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10月，一名学生在岭南伙伴健康支持中心进行HIV检测。
中国广州——不久前的一个下午，在等着采血进行艾滋病毒检测时，做市场营销的小乐（音译）解释了他来这里的原因。不用安全套，“我知道可能产生的后果”，25岁的小乐说，“但有的时候，我就是不知道如何拒绝。”
小乐是个同性恋者，他不愿透露自己的全名。小乐当时正在岭南伙伴健康支持中心(Lingnan Health Center)接受检查。这个组织的工作人员，大多是同性恋志愿者。中心的墙上装饰着艾滋病红丝带，还有一个微笑的安全套吉祥物。小乐说，过去，他会去医院检查，但是在中国，同性恋是件很不光彩的事，这让他检查的经历格外痛苦。
“我总是担心医生会怎么看我，”小乐说。“而在这儿我们都属于同一个群体，所以就不用担心那么多。”
这座人口1300万的繁华大都市中有着数以万计的同性恋，小乐是其中的一个。现在，这里的一项开创性实验让他们受益，这项实验的支持者希望它能够改变共产党对待致力于阻止艾滋病毒及其他性病传播的非政府组织的态度。
受到11月上台的新一届领导人的鼓舞，民间活动人士希望在长期以来经济改革的试验场、发达的南方省份广东所形成的这一模式能够在全国得到推广，而且不只是在对抗疾病方面，在扶贫、推动精神健康以及解决环境问题上也能发挥作用。
尽管自2008年以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就允许全国的社区组织参与疾病检测项目，但是实际上这些措施仍然很分散，不系统。然而，11月，世界艾滋病日到来的前一个月，民间的运动得到了即将上任的总理李克强高调的支持。
在与艾滋病人权利倡导人士的会谈中，李克强上衣别着一枚显眼的红丝带，承诺将提供更多的政府支持，并和艾滋病毒感染者握手。在一个艾滋病毒感染者总是被医院拒绝并被迫离开自己工作岗位的社会里，这个场面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据官方媒体报道，李克强表示，“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的参与，社会组织在全民参与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活动人士仍然十分小心，他们表示，政府之前也做出过类似的承诺。而且尽管得到了高层的支持，广东省也有相关政策允许民间团体直接在政府注册——在中国其他地方，这些团体仍然必须先找到一个业务主管部门，才可能注册——许多组织表示，他们仍然遇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官僚障碍，并由于错过了未事先明确的截止日期而遭拒绝。
中国爱之关怀(AIDS Care China)为全国3万名艾滋病毒感染者提供帮助，但是仍然没有注册。其执行干事托马斯·蔡(Tao Cai)认为，阻碍来自于地方政府，它们正努力阻止非营利性机构与其争夺势力范围。托马斯·蔡说，“在中国，我们总是说改革出不了中南海。”
毫无疑问，公共卫生的官员需要帮助。2012年10月，中国新增将近6.9万例艾滋病毒感染病例，同比增长13%。这些病例中几乎90%的人都是通过性行为被感染，其中男同性恋的人数不断上升。医学专家同样担心梅毒的传播，该疾病在毛泽东时代基本被消灭干净，但现在却开始复发，来势凶猛。
据国家统计数据显示，过去10年里，已通报的梅毒感染病例增加了10倍多，梅毒在南方被称为“广东疮”。而男同性恋、性工作者是艾滋病毒感染的高危人群。据当地卫生专家估计，同其他男性发生性关系的男性中有5%的人感染了艾滋病，而20%的人感染了梅毒。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采取强硬措施处理男同性恋中传播性疾病蔓延的问题。在对酒吧、洗浴中心和公园的突袭中，警察以及卫生官员经常迫使那些被羁押的人交出自己的身份证并接受血液检查。
民间卫生组织也一直是官方频繁骚扰的目标。在大多数省份，这类组织只有找到了业务主管部门，才能到民政局注册。但倡导人士称，很少有政府机构愿意为关注政治敏感问题的团体提供担保，例如同性恋、卖淫或性病。
在如此的限制下，中国约1000个艾滋病毒组织中的大多数都只能在一个法律的灰色地带运作，享受不到税务优惠，接受外国捐赠也会有风险；而国际捐赠往往是他们主要的捐赠来源。
即将就任总理的李克强，其政绩在艾滋病的问题上有一个污点。在20世纪90年代，他曾是河南省的高级官员，一个采血项目出现了纰漏，使数以十万计的人染上了艾滋病毒。批评人士称，李克强忙于掩盖事实，而没有去处理问题的根源。就在他面对艾滋病组织的同时，一百多名在当时的丑闻中被感染的病毒携带者上访到了北京，去卫生部讨说法。
李克强的想法似乎已经转变了。11月，一名25岁的寻求治疗肺癌的病人被两家北京医院拒收，因为他的艾滋病毒检验呈阳性，社交媒体上舆情哗然。后来，他篡改了自己的病历，向医生隐瞒了自己的艾滋病毒检验结果，才在天津的一家医院接受了治疗，摘除了肿瘤。谴责他行为的人和同情他遭遇的人随后在网上展开了一场论战。李克强下令卫生部禁止医院拒收艾滋病患者。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艾滋病依然是个可怕的问题。染上艾滋病的人群通常会被社会排斥，失去工作和住所，法律保护的缺乏令他们的处境变得更加危险。
2005年，一位化名大伟（音译）的艺术家作为同性恋和艾滋病毒携带者出现在电视上之后被立刻解雇。他的房东是一名医生，拿着打印出来的电视画面截图走到他的门前，把他赶出了公寓。“他说他自己对我的健康状况并无顾虑，但其他的租户会怎么想呢？”他在一次电话采访中回忆道。
即便是服务于艾滋病患者的专业人士也未能免遭歧视。“其他医生担心会从我的白大褂上染上艾滋病毒，”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医师陈谐捷说。“假如我去他们的办公室，他们会说，‘别坐下。’他们甚至都不会和我握手。”
岭南伙伴健康支持中心是一个环境舒适的地方，房间里有沙发和大鱼缸。他们尽量让每天登门的几十名同性恋男性不感到拘谨。这些人在这里，卷起袖子，检测自己的命运。假如他们的测试结果不妙，作为病人就会得到医疗方面的建议和信息。
“我们想让这里感觉上像家，而不是医院，”岭南中心的创始人孟刚（音译）说。
中心雇员称，不安全的性生活在这些受检查者中非常普遍，这是他们隐藏自己性取向的结果。
“同性恋男性间的性生活完全是地下的，”岭南中心员工小米（音译）说。
据孟刚称，大多数同性恋男性会放弃使用安全套，而不愿质疑一个自称没有感染艾滋病的性伴侣。“这是个面子问题，”他说。
孟刚在五年前创建了岭南中心，作为他的同性恋倡导团体“广同”在健康方面的分支机构。广同通过其网站提供一些服务，包括性教育、社交建议和网上约会，该网站一年有约3百万访问者。
广同触及了一个中国政府一直掩盖的领域。同性恋角色在电视上被禁止，同性恋电影节不能登广告，而且警方通常迫使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组织在有政治敏感的事件期间取消活动。
尽管有国家层面的偏见，中国卫生官员称，与民间组织展开的合作，已经开始改变政府处理这类问题的手法。
“与性病的斗争不仅是个公共健康问题，”广东省皮肤性病防治中心主任杨斌说，“这也是个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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