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12月8日在瑞典学院发表获奖演讲《讲故事的人》,国内反响褒贬不一,尤其在公知界引起了较大争议。著名学者朱大可对凤凰网文化表示,目前争论的全部根源,在于莫言“职业作家”与“诺贝尔伦理背负者”之间的角色错位。“莫言一旦接受诺奖,就注定要担当起整个国族的全部现实苦难。这是一种’无奈的’历史宿命。拒绝这种道义担当,就是拒绝来自民间社会的期待,也就必然会成为被诘难的对象。”以下为对话全文:

莫言的“三个故事”是三个语焉不详的谜语

凤凰网文化:莫言被授奖的地点是斯德哥尔摩,您如何评价这座中国人有点陌生的城市?

朱大可:对斯德哥尔摩,我也有一种陌生感,我从未去过那里。我只知道它是一座精神分裂的城市,它不仅出产世界级桂冠,而且也曾制造过某种著名的“情结”。

凤凰网文化:莫言在斯德哥尔摩演讲的“三个故事”,您对此如何解读?

朱大可:莫言设置了三个故事圈套,聪明人都不会上当。谁要是拿过来解读,都会显得很傻。

莫言说,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这是不是意味着,当大家都在为民间苦难哭泣和抗议时,要允许有人保持“理性”和“中立”的立场?

莫言又说,他曾经为顶撞老长官而自认为是斗士,而事过多年却感到内疚。这个故事的意思,是做斗士未必符合道德标准。这是不是意味着,不要随便顶撞莫言这位文学老长官,以免在许多年之后悔青自己的肠子?

莫言还说,七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把第八个人扔出了庙外,以平息风雨神的怒气,但最终的结局却是庙坍塌下来,只有那个被放逐者侥幸获救。这难道不是莫言对自我命运的一种暗喻?他是否在意指自己是知识分子政治伦理的祭品,却又自信能超越“死亡”,而批评他的众生,则要面对万分可悲的下场?

莫言自己设计的三个故事,其实就是三个语焉不详的谜语,他不说出谜底,我就只能瞎猜了。莫言的谜语,还需莫言自己来破解。这里不妨套用一下他的斯德哥尔摩句式–“我说的能算吗?我说了不算”。

鼓励大家“不关心政治”是一种危险论调

凤凰网文化:您个人如何评价莫言的诺贝尔演讲《讲故事的人》,包括回答记者的提问(文学大于政治,诺奖属于个人不属于国家)?“文学与政治”纠缠不清,是否是中国体制内作家永远无法摆脱的“原罪”?

朱大可:莫言建议大家多关心一点教人恋爱的文学,少关心一点让人打架的政治,我认为这不是一种很妥当的说法。你莫言自己可以不关心政治,却不能号召别人都跟你一样。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中,鼓励大家“不关心政治”,是一种危险的论调,它否定了公民议政的基本权利,也否定了中国民众参与政治的公共美德。莫言的逻辑是,文学说爱,而政治则鼓吹打架和暴力,但正是莫言本人,书写了大量渲染高强度暴力的作品(如《檀香刑》)。再说了,政治为什么一定非要互相上刑不可呢?莫言难道就不懂得,世界上还存在着一种用来对话、斡旋、谈判和在竞争中共赢的民主政治?莫言的可爱之处在于,他时而很狡黠,时而又左支右绌,露出天真和自相矛盾的一面。

莫言的难题也是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

凤凰网文化:莫言的演讲在国内尤其是公知界引起了较大争议。在您的理解中,莫言演讲为何选择“讲故事”的方式?是不是有苦衷或身不由己?有人认为莫言避重就轻,甚至在审查制度等问题上为权力辩护,您如何看待这类说法?

朱大可:莫言以故事代替观点,以私人恋母情结代替公共价值陈述,这显然是一种聪明的策略,它规避了文学跟政治现实的直接而本质的关联,展示出世故的平衡技巧。但以实际效果来看,这策略只成功了一半。知识界出现了大量的批评声音,他的妥协、多重人格和诡辩逻辑,比如用机场安检来比附针对文化思想的政治审查,都面对着海内外的诸多批评。但在追问莫言之前,我们难道不应该先反观一下自身吗?莫言的难题,其实也是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在谈论莫言的同时,我倒是更愿意自查和自省,盘点一下自己身上那些不甚美妙的东西。在同一种语境里,我们能否真的做得比莫言更好?我完全理解莫言在文学和政治之间走钢丝的苦衷。但我不希望此类莫言式的个人策略,会成为下一代作家的普遍榜样。这不是中国文学的伟大出路。

莫言必然会成为被民间诘难的对象

凤凰网文化: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否需要肩负公共性的批判义务,是否需要肩负向全世界宣扬“普世价值”的重任?您认为莫言的演讲是否具备一定的“公共性”?那些批评莫言演讲的人,是否也在用一种他们所批判的意识形态在思考,即文学与政治相连,文学家也应该是思想家、革命家?

朱大可:人们可能忽略了一个历史事实:基于诺贝尔奖的基本宗旨,文学奖从一开始就超越了单一的文学性。它是折射文学趣味、政治道义、历史真相和文化梦想的多面晶体。它要求受奖作品能深刻地表达普世价值的信念。莫言一旦接受诺奖,就注定要成为一个背负道德十字架–“诺贝尔伦理”的人,担当起整个国族的全部现实苦难。这是一种“无奈的”历史宿命。不仅如此,本次充满美誉的授奖词和热烈的掌声,还传递了欧洲对中国未来的期待。我们已经发现,这是来自本土和外界的双重寄望。从逻辑上说,莫言在接受这份荣誉和奖金的同时,必须同时为自己的批判使命做出承诺,无论是用故事,还是用论辩。正如授奖词所说,他应当“开始一种关于美德的战斗”。拒绝这种道义担当,就是拒绝来自民间社会的“期待”,也就必然会成为被诘难的对象。但问题的可笑之处在于,莫言不是头戴荆冠的耶稣,他只是一个渴望成功的职业作家而已。这种“诺贝尔圣徒”和“乡愿作家”之间的角色错位,成为引发“莫言争端”的全部根源。

诺贝尔评委放低标准眷顾中国文学

凤凰网文化:如何看待莫言获奖引起的各种关注和争议?今年诺奖标准似乎有所变化,背后原因何在?

朱大可:诺奖给了一位中国作协副主席,有人将此跟肖洛霍夫得奖相提并论,我觉得这个类比挺靠谱。在某种意义上,莫言是中国的肖洛霍夫。就这点而言,瑞典皇家委员会只是重复了一下曾经有过的立场。另一方面,在小说本体论上,莫言的文学营造,的确还有可商榷的余地。他的大多数长篇,冗长而粗糙。他最好的东西,还是早年的《透明的红萝卜》,简洁、明快,成为他最出色的传奇作品。这些天,我拜读了莫言的《蛙》,又重温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再次观察到两者间的差距,但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边界内,莫言终究是一位比较优秀的作家,就像北村、刘震云和阎连科那样,他保持了对乡村不公正现实的关注。诺贝尔评委放低标准来眷顾中国文学,这实在是令人感动的文化事件,没有哪个政府会对这种珍稀的橄榄枝无动于衷。

莫言终结了这个令中国人爱恨交织的奖项

凤凰网文化:您如何看待最近兴起的“莫言热”现象?它是否能够代表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性高度?

朱大可:莫言获奖,跟中国人拿一堆奥运金牌的情形很像。正如奥运金牌不代表中国普通民众的体育水平和健康状况,莫言个人获奖,也不能表达中国文学的普遍水准,更无力改变它日益衰弱的命运。莫言不是市场上的廉价鸡血,“莫言热”应当尽快降温,让文学回到它所是的状态。

凤凰网文化:在昨晚的授奖仪式之后,如果您对莫言说几句比较轻松的话,您会说些什么呢?

朱大可:最近一些日子,全世界都在谈论即将来临的“世界末日”,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莫言就能藉此进一步告慰自己,因为他是世界上最后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终结了这个令中国人爱恨交织的奖项。(来源:凤凰网文化)

题图:刘大鸿《教堂》 (油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