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小的时候就被医院判定为先天不足。由于90年代初几分热度都要输液，所以我在病房度过的时间比在家多。因为每天要连续挂上好几瓶名字诡异的盐水，挂到最后一瓶的时候，我妈就在旁边报数，报到100或者200就可以挂完了。但有时候难免估算错时间，这时她就会报出原先不属于该数列的数字，比如99.1,99.2，甚至99.99=.=。这种问题解决模式在于：因为没法改变输液的速度，只好改变报数的规则。

无独有偶，初中的时候第一次看到种群生长的逻辑斯谛模型，顿时产生出莫名其妙的悲伤。S型的增长意味着从某个点开始，达到均衡数量的速度会越发缓慢，最后趋近于零。这让我立即联想到急诊室里等待盐水滴完的痛苦童年。

我从家庭内部矛盾和自然现象中总结出，所谓的渐进或者说累积效应并不是匀速的，走完最后一段路的时间可能要远远超过之前所有努力时间的总和。如果方向不对的话，最后一段路将永远无法完成。前段时间修了门社会网络分析的课，课程设计里需要使用包含各类网络模型的Netlogo软件。如果用运行结果来衡量意义，要让一个病毒或意见传播开来，软件设置的某项参数必须达到一个阈值，低于这个值的数字其实都是一样的。每天在社区做好事，确实能让社会变好，但是做一辈子这样的好事也不会促发社会变革。边际效用会越来越低，最后止步不前。

中国的问题形成与变革遵循着相似的逻辑。经济社会政治改革的步骤也好，刚性威权到软性威权再到民主的路径也罢，概念换个头衔意思都差不多。对错尚且不论，渐进改革是任何一个普通人在饭桌上都能琢磨出的路线图，学术圈只是加个用于圈内人身份识别的外包装而已。

贩卖虚假希望的最本质问题是，贵国从来都不是为了达到第三步而走第二步，而是为了达不到第三步而添加第二步，甚至故意在一点五和二点五步之间调试摇摆，以探查社会的总体韧性。

执政者的优势首先在于，由于制度对社会变迁的吸纳是多个维度的，所以他们的手腕也就更加灵活，今天在一个方面做出妥协，明天可以在另一个方面收紧控制。今天抛出一些新鲜的政治术语供大伙咀嚼，明天就用了无生气的社论来斩除希望。久而久之，不确定成为一种可以兜售的廉价食品，用来满足民间的信息饥荒。不论是内在政策还是外在表述，其细微波动都可以与议题形成条件反射，无论天平朝哪边微微倾斜，都至少可以引发一群人的欣喜，一群人的鄙夷和以上两群人无休无止的争论。

另外，传统媒体与自媒体的信息也会强化这个时代机遇的特殊性。在没有社会化媒体的岁月里，中国诞生过不少成功的集体行动，涌现出很多优秀的反对者，也倒逼出很多现实政治的改变，遗憾的是没有平台能广而告之。如今抗争的态势有利于范式的拷贝，学习和创新，却也因为大众政治效能感的大幅度提升而面临自我懈怠的危险。通常来说，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呈现正相关，然而这一点在中国变得不那么显而易见。当行动主体对于政治行动效果的信心过高，他们反而可能去寻找一些不存在的希望。也就是说，过去的反抗更纯粹更绝望，今天的反抗更多元，却也掺杂了更多虚假希望。

今年刚出版了新著的麦健陆在博客中说，中国从一个拥有开放头脑的封闭社会，成为了一个拥有封闭头脑的开放社会。老麦的话虽夸张，却指出了民间力量平庸化的演变方向。我们变得更为精明，知道什么时间，场合和身份地位该说什么话。与差序信任平行的，其实还有差序参与，行动平台从线上到线下，涉及问题从核心到边缘，参与程度都在锐减：我们已然知道什么对于自身更为有利。

如果客观条件允许，关于虚假希望的心理学、生物学和政治学将是个有趣的研究课题，我们将看到人们如何一次次被动或主动忘记过去，如何站在玻璃天花板的一边，对着上方不远的出口欢呼胜利。它定会证明怀抱希望并不都是好事。

活了二十多年，我终于发现我妈比这个制度优越的地方是，她至少不会倒着报数。

来源：万有引力之虫轻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