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信力建
近日，一些外交机构在华行善的事情引发事端，有前官员在微博评论称“外国领事馆干这种事，其用心就是想丢中国人的脸！中国就少了那33万块钱？真正不要脸的是那些搞义卖的！”
这让人不禁想起世界著名的天主教慈善工作者德里莎修女始终未能在中国开展其慈善事业的事情。长期以来，有些官员有着根深蒂固的“主权意识”和“敌对意识”，所以某官员的自负就不显得稀奇了。在官方的话语语境中，官员是替老百姓做主的，老百姓是公家的奴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统辖下的老百姓生或死、好或坏，再怎么折腾都是“我自己家”的事情，外人没资格说三道四，否则就是“冒犯”就是“干涉内政”，皆因“敌无善可言”!
然而，网络上对这位官员的批评铺天盖地，却让这些只知道动用各种手段进行“管理”，而不知道“服务”为何物的始料未及手足无措，一时之间无法适应现代政治管理理念和要求，智商也跟不上民众日益增强的公民意识，才让其习以为常的逻辑和官僚习气见光死。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从来都是高度集权的政府对千百万分散化小农进行居高临下的统治管理，这就必然导致缺乏公民社会基础的中国式大共同体本位，成为一种束缚有余而保护不足的体制，与提供社会保障但决不压抑人权的现代“福利国家”正好相反，产生了违背普世价值的差异性。说实在的，你不作为也就算了，还不允许别人作为，就没有道理了。
目前，由于社会福利制度的缺陷，我国生活在底层的民众经常得不到及时的政府救济，更遑论社会慈善机构的救济。政府不是全能上帝，只有让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才能解决庞大纷杂的社会问题。如美国非公募基金会数量已达7.5万余家，而中国仅有600多家。可以说，非营利慈善机构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美国社会的稳定器。正是通过这种制度安排，加上媒体、工会、宗教等社会力量的有效介入，美国社会才得以顺利地运行。正如英国著名律师与议会法学家拿但所说的：福利国家制度应当由志愿努力来补充，这不仅由于作为民间力量的志愿组织可以作为压力团体对国家构成“刺激、抑制和批判”，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帮国家的忙。
须知道，2010年我国家庭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世所罕见的0.61，加上各种天灾人祸和社会竞争的加剧，除了在经济层面的救助严重匮乏之外，社会心理救助机制也亟待多方投入。此时，社会慈善机构的有效参与，正可以发挥其弥补“国家福利制度缺陷”和“权力扭曲导致的市场失灵”的功能。
不管是经济层面的救助，还是仅仅是心理上的慰藉，于国家于人民，都是天大的好事。因此，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一样，都不存在“理性福音主义”歧视“应当受穷者”的合理性，若仍以原始积累时期的冷酷对待不幸者并成为管理的时尚手段，那将是民族的最大悲哀，也是对民众的极大漠视。
当然，这位前官员的“肺腑之言”也恰好证明了广东省放开民间机构发展的政策犹如福音，它将进一步促进民众抱团自救，从而摆脱某些权力的蛮横无理和肆意干预，即便只是个开端，也会给虚弱的社会救助机制重燃新的希望。
（文章发表2012年12月4日—12月20日《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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