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 货币稳定与政权稳定

作者：信力建 

我们知道：一个政权的基础是经济，经济稳了，政权自然稳。而货币作为经济运行的基本价值尺度和交流手段，其稳定与否又直接决定了经济的起伏。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政权要稳定，首先要货币稳定。这方面可谓史有明鉴。

中国清朝可以说是亡于鸦片战争，而鸦片战争所以爆发则是白银作祟。清中叶中国的一亿人口人均白银拥有量2—3两，这些白银是中国人拿自己生产的商品换来的，而人家的银子只是从矿里开出来的，并没有附加生产制造能力，所以，明末清初的贸易顺差，只是帐面繁荣，我们是用本国的生产能力换回了大量的他国自然资源，而这种自然资源几乎只有流通作用。因为中国缺少银矿，而中国政府在宋朝发行纸币失败（政府对纸币无兑换信用），所以在流通货币不足，海外贸易发展的现实下，接受其它国家用白银支付以满足国内流通货币要求，并且其它国家也没有产品可以提供给中国，除了银子。到后来，其它国家发现连本国银子也不够用了，因为进了中国就出不来，就想出来用鸦片作为商品换出中国白银。这不能怪英国人无耻，实在是中国人只进不出，全球白银被中国以吸银大法吸入中国，中国人又不肯用白银采购国外的现代工业品—铁路，机车，纺织机械等。虽然在清初，中国仍然保持着较高的白银流入，但到了1808年白银流入停止了。欧洲在和中国的贸易中始终处于巨额逆差，白银源源不断地从欧洲流入中国，欧洲因此出现严重的白银货币短缺。为了平衡巨额逆差，使白银重新回流，英国政府只好向中国出口中国人需要的“鸦片”，这就是鸦片贸易的起因。鸦片贸易使清朝的白银迅速外流。1790—1838年间，输入中国的鸦片达440576箱，价值24000万两白银。白银外流导致银价从1821年的每两1000文上涨到1838年1300—1600文。白银外流引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而战争赔款（2100万元合1476万两白银，1：0.71）进一步使白银外流。从此，中国沦为买办资产阶级为主导的奴隶制金融殖民地。据统计，自1840—1915年的75年间，中国白银外流达到12.5亿两。晚清政府同样国库空虚，最后经由胡雪岩向洋人六次借款，累汁金额为1870万两白银才筹措到收复新疆的军费。而中国，也正是自1840年经历了百年屈辱史。而它的伏笔，埋在清朝继承了明朝即将淘汰的银本位制度。

二战时日本失败原因很多，但其货币上的原因也不可忽视，早在1931年时，日本就将其国民经济转向战时经济轨道，军费开支从1931年的4.6亿日元，占整个国家财政预算总支出的30%，增至1935 年的10.3亿日元，占国家财政预算总支出的46%。在由和平型经济向战争型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日本相继颁布了重要产业统制法、工业组合法、汽车制造业法等一系列法令，确立了准战时体制。通过国家投资、政府贷款、强制卡特尔化、军事订货、贸易保护政策，促进与军事工业有关的重要工业的发展。同时，日本从30年代起推行赤字财政政策，开始了所谓“高桥财政”的通货膨胀政策（高桥是清曾长期担任日本大藏相，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推行以赤字财政为主要内容的通货膨胀政策），为日本军事工业的发展积累资金。到1936年底，日本国债已超过 100亿日元（相当于当年日本国民总收入的68%），日元与美元的兑换率从1930年的0.5比1跌至1933年的0.257比1，日元大幅贬值。同时，战时日本政府为筹措经费发行了大量赤字公债，其所发行的国债总额，战前的1940年为286亿日元，战败时的1945年增长到1399亿日元战后，《日本经济新闻》的记者，有一次在采访贺屋兴宣（1888-1977，全面侵华战争的近卫文麿内阁与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东条英机内阁的大藏大臣，理财圣手）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日本的国家预算从1941年的86亿日元到1945年飞涨到了235亿日元，这个预算是怎么做出来的，从哪儿来的钱？”贺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淡然：“哪儿来的钱？印呗，只要印刷机没问题，你要多少钱都有。”照说，在滥发通货而同时物资严重匮乏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通货膨胀，可在贺屋兴宣任上，还就没有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其原因是：在统制经济的条件下，做到不使物价上涨也非常简单，只要不让消费者手中有钱，没有了通货，也就没有了膨胀，只要能够把滥发下去的那么多纸币吸收回来就行。贺屋的方法是开展一个“爱国储蓄运动”，让所有人把剩余的钱都存到银行里，去支援“大东亚圣战”。这样，大家既有了拥有金钱的满足感，还能为支援了国家而感到自豪，最重要的是这笔钱已经从市场上消失，不用再担心通货膨胀了。然而，日本到底还是因为实质上的日元贬值而无法支持这场战争。

至于国民党，就更是因为滥发货币导致币制紊乱而一败涂地。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宣布实施法币法案以后，法币成为国民政府统治区流通中的统一货币。抗战期间由于法币发行量不断膨胀，致使物价飞涨，币值一落千丈。到1948年8月，法币流通量已达到640万亿元，为抗战前1937年6月的45万倍，法币的信用完全破产。为了挽救由于法币破产所引起的国民经济崩溃的局面，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公布了《财政紧急处分令》，同时发布了包括《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在内的一系列财政金融法规。在《金圆券发行办法》中，规定发行20亿金圆券为本位币，限期以金圆券1比300万的比价兑换法币。明令实行金圆券币制，“限期收兑人民所有之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蒋介石在9月6日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纪念周上大骂许多持观望态度的商业银行“自私自利”，“直接破坏政府戡乱救国的国策”。他威逼金融实业家们必须马上改变观望态度，否则“不得不采取进一步措施予以严厉制裁。”他委派长子蒋经国为上海经济管制特派员亲临督阵，摆出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架式。　　为确保金圆券发行后的流通信誉，蒋经国专门成立了近2万人的“打虎队”，先后查封扣押了一大批从事走私、套取官价外汇、哄抬物价牟取暴利的违法经营公司和大小老虎，将上海滩有一定影响的戚再玉、陶启明、张尼亚、王春哲4个“小老虎”枪毙，将64个“中老虎”拘押，就连杜月笙的大管家万墨林也被关进了大牢。虽如此，四大家族的利益并未受到影响。社会舆论评论：大老虎不打，则“小老虎死得太冤枉”，“中老虎牢中要叫屈”。杜月笙更是公开揭露孔令侃的扬子公司大量的违法活动，要求小蒋“一视同仁给予查处”。在社会压力下，蒋经国只好派出“打虎队”对扬子公司进行查封和清算。孔令侃见势不妙，便急忙赶往南京向姨妈宋美龄求救，宋美龄闻讯后立即飞抵上海，要求小蒋手下留情，取消对扬子公司大案的查处。结果双方发生了争吵，宋美龄见调解无望，便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打到东北前线蒋介石的指挥部。接到夫人的电报，蒋介石只得扔下指挥棒赶飞上海，一见面就训斥蒋经国“干事太露！过火！”并勒令小蒋立即停办扬子公司一案，将孔令侃救出。此事不仅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使金圆券出笼不久就信誉扫地，而且也大大寒冷了前方将士的心。更关键的是：由于金圆券和法币一样，没有其他货物做准备，再加上国民政府统治区的日益缩小，财政赤字的继续增长，致使金圆券的币值迅速下降。仅到同年11月10日，在不足两个月的时间内，金圆券的发行量已经突破二十亿元的限额。11月11日，国民政府又出台了一个《修改金圆券发行办法》，宣布金圆券的发行总额将不以20亿元为限，而“另以命令之”。 此后，金圆券的发行量就像洪水决堤，迅速膨胀。到11月底已超过30亿元，12月超过80亿元，到1949年4月又超过1900亿元，到5月18日，金圆券发行总额已达到98041亿元。在短短9个月的时间内，金圆券几乎成为废纸。到了1949年6月，金圆券在广东、广西、江西、贵州和西北各省均被拒用，国统区经济陷入全面崩溃，而蒋介石利用“金圆券法案”上演的币制改革闹剧，却搜刮了巨额财富。据资料统计，蒋介石溃逃前夕运往台湾的黄金就有92.4万两、外币8000多万美元、银元3000多万元。而此时的金圆券已成为无人要的一堆废纸，这场荒唐的金圆券币制改革出台仅仅9个月就宣告彻底破产。金圆券法案的实施，不仅没有挽救其反动统治，反而加速了蒋家王朝的垮台，使金圆券发行短短9个月便彻底崩溃，成为世界上最短命的货币。

货币上的胡作非为，直接动摇了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当时有人这么讲到：数以亿计的人民，在身体上、在财产上，都遭受到重大的痛苦和损失。人民已经经历到他们从未经历过的可怖的景象。他们不仅早已丧失了人生的理想、创造的活力，以及工作的兴趣，这次，又丧失了他们多年劳动的积储，并更进一步被迫面临死亡。而当大多数人民都面临死亡之际，政权实际上也在面临死亡。

前苏联也是这样的例子。1991年，苏联已经面临重重危机。金融危机、国家财政收入减少、预算赤字增加，这些都迫使印钞机加速运转。当时苏联的钞票发行量创造了几十年来的最高纪录。1991年苏联解体时，其通货膨胀率已高达168%。由于货币原因引发的政治危机也愈演愈烈，国家政权摇摇欲坠。当时的国家领导人甚至想用政治作交易换取一些资金，例如答应与韩国建交，以换取其5亿美元的贷款。甚至还发生这样的事：政府竟然在未经储户同意的情况下提取单位和公民存在对外经济银行的外汇存款，其中甚至包括戈尔巴乔夫本人在国外出版书籍而获得的外汇（当然，他本人也许不知道此事）。但是，外汇仍不够用。苏联的涉外银行无法按时支付进口商品的货款，不少轮船因拖欠货款和停泊费用而被扣押在外国港口。当时政府各部门之间往来信函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在国外的苏联专家怎么办？因为没钱给他们发工资，也没钱让他们回国。1990年底至1991年初的几个月中，苏联领导人处于两难之中：不使用武力就无法保护整个国家，而只要动用军队就无法获得西方的经济援助。西方与苏联的关系越来越冷淡，苏联的外汇、财政问题尚未解决，又急需西方的贷款，于是只好让步。1991年，发生了煤矿工人大罢工事件。工人要求总统辞职。罢工导致煤炭减产1500万吨。在强大的压力下，戈尔巴乔夫决定与1991年1月对立陶宛动武事件划清界限，这实际上是发出了明确信号：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成为既成事实。这是戈尔巴乔夫的无奈之举，因为严重的财政危机限制了苏联政权的自由行动。1991年春天，戈尔巴乔夫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已经无法用武力保住整个苏联了。1991年3月至7月发生政治突变，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达成共识，准备改变苏联的国家体制。在随后举行的新奥加廖沃（苏联总统在莫斯科郊区的官邸之一）谈判中，戈尔巴乔夫对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作出重要让步，同意把苏联的国名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改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这意味着苏联作为统一国家的历史已经结束。

正面的例子当然也有。比如英国。1815年在滑铁卢击败拿破仑，英国最终取得这场百年长跑的胜利，坐上了欧洲霸主的宝座。这一时期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种“中心－外围”构架，位于这一体系中心的英国家担负着提供国际货币的职能，而中心国家向外围国家输出货币过程的对立面，就是外围国家向中心国家注入资源的过程。换句话说，外围国家以支付国际铸币税为代价，获得了使用国际货币的便利。此时，英国因势利导，建立货币局制度，在殖民地货币局制度下，中心国家就是宗主国，外围国家就是宗主国的殖民地。外围国家需要使用货币，首先需要获得宗主国的货币，然后以宗主国的货币为准备金，发行本国货币。这样，宗主国的货币就随着其殖民扩张而扩张了。尽管这种殖民扩张活动有多个欧洲国家都在进行，但毫无疑问，英国是近代全球最大的殖民帝国。到20世纪初，世界领土被瓜分完毕，英国所占份额最大。1876年时它已拥有22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地和2.52亿人口，到1914年增加到33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地和3.94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相当于英国本土的137倍和人口的8倍多，成为名副其实的“日不落帝国”。而英镑，则伴随着米字旗在全世界高高飘扬，扩张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成为当时的全球通行证——世界货币！

有意思的是，英国的衰落也与英镑衰落同步：二战期间，德国对付英国的武器并非只有坦克、大炮和飞弹，还有比这杀伤力更可怕的，那就是——大规模的、近乎完美的假英镑！其方法是大量制造英镑假钞，通过大量伪造英镑造成英镑贬值，引发公众对英镑的信心危机，从而打击英国经济，这个想法最先是由德国刑警头子阿图尔·奈比提出来的。1939年9月，这个想法得到了党卫军帝国中央保安局局长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大力支持。海德里希向希特勒报告了伪钞制造计划，得到了批准，但希特勒只支持伪造英镑，不允许伪造美元，他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和美国人打仗呢”。 本哈德行动制造了数量惊人的假钞，造成了英镑大幅贬值，沉重打击了世界各国对英镑的信心，加速了英镑让位于美元世界货币地位的进程。

今天的中国，通货膨胀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只要想一想今天人民币1元前与二十年前人民币1元钱的购买力的比较，就不难明白这一点。而币制的紊乱，通货膨胀的加剧将导致什么结果，则历史已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