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信力建 

据玛雅人的预测,世界2012年会随着时钟沉重的脚步走向灭亡。诅咒貌似科学,末日说并不新鲜却流行整年,然而每当自己清晨幸运地睁开眼睛之时,终结还是新生几乎从来不是问题,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这个世界依旧幸运的存在,更纠结的是仿佛它是一尘不变的存在。对于普通人来说,那些没有被经历的明天,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答案,除非当它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这就是玛雅人和经验主义的区别,前者推崇全能理性,而后者除了归纳过去和现在,别无他法,没有发生的事情不是让我们深情地希望便只能暂时搁置起来。

始自方韩大战的公民社会

2012除了响彻玛雅人自负的理性,更有甚者,年初就急不可耐地表演其自负的逻辑推理,这就是方舟子先生。通过其极端唯我的逻辑编造能力,在没有任何清晰证据的情况下,指责韩寒的文章皆为代笔,从而引发了著名的方韩大战。并成功及时地将韩三篇激发的关于革命、自由、民主的大讨论,引向无法证明不能自证的虚无领域。江湖就此波云诡谲,逻辑构陷一度替代证据占据求真话语的高峰。

2012比理性更自负的自然是伪权力。公民社会每成长一步,都会遭到伪权力的反击打压,微博实名制、劳教制度、黑监狱……无数枷锁耸立在善良的人们面前,或隐或现随时准备捕获自由的言论和无辜的人。最嚣张的伪权力横行当属薄熙来在重庆推广其个人意志的模式,不仅将这个山城闹得天翻地覆,而且还妄图通过非法手段在全国复辟文革加大跃进式的极左疯狂,正是有了历史倒退的危险景象,整个国家在过去一年当中陷于极端焦虑中。

幸运的是,自负走到极端往往意味着无限膨胀,接着便是溃败破产。无论是方舟子还是薄熙来,无论是逻辑构陷还是权力构陷,2012都成为了他们的滑铁卢。在谎言和暴力的硝烟过后,看起来高高在上的教主们一个个跌落人间,他们的掩饰、慌乱与他们精心装饰的初衷相得益彰,无意中增加了大家辨别真伪善恶的智慧。一个社会之所以要推行法治而不是人治,就在于真实性首先建立在证据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某个人的逻辑演绎之上,方舟子无底线的怀疑已经成为背离真相的跳大神;中国社会是继续开放还是向文革倒退,在薄熙来倒下之后,相信不走老路已经成为共识。或许在将来的日子里,还会有一些自负的人来挑战社会的共识与底线,但是在走过一个异常精彩艰难的年度之后,国人智慧的提升无疑将能够帮助大家抵御各种险风恶浪。

当然,在2012年破产或接近破产的自负远不止这些,畸形的地产经济难以为继,国家意志主导的奥运金牌战略广受质疑,被煽动的反菲反日行动无疾而终,央视提问幸福的滑稽搞笑等等,各种自负在2012年纷纷走向了破产或者破产的边缘。为什么这些人为的设计与工程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归根到底就在于狂妄自负,在于某些人自以为无所不能,完全忽视了民众的利益与智慧,摒弃大众的参与,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挑战经济规律、社会伦理与现代政治规则。所以,等待这些不受制约的自负都将会是穷途末路。

泥沙俱下的2012年鱼龙混杂,在一系列自负破产的同时,我们欣喜地看到伪权力的衰退,更欣喜的是我们看到大中国的变化,我们不仅看到了香港特首选举的公开化,更看到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日益走向成熟,在现代政治规则建立之后,台湾的街头政治表现得越来越温和有序,说明中国人跟西方人一样也能熟练地掌握现代选举规则,并非如传说中的那样可怕。其实,早在方韩大战中,中国大陆的网民其实已经经历了一次粗糙的民主洗礼。如果从阴谋论讲,这是“江湖”的一次主动的分化;如果从积极的角度看,当时各色人等纷纷亮相,甚至破除原有的派别界限表态站队,针锋相对,而候选人方舟子、韩寒则被大家仔细打量与拷问,甚至包括家庭状况,其实已经有点接近香港选举。谁胜谁负已经不重要,关键是大家能够肆无忌惮地表达自己的爱和恨。

年末,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大陆有史以来合法的诺奖获得者,争议同样不断,尽管熙熙攘攘的热闹离真正民主自由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民众的言论尺度无疑在不断扩大,连莫言本人也只能旁观民意场对他的再造。莫言的言论行为或有瑕疵,但是莫言获得诺奖的意义还不仅如此,当中国的硬实力崛起,我们的价值观能否与世界同步?这次莫言的回答让人回味,在他不断表达苦难、忏悔、理解与宽容的背后,体现的是他坦诚的人性,他用这种方式与世界性普世价值对接,“我们不可怕,你们也不可怕”,因为我们都有同样的人性。在不违背人性的前提下,人们完全可以彼此宽解、尊重。这就是莫言传递给世界最大的意义,中国要拥抱世界,世界同样能理解中国。

社会生态的改良

面对如此强大的民意压力,以及国人希望融入国际主流社会的急切心情,习近平在经历不平凡的政权交替上台之后,提出了依宪治国,规范执政党的行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执政者在顺应民意的宪政要求,顺应国际主流规则。一旦你不遵守这个规则,对内对外都将丑陋不堪难以运转乃至破产,社会生态的改良让执政者不得不进一步改良自己。当2012落下大幕,我们可以不对某某新政乐观,我们却不得不对整个社会生态变化感到乐观。试想我们如果回到2011年末之时,有多少人会想到在2012年当中,王立军会出走美领馆,重庆在翻案,莫言会获奖,无数官员面临人肉?整个国家在一次又一次的意外中,一次次改变了命运的选择。2012年是一个不那么伟大的证明,所有窃取国民权力的行为都将受到惩罚。我们显然有了更多的乐观的理由。

正是在希望与失望的夹击下,2012仿佛在揭示着什么,又或者悄无声息在对过去十年进行一次大总结: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时代中,“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局点就要到来。公民社会的成长与伪权力的嚣张始终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特征,表面上,我们感受到的是两者对立纠结以至于无奈的蠕动过程,内地里整个社会土壤已经在被重新培植,变局或将从两者的纠结找到突破口。伪权力不再是睥睨一切的主宰,随着民主、宪政、人权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专制极权从思想到实践在冲击中纷纷瓦解,这一切或许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这就是我对未来的一种态度,当它没有发生,一切都无定论。我们一旦还原历史,呈现出来的历史绝对没有什么剧本,不过是由无数事件堆积而成的乱麻,许多今天看起来是确凿无疑的“真理”的东西,往往在历史中更接近于荒谬。这也就告诉人们,未来跟历史一样,具有广阔的开放性,而非是规律性。我们只能期望并不能提供因果证明。

社会和解与宽恕的境界

不能回避的是在“改革停滞”的今天,从思想界到舆论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接受革命,一种人道非暴力的革命,一种来自春天的革命。正是有了急迫的革命冲动,和解与宽恕在未来可能会显得更加重要。

从内而外看和解的三层境界,其一是希望有共产党内部的和解,谓之“党”内和解。一个充满血腥的政党,如果连自己的错误都不能承认,谈何与民众和解?因此从陈独秀以降,历次党内斗争的牺牲者,包括李立三、瞿秋白、罗章龙、张国焘、王明、高岗、饶漱石、林彪等路线斗争的失败者,数以万记的牵连者都应该得到和谐社会的谅解与铭记。不能忘记的还有胡耀邦、赵紫阳两位沉冤已久的人物,历史已经化为尘埃,亡灵早已得到超度,党内后人没有责任承担属于历史的包袱,所作所为旨在化冤情于慈悲,提升自我和解的政治智慧。

之二是希望“族”内和解。指汉族内部以及汉族与多民族之间的宽恕。往近处看,23年前的事件必须要有重新的评价,此之为必须被国人正视的血与冰。当岁月的洗礼让这批人已经逐渐成为国家的中坚之时,一个国家、一代人的心结仍然让许多人难以释怀,冤冤相报恐怕不是民族之福。往远处看,国共之间因党同伐异而造成的国家与民族裂痕也到了抚平的时候,两千多万在抗日战争牺牲的军民应该一视同仁,四五百万死于内战的国共士兵无一不是受害者。国共两党应该正视彼此,放下成见,回到1946年建立宪法的地方,开启台海和解与和平的统一进程。从广处看,中国现行的民族政策必须调整,民族多元的前提必须是政治的多元和民主化,提高各民族对于一个民权国家的认同乃当务之急。与达赖和解,以点带面,创造五族共和的有利条件。

和解第三层是希望“人”内和解。中国是地球大家庭中的一员,崛起而非争霸,强大更须遵守规则是世界所向,除了利益追求,中国面向世界要信守基本道义;每一个中国人都属于人类,不是被公权力奴役的畜类,也不是百毒不侵的外星类,享有联合国人权公约规定的每一项基本人权。走向现代文明的中国以及儒家文明要与现实中的美国人、日本人、韩国人、白种人、黑种人……和解,也要与基督文明、伊斯兰文明、佛教文明共融相恰。

三层和解归结起来:党内无敌、族内无敌、人内无敌。当新年的曙光笼罩大地之时,我们要更加坚定理性与对话的信念。

之所以要提倡和解与宽恕,在于中国之未来无论是选择继续改良或者天鹅绒式的革命,都有希望进行低成本转型。当前中国正在进行中的改革,无论是方式还是路径,与上个世纪80年代已经有了天壤之别,那种上下一心、激情澎湃、目标明确的改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社会背景已经改头换面。从宏观上看,威权在逐步减弱,从毛邓到江胡是一条非常明显的趋势,加上高层与美国的紧密联系,转型所面对的阻力其实是在减弱的;从中观的角度看,随着工商社会的发展,技术官僚已经出现,这帮官僚与工商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一旦发生转型,他们能保持相对的中立性;从微观的角度看,宪政是围绕产权所建立的一套法律关系,无论是农民还是城市平民对于自己的私有财产都有着最强烈的保护意识,如果推行土地私有化和国企民有化,迈向社会公平,底层人民应该不会选择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2013年,愿中国人多增福慧,少增怨怼;增进和解,化解仇恨。如能如此,则幸之;如不幸,诚非愿也!

(本文发表于《阳光》杂志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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