城北的住宅。
再后来，他回河南老家嵩县躲去了。那时候正值母亲大寿，家里摆酒，村长听说连科回家了，托人来传话：叫连科来我们家一趟。阎连科年过五旬，村长二十多岁。阎连科看了看身后的亲人，说，那就去一趟吧。
阎连科走在田头上—那是他儿时反复走过的路。每天上学的时候，他看见当时的村支书的女儿在路边吃馍，心想，“她是向全世界在展示她手中的馍，在展示她爹的权力”。如今老远就看到年轻的村长了，他赶紧掏出烟来，村长托他办事，他也连忙点头称好。
如果不去，阎连科会怎么样？“我家人就有会麻烦，”阎连科说，“只要你的父母哥哥姐姐侄儿侄女住在这个地方，我就要尊重这个村长，尊重当地的权力，甚至任何权力。我不可以不理他。我对村长、乡长、镇长、县长都要非常尊敬。我无法逃离。”
今年败给莫言无缘诺奖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写过一本书，《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阎连科记错了，将之记成《当我跑步的时候，我在想什么》，“我看他什么都没想。”他说。
村上曾在一个演讲中发表过“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的高论，但阎连科则说，对权力，“你不尊敬它就会出现很多问题，你不抵抗又会变成在权力面前不存在的人。”
从村长家回来，正遇上县委书记派人送来亲笔提的一幅“寿”字，亲戚们见了，都夸连科有出息，以为他与县委书记交情甚笃。寿宴结束后，亲戚们轮流把阎连科拉到一旁，今年侄儿考大学，希望他出点力；后年侄女找工作，求他帮帮忙。连对面村庄的乡亲都跑来，托阎连科利用关系解决困难。
阎连科只能含糊点头。“我内心会有矛盾的状态，对权力既亲不得也疏离不得。”
离开老家的时候，母亲拉着他说：“多和有权有势的人交朋友，别做让那些人反感的事。”他的外甥送他到村庄附近的高速公路入口，说：“舅舅，我妈让我告诉你，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别写太多了。如果一定要写，就写点夸政府和国家的。别越老越糊涂。”
在拿到拆迁赔偿款后，阎连科没有选择继续维权。
“我是作协喉咙里的一根刺”
撇开“儿子”、“父亲”、“舅舅”等这些身份，阎连科还剩下个“作家”的名头。迄今为止，他发表了500多万的文字，作品被译为英、法、德等十多种语言，曾以135万元的版税收入，位列第四届中国作家富豪榜第20位。
那是他从未想过的未来。
早年为了逃离农村而参军，又为了留在城里而写起了小说。写了，但要发表却不容易，阎连科为此费过不少脑筋。有一次，为了“贿赂”杂志社的编辑，他摸黑到部队花房里偷了一盆花，第二天脱了军装就抱着带泥的花盆搭火车去拜见编辑。有时投稿到其他杂志社，他不认识编辑，就趁无人上班时，偷偷把稿子塞进门缝。
他拼命地写，“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写完不改就直接送杂志社。但那样也没能让他转业，还搞垮了他的身体。1991年的一天早晨，他发现自己左腿麻木，无法下床。
之后很长时间，他半瘫在床，无法提笔。但卧床反而有了时间阅读，他翻开以前无心阅读的书籍：马尔克斯、卡夫卡、博尔赫斯、胡安·鲁尔福……这次病中卧读让阎连科幡然醒悟，原先自己用红色语言所写的九流人物的故事都是垃圾，塑造的小说主角都是上纲上线，激情革命的男女，感情中充斥着假大空的真善美。阎连科说：“我们经历过一个不讲人话的阶段，我想用自己的语言来写一部作品。”
《受活》里的残疾人用身体换来钱财却被趁火打劫；《丁庄梦》反映河南艾滋病村的现状。
这些作品命运坎坷。阎连科说：“我顺利的时候，总有人不顺利；我满意的时候，总有人不满意。”
然而歌颂的作品没能让他转业，《受活》出版后，阎连科接受采访第二天即接到上级电话，命令他马上转业。此后阎连科调至北京作协。
《丁庄梦》出事时，北京作协保护了他。“作协非常紧张，检讨这题材确实不应该写，但说作家人很好，很关心农村。有关部门说这本书虽有问题，但也是优秀的小说，不要为难作者。我觉得单位会有明白人，只要写得好。不能说他们不懂，他们什么都懂。”
后他被调至中国人民大学任职，“我想北京作协也暗暗松了一口气，我很清楚，我是作协喉咙里的一根刺，拔掉会流血，不拔掉很难受。”
“怕死”的阎连科
曾经有一阵子，阎连科不知道自己为何而写，直到有一天，他站在一位文坛前辈的病床前。临终的作家拉着他的手说：“连科，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最想写的作品还没有写出来。”就在那一刻，阎连科突然明白，“写作的意义不为名利，也不为成为曹雪芹李白，就是当那一刻来临的时候，我绝对不说这句话。这就是阎连科著作等身，但有相当比例的作品无法被公开讨论。为了生命写作。”
从那之后，阎连科怕死了。“我在家从来不准老婆孩子谈论（死）这种事。有时候我非常孩子气，家里有一条叫哈里的京叭狗，我天天说，你们要对它好，因为它能活多久，我就能活多久。”
聊起这事，阎连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不过他接着说：“哈里现在15岁了。狗活一年等于人活七年，那它现在等于人的105岁，我觉得我怎么也活不了那么长吧。它现在越活越淡定越快活，天天晃悠晃悠，真是一条无比神奇的狗。”
23岁那年，阎连科再一次离开家乡到部队报到，那时他刚刚提干，将被派往中越边境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他带着恐惧登上火车，然而，当他来到部队，命运却意外发生转折—部队里有位教导员热爱文学，推荐他去文学创作学习班。“他当我是个人才，不让我去越南。”
阎连科一直不知道，是谁代替他去了战场。
“如果当时我没走，”阎连科说，“现在应该是个泥瓦匠，是搬砖提灰的能手。”听起来，好像命运跟他开了个玩笑。不过他随即正色道：“无论如何，我感谢部队和文学，它们改变了我的命运。”
说完他扭头望着窗外，黄铜色的夕阳撒在人来车往的街道，路边的积雪正在融化。当问及是否为自己想过墓志铭时，他说：“一想到最后，我就特别沮丧，去逃避，不去想。”阎连科低头摇手，示意不要再谈。
对话阎连科：现在的孩子比我们聪明
你现在身体状况如何？
阎连科：（笑）只要不写作，身体就好一点。一写十天半个月，就受不了，老想出去玩。我羡慕比如贾平凹，《古炉》那么厚，余华的《兄弟》也那么厚，莫言的《生死疲劳》也那么厚。他们既然能写这么厚，说明身体状况好。我现在写不了太长。
莫言最近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你也会想拿奖吗？
阎连科：每一个作家，从世俗的角度，天上落的馅饼要落到我头上的话，为什么不拿？750万啊，给我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了。但心里也清楚，一个作家最终要写出好作品。莫言是个优秀的作家，为中国文学带来绝大的贡献。
莫言获奖后，小说销量暴增，你会羡慕吗？
阎连科：羡慕啊，但我做不到畅销。我一直渴望有读者来跟我交流。前几天人大的学生，一群90后说，看不明白我的小说，我觉得有点伤心。我觉得我的小说简单明了，他们说看不懂，看不进去，也许是小说不好看吧。
身在作协，与同行往来多吗？
阎连科：我的最高职务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笑）。同行不好交往，我现在是一个人的文学，我没有任何敌人，但别人看我就是敌人。我可能是很多人的敌人吧。想要没有敌人，跟人少来往就好了。
那你现在写作会更谨慎吗？
阎连科：我一直提醒自己，最大的约束并不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出版规定等等，而是自己对自己的约束，不能让禁锢变成本能，这是我死死警惕的。
想过换个环境吗？
阎连科：有人建议过我移民，但我坚决拒绝。离开了这个地方，我写不出东西。今天的中国现实不管多么怪诞，对作家来说，确实是遇到了写作资源的最好时期。
《风雅颂》出版后引起很大争议，其中讽刺知识分子饱受外界批评。
阎连科：这小说让人质疑和批评是因为消解了知识分子的神圣感，大家无法接受。书里的主角没有反抗精神，懦弱，面对权力就妥协，这不是讽刺，就是我自己的精神写照。
西方概念中的知识分子和中国传统的“士人”有什么区别？
阎连科：中国知识分子非常讲究气节，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气节。西方公共知识分子不谈气节，对他们而言，这是最低的标准。在我们这里，反倒成了最高标准。
西方媒体和中国媒体会把我看成知识分子的代表，关心现实、敢于说话、立场坚定，但我不是这样。我犹豫不决，摇摆不定。比如钓鱼岛事件后，我写了文章，发出来后却希望谁都别来问我。很多媒体请我上电视节目，我都拒绝了。一方面我会觉得，这件事走远了，跟文学没有关系；另一方面，这可能就是态度不坚定、懦弱的表现。我还是会恐惧权力和舆论，不可能像鲁迅那样百分百抵抗。
你曾说过自己不能成为伟大的小说家是因为心中的恨太多，为什么？
阎连科：大家都说鲁迅不如托尔斯泰，为什么？并非因为作品多少和长短，而是面对人和土地的态度。鲁迅，说得好听是批评，说得小点就是抱怨，但托尔斯泰面对人和土地站得更高，更富同情心，对笔下人物充满同情和爱。当然，鲁迅不批判就不是鲁迅，但我们会希望在批评的同时融进更多的东西。托尔斯泰让人重新认识到作家对人类的爱以及胸怀的宽广。在爱的深度上，我的小说怨气太多，爱太少。我是优秀的小说家，但不是伟大的。
现在的大学生跟你年轻的时候有什么区别？
阎连科：我觉得现在的孩子比我们聪明。前些天在人民大学新生欢迎会上，一个新生代表的发言吓得我……短短的讲话里两三次引用了毛泽东诗词，说“而今迈步从头越”，这是我小学时候学的，现在都忘记了，他们还在说。这些孩子知道台上要讲什么，下台后该恋爱恋爱，该吃喝吃喝。我觉得这非常分裂，我们那代人没有这么矛盾。我们那时就相信组织相信党，相信我要表现好，做出成绩来，然后提干。现在的孩子不相信做出成绩就能如何，他们更相信另外一些东西，比如关系。他们是在适应甚至享受腐败，这是我们没有享受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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