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头土脸的乡间客车、飘荡着化肥臭味儿的安静田地、吹着泡泡糖骑车穿行在公路上的黑脸少年、穿中山装眼角堆着眼屎的赶羊老农、劣质音箱里播放《江南style》的农村供销社——高密东北乡，就像大多数中国北方乡村一样，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下，隐藏着失序躁动的人心。这个共产党中国庞大行政体系下的单调乏味的偏僻一角，是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所有主要作品的叙事背板。
开往平安庄的出租车上，司机孟先生对我这个外来客炫耀说，东北乡已经扬名世界，表明这个地方风水很好。他说“这也是全中国人的骄傲。毕竟，莫言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我提醒他，2年前，另外一个中国人曾经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孟司机陷入了沉默。坐在我身边一个脸蛋红扑扑的高密四中的女学生——这里的出租车允许拼车——恍然大悟的样子，用可爱的高密话说，“好像听说过这么个人，是不是姓个刘？”
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在东北监狱服刑的刘晓波，这激怒了中国政府。刘家的风水可不太好：他在北京玉渊潭的家，普通人无法造访。莫言则受到了官方的高度称赞。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向中国作协发去贺电。外交部发言人称“莫言先生是最近一届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他的文学造诣有目共睹。两年前，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决定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和司法主权，我们理所当然坚决反对。”
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副部级）的身份，使得莫言被视为体制内可以信赖的分子。他的得奖超越了诺贝尔奖本身，而被当做党领导的大国复兴蓝图的组成部分，如同北京奥运会成为展示执政能力的舞台一样。
我们进入高密大栏乡50米，沿着新安装在电线杆子上的“莫言旧居”蓝色指示牌，南拐经胶河新桥，进入平安庄，进入被政治运动和资本主义合力改变的中国一角。
这是一个只有200户不足1000人的村落。一条前街和一条后街，把村子整齐地切割成三部分。最北边紧邻着全长106公里的胶河。最南边是村集体2000亩土地，人均2亩2分，种着玉米、小麦、棉花。村子南头有两个废旧塑料回收厂，粉碎的塑料颗粒铺在池塘边，准备用来制作PVC材料。厂子的主人依靠这背叛了土地的新式营生已经先富一步。
村子主路旁是大门紧闭的村委会，门旁贴着红色的“计划生育有奖举报公开信”，落款是“胶河疏港物流园区管委会”。路边竖着2009年平安庄街道硬化捐款者的“功德碑”，第一个名字是莫言。后街中间是村卫生所，墙上刷着“检测艾滋病完全免费”，这也是去年260票当选的村团委书记的家。
莫言父亲管贻范住在前街一处院落，和莫言二哥管漠欣一家一起生活。62岁的管漠欣在乡镇上班。莫言二嫂是地道的农民，见人露出厚道的笑，也露出了这个岁数的东北乡人共有的特点：一口被含氟水腐蚀的黄斑牙。
莫言旧居在村子最北边靠近胶河的角落。传统的北方农村土坯院落，村里仅此一家，已经废弃不用。我去的这天，遇到了大连、江苏的参观者、以及一个孟加拉游客。村民期望莫言得奖会为乡村带来某种划时代的变化。莫言的一个村人，论辈分是莫言的叔，说“你是记者，有没有门路搞来点投资到我们村，我们这里可以出产红高粱酒，一定可以赚大钱。”
实际上，变化从没停止过，有时暴烈，有时不易察觉。高粱是非常适合本地低洼地势的高杆作物。1936年高粱的种植面积排高密播种面积第三位，占17.33%。1971年全县推广种植了18.98万亩14号杂交高粱，占播种面积11%。此种高粱含单宁酸高，人畜都不喜欢食用，1974年停止种植。之后，高粱播种面积大幅度压缩，70年代末开始，占粮食播种面积已经不足2%。
原本，旧居东面是大栏乡小学、一个高粱酒作坊、还有一个中国化了的乡村天主教堂，在历次运动中统统拆除了。带着点酒意的管漠欣说，这里跟从前比，“他妈的基本上都变了。”
蒋玉君是高密《三贤文学》杂志主编，他的老家夏庄和平安村相隔3公里。他说，东北乡一带村民是明朝洪武年间从西部迁徙而来，“夏庄地势比平安庄更平坦，平安庄位于胶河由西南到东北的拐弯处，经常遭水淹，可见当时好地方被占的差不多了。”
平安庄处于胶州、平度、高密三地交界处，1949年前得名“三份子”。中国传统认知里，这种政治边缘地带农民具有天然的造反精神。另一中国作家陈源斌的《万家诉讼》，描写了地处山东安徽江苏三省交界的“刁民”不停上访、民告官的故事，这个故事后来被张艺谋拍成电影《秋菊打官司》，并被当成司法进步的象征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莫言也把家乡描写成为叛逆者和土匪草莽的乐土，因为容易逃窜逃避打击。他的代表作品《红高粱》中“我爷爷”余占鳌的原型，就取材本地一个亦匪亦侠式的人物曹克明。莫言的三爷爷年轻时和当地土匪有过交往。匪的形象在中国文学中具有两面性，和平时期是农民，一旦官逼民反，又成为底层民众的利益代言人。官与民的对抗贯穿了中国近代乡村的历史。
1949年后三份子易名平安庄。中央政府建立了庞大的行政系统，通过对下级官员的任命和考核，保证对基层的绝对控制。平安庄最早属于大栏乡，后来划归河崖，再被归为夏庄，几年前又被划为新成立的疏港物流园区。村民抱怨说，“折腾了4次，也不知道为什么。”
莫言出生的1955年，高密有了第一台拖拉机，这一年全县农村全部加入了合作社。莫言的《生死疲劳》中拒绝加入合作社的农民“蓝脸”，取自真人真事，村民管这人叫“蓝瘸子”。莫言的爷爷也曾经想单干，但是架不住政治进步的莫言父亲的哀求，加入了合作社。蓝瘸子因拒绝加入合作社，文革中上吊自杀。八十年代人民公社解体，分田到户，农民实际上又恢复了单干。莫言说：“蓝脸是一个了不起的，敢于坚持己见，不惜与整个社会对抗，最后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尊严的人。这样的人物形象，在中国当代文学中，还没有出现过。”
平安庄一直是个以农业为主的乡村，莫言曾祖父一辈迁到平安庄，靠勤俭持家，日子过得还算富裕。莫言绘声绘色描写了农村的苦难贫穷。实际上，他家成分被划为上中农，无论哪个时期，相比村里大多数贫下中农的生活水平都要好。莫言的大爷爷是老中医，莫言的爷爷有木匠手艺，莫言的父亲做了33年的大队会计，1982年退休，莫言的大哥是60年代大学生，莫言的叔叔在供销社可以搞到粮食避免家人挨饿。用莫言堂姑管贻兰的话说，“管家各人有各人的路数”。平安庄真正受到政治冲击的，是一个被划分为地主的单姓人家，土地没收后搬去了青岛。另有一个当兵去了台湾的军火商单亦诚，也成了村史中的反面代表。此人1993年捐资100万港币，在大栏乡建了一所“至诚小学”，又变回了“爱国人士”。
政治高压改变了原始乡村农民与土地的密切关系，也重塑了农民的精神生活。莫言说：他的爷爷是一个有情趣的农民，会结网、捕鱼、打猎，后来的人民公社大锅饭，把人像牲口一样拢在一起，农民的所有时间都不能自己支配，有情趣的农民也没有了。那些曾经自由疯长的生命，逐渐臣服、消失，莫言不无悲凉地说：东北乡的人种也“退化”了。
在高密一中，我拜访了莫言文学馆馆长毛维杰。他也是莫言研究会秘书长。莫言文学馆位于一中校园东侧，2009年建立。莫言大哥管漠贤退休前是一中副校长。展厅陈列着莫言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和莫言用左手写的书法作品。这是一个小聪明。成为名人免不了题词赠字，书法是官场附庸风雅的工具，“左书”可以规避人们对其书法水平的质疑：瞧，这可是用左手写的，所以不能用正常的书写标准来衡量。
毛维杰曾是一名乡村文学青年。1984年师干毕业后，在平安村大栏乡小学和中学教书，学校距离莫言家老房只有50步。1985年，莫言的小说受到赏识，从服役的保定部队破例招入北京的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同年发表了成名作《透明的胡萝卜》。莫言回家，毛维杰都要登门请教。“他血气方刚，慷慨陈词，给我讲了大量国外刚翻译的小说，福克纳、马尔克斯。”当年莫言给毛维杰的感觉是“惊异”和“震撼”。
经历了文革的长期压抑，80年代中国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西方文学的借鉴模仿。就连最严肃的官方旗帜《人民文学》，也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先锋意义的现代小说，韩少功、刘索拉、莫言、苏童、余华、格非，这一批几乎前后脚出现的作家，整体实力至今在中国文坛无法超越。
1988年，莫言发表《天堂蒜薹之歌》。跟他后期众多隐晦的作品比，是少有的具有现实批判意义的刚猛之作。小说背景是1987年5月27日发生在山东苍山县的“蒜薹事件”。苍山地处鲁西南，盛产蒜薹，当年总产量约5000万公斤。上市后市场管理乱收费，政府滥罚款，造成销售渠道不畅，每公斤由0.8元跌至0.1元。5月27日苍山大集，多处收购点停止收购。众多蒜农将蒜薹拉进县政府内抛撒，围攻县政府。小说极为罕见地涉及了官民冲突和群体事件，这种尺度的作品在今天已很难顺利面世。现在，即便是蒋玉君编辑的以业余作者散文为主的《三贤文学》，也要县委宣传部审稿通过才能印刷。
借助小说人物在法庭上的陈述，莫言写出了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对于官僚政府的不满：“天堂蒜薹事件为我们党敲响了警钟，一个党，一个政府如果不为人民谋利益，人民就可以推翻它！而且必须推翻它！”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中国的政治空气有过开明和改革迹象，但是时间短暂。以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名，《人民文学》的主编刘心武就倒了霉，因为刊登《伸出你的舌苔或者空荡荡》，刘心武遭免职。2年之后，天安门事件爆发。1989年对于探索发展之路的中国来说是一个分水岭。2004年，法国解放报记者哈斯基访问莫言，莫言告诉他，1989年之后，自己就失去了信心。在和大江健三郎的对话中，莫言说“1989年，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许多人理想破灭，许多作家弃笔从商，我在经过了短期的痛苦和徘徊之后，认识到，只有拿起笔来写作，才可能把自己从痛苦中解救出来。而且，我也认为，越是在这样的时刻，越是要写作，用小说发言，这是我的责任。”
莫言1989年写的《酒国》写共产党员如何烧烤吞食婴儿，其批判意识显而易见。《生死疲劳》中，用蓝脸转世脱胎的寓言，描绘了被扼杀的人性和屡屡被政治运动折腾的乡村。
莫言最重要的作品是《丰乳肥臀》。毛唯杰说：“莫言亲口说过，如果你要读懂他，一定要看《丰乳肥臀》。”《丰乳肥臀》跨度更久远，揭示了东北乡百年的离乱，创造了一个母亲的形象，看到这个形象，就想到了那些被飞速发展的政治机器碾压下的普通中国人的命运。“直白的说，就是一个母亲和这么多男人、甚至还有外国传教士，发生了关系，跟每一个男人生下了一个孩子。这就像东北乡这块土地的命运，被不同的历史裹挟。”毛维杰说。
《丰乳肥臀》受到了批判。有意思的是，批判不是来自政治，而是指责小说有太多性描写。据说这缘起私人恩怨。莫言一度不被允许再写小说，甚至被监督写了很多检查。1997年莫言不得不告别军队，转业到《检察日报》做记者。
毛维杰说，“现在把莫言的文学说成魔幻现实主义。其实他本人不太同意。莫言的文学根植于齐文化，如果说继承，他跟蒲松龄一脉相承，而蒲松龄是典型的东方本土文学。”
蒲松龄通过赞美狐狸鬼怪，影射现实的黑暗肮脏。鬼怪的本质是抵抗宏大现实的精神力量。莫言的小说提供了夸张的叙述和难以言传的超现实想象，用来表达作者对现实的反抗。这种隐藏作家真实想法的隐晦修辞，显然帮助他摆脱了政治审查。
在高密，我结识了莫言当兵离开农村前在大栏乡棉花粮油厂的工友王玉清。王玉清65岁，一头凌乱白发，遮着一顶仿冒耐克棒球帽。衣领发黑，指甲缝嵌着黑泥。他说话快时有口吃的习惯，而底气很足。在莫言的小说《白棉花》中，曾经有对他的描写。王玉清对莫言小说的熟悉程度令人印象深刻，让我想起了莫言作品中那些具有丰富生存经验的农民形象。
王玉清说，“莫言的小说，开始是为自己写，为了有一个好饭碗，中期就是为读者写，为了成为一个好作家。后期写的完全超越了同时代的作家，他是带着宗教般的忏悔来写，这是更高层次的写作。”
王玉清给我讲起了他和莫言共同的朋友，1973年到1975年一起在棉花厂工作的张世家。张世家当年在棉花厂做抬篓工，莫言做司磅员。两人都是喜欢舞文弄墨的乡村才子。莫言在多篇文章中绘声绘色描述了这个精瘦如猴的农民好友。王说，“那时候张世家比莫言才气大”。1975年，莫言离开贫穷和压抑的家乡去部队服役，王玉清和张世家后来则被选拔为乡镇通讯员，并且有望进入县委宣传部，但是都放弃了。
王玉清说，“我们都是带着理想的乡镇文人。不想当喇叭匠。”张世家先是到工厂，后来追随一乡镇企业家做副总，性质类似出谋划策的“师爷”。张的抱负很大，一直怀有济世思想，但是一直不如意，直到在“北京朋友（据推测包括莫言）”帮助下，在高密办了一个天达药业。作为一个具有传统乡绅气质的人，张世家试图运用一种糅合了儒家哲学和“共同富裕”理想的方式来运作企业，但是并没有取得真正商业意义上的成功。
张世家前些年病故。王玉清的讲述中，张世家是一个具有知识分子情怀的乡镇企业家，并且最早预言了莫言可以获得诺贝尔奖。传统中国乡村，张世家这种乡绅式的人物曾经是中坚力量。但是在政治和资本主义的合力冲击之下，已经难觅。
如今，高密真正的商业大鳄是两三家依靠资本运作的上市公司。高密街头随处可见一家上市纺织企业的代言人林志玲的娇嗲身影，在北方粗犷的原野前晃动。商人和政府建立了稳固的联盟，取得贷款和土地优惠，风生水起。而这些大鳄的主要生产模式，依然是依靠廉价的人力加工。高密的特色产业还有玩具加工，同样是典型的“中国制造”。东北乡人命运流转，只不过从田地的奴隶又转变为流水线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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