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長平
她是誰？「南周事件」讓一句話成為流行語 ：「伊能靜，但伊不肯」。南方周末抗議宣傳部門強化審查，演化成一場呼籲言論自由與政治改革的社會運動，台灣藝人伊能靜在網絡發出聲援，隨即被「喝茶」，被禁言。她微博解禁之後，立即亮出自己的護照，講述她曾有機會加入日本籍但決意放棄，「我想回到我的根」，做一個台灣人。
她的支持者放心了，她自己也感覺名正言順了。但是，支持中國言論自由跟個人身分有什麼關係？為什麼一個台灣人可以，一個日本人就可疑？
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同一事件還促成了台灣學者、媒體人及社會公眾參與多份聲援連署，其中一份由若干台灣學者發起的連署信，簽名人數達到歷史之最。然而，當中共高層對「境外敵對勢力參與」的定調流傳出來，這些學者更願意低調處理這個輝煌的成績，生怕自己的身分連累了聲援的物件。
兩岸關係的尷尬被凸顯出來。當你以「尋根」的姿態怒其不爭的時候，你是自己人；當你只談民主自由的時候，你是「境外敵對勢力」——這不僅僅是當局的定義，這個定義的恐嚇作用之所以效果顯著，是因為它已經內化在很多人的意識裏。
一些台灣人感到忿忿不平：中共搞統戰的時候，總是「同胞」不離口，「親人」也不嫌肉麻；一談到民眾權利，就翻臉不認成了「境外敵對勢力」？其實，台灣朋友大可不必疑惑，「同胞」一說本身就經不住仔細推敲。只要想想，一個北京人會說「藏族同胞」、「維族同胞」，但不會說「四川同胞」、「上海同胞」，就會發現這裏的「同胞」已經背離本意，跟血緣和文化都沒有太大關係了，成了一個殖民主義話語，理解成「統治意願潛在的敵人」可能更準確。
更何況，在政治和軍事上，兩岸是名副其實的「敵對關係」，台灣是中共最正宗的「境外敵對勢力」。這股勢力還在「境內」的時候，它是呼喊民主自由的中共要推翻的專制黑暗的國民黨政權。等到中共奪得政權，自己搞起了專制獨裁，台灣卻實現了民主政治。一方面要進行「中國人不喜歡民主」之類的洗腦教育，另一方面又要堅持「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主權宣言，這個敵人之可惡，就不言而喻了。
正是在這種尷尬的關係中，台灣民主轉型的經驗對於中國人來說意義重大。也正是因為如此，中國大陸很多人一邊充分了解台灣的流行文化，一邊對台灣民主運動近乎無知。所謂輿論引導的功效，由此可見一斑。有人說台灣太小，所以可以「先民主起來」，遼闊的中國大陸無從學起。且不說美國也地大物博這樣的事實，可以肯定的是，假如情形顛倒過來，中國大陸實現了民主，國民黨還在台灣搞專制，它的辯護者一定會說，台灣勢單力薄，哪能跟中國大陸相比？千萬不能動亂啊。
中國大陸需要民主政治，中國大陸人需要保障人權和自由，這並不需要拿「同根同源」的台灣「同胞」來作為證據。對於台灣經驗，不同觀點的人士也會看到不同的側面。即便同樣讚賞李登輝在台灣民主轉型過程中的作用，有人會看到他的手腕高明，有人會看到他的態度明朗；有人會看到他善於妥協，有人會看到他意志堅定；有人會看到黨內鬥爭的重要，也有人會看到廣泛民意的支持。我從中看到的是，一個政治家必然會面臨各種壓力，並在這些壓力下作出選擇——這些壓力既來自他內心的信仰和理念，更來自社會各種力量的較量。
我還感興趣的一點，是台灣人在過去和現在，如何應對「同胞」、「境外」這類陳舊但依然有效的遊戲規則？必須先配合再反對呢，還是根本不予理睬，甚至甘當「敵對勢力」？不同的人扮演各自的角色呢，還是更傾統一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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