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編的話

文/長平 初聞「愛港力」、「愛港之聲」等稱謂，我頗有些驚訝，以爲香港不只是出現了「港獨傾向」，而且已然有了以港獨爲己任的政治團體。衆所周知，「愛台灣」一直是具有台獨傾向的民進黨的政治口號，與「愛中國」的主張勢同水火。 「愛港」團體儘管缺乏理論論述，但是其政治態度並不含糊，那是對「港獨傾向」深惡痛絕的，把一些政治反對人士稱爲「政治惡棍」，贊同中共要求的「國民教育」，抗議旨在爭取真普選的「佔領中環」運動。他們「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說法，跟中共「穩定壓倒一切」宣傳如出一轍。顯然，他們是中共眼中一支重要的愛國力量。進一步說，「愛港愛國」也一直都是中共統而言之的宣傳話語。 如果說國家認同可以分爲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的話，中共早就對此有清晰的劃分。1949年之前，中共反對國民黨政權的暴力革命運動，從來都是以愛國主義的名義進行的。也就是說，愛國主義首先來自文化傳承、歷史責任與情感紐帶，由此出發而要求一個更好的政治制度，而不是由於沒有選擇地生於這個政治制度，我們就要去理解它並適應它。 這種論述一直延續到上世紀80年代。我們從小接受的歷史教育中，中共之所以能够對國民黨取而代之，而且勢欲建立萬年不變之基業，乃是因爲它擁有最好的政治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護和創新民族福祉。然而，從幾十年的執政成績看，這種謊言實在是露骨。所以反對者也一再同樣以愛國的名義進行抗議，直到1989年達到高潮。在那場學生運動中，學生自我認同的身分就是愛國青年，「民主愛國運動」也是他們與官方生死爭奪的名分。 90年代之後，制度最優的謊言仍在持續，但是「國情論」成爲主要的宣傳策略。以共産主義這個全球烏托邦幻想爲意識形態的中共政權，卻把普世價值視爲西方反動理論，「中國特色」成爲塗抹一切非正當性的萬金油。儘管西方社群主義沒有被大張旗鼓地引入，但是其在具體的歷史文化脈絡中尋求身分認同、每個人都應該首先適應和奉獻於社會環境的主張，似乎在中國擁有愈來愈多的知音。於是，中共不再需要論證自己是最優歷史産品，而只是讓人們相信，你別無更好的選擇——因爲這世界上沒有更好，天下烏鴉一般黑，莫問是非曲直，只管怎樣發財。公義不再重要，穩定才能發展。 在這個過程中，被早年的中共清晰劃分的文化認同和政治認同，不僅邊界日益模糊，而且政治認同愈來愈佔據上風。如果一個人說我熱愛香港文化傳統，所以我要反對中共政策的破壞，他不會被稱爲愛國者，甚至算不上愛港力量。假如你反對清算中共「文革」對傳統文化和人倫道德的破壞，你反倒擁有了愛國者的桂冠。 無論中共的暴力發家史，還是台灣的民主轉型經驗，都證明了，即便是用於反對專制，民族主義動員並非善類。因此我很爲中共有些擔心，假如某天真的有了港獨勢力，或別的新興政治力量，他們被迫拋棄「愛港愛國」這套被濫用的宣傳話語之後，倒有可能在華人社會中發展出更好的政治論述。

文/長平 廣州有一座海珠橋，一度成爲抗議者的舞台。一些飽受欺壓又投訴無門的底層民衆，爬上橋架控訴不公，以命相搏。2009年的一天，又有一個人爬上去，拉起了橫幅，抗議老闆拖欠工程款。警察相勸，路人圍觀，交通阻塞。一個老伯突然爬上橋架，將抗議者推了下來，致其骨折。多數路人對老伯報以掌聲，高呼英雄，警察也未將其拘押。 爲什麽一個故意傷害行爲會得到喝彩？因爲抗議的概念已經從大多數人腦裏被洗掉了。他們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穩定壓倒一切的宣傳，認爲抗議者就是給社會添麻煩的人，他耽誤了人們上班、開店、約會、散步甚至上醫院。當然，最不能耽誤和打攪的，是官員們開會，因爲他們要在會場睡個好覺。 我當時寫文章說，抗議就是要破壞一點社會常態，才能引起關注。那麽爲什麽要允許抗議呢？第一，抗議是公民的一種權利，是應該付出的社會成本；第二，抗議是對社會不公的糾正，從長遠看，付出的社會成本會得到更多回報；第三，任何人都可能遭遇不公，今天別人抗議耽誤了你，明天你抗議也可以耽誤別人。 表達抗議而不破壞社會常態，大家各行其事，是某種非暴力行動的理想境界。內地輿論中的表率，就是香港維園燭光晚會結束之後，地上連一個紙屑都不會留下，好像什麽事都沒發生過一樣。針對環境衛生來說，這的確是令人感動的榜樣。不過如果針對整個社會，一場呐喊過後，好像什麽事都沒有發生過一樣，那只能說是抗議行動的失敗。 你隨時都可以上街，但是任你在街邊低吟高唱，愈來愈沒有人理你，你的抗議對象更是視若無睹，儼然是一個意志堅强的共産黨員。這個時候，有一個叫戴耀廷的人出來說，我們要站到路中間去! 「不行吧，你這樣太激進了!」「這還不够呢，我真正想做的可能更加激進，就是要改變香港的民主政治文化!」衆人都圍了過來：「說說看，你想怎麽弄？」「我們要分成幾個步驟，先禮後兵；萬不得已才會站到路中間去，即便那樣也是以愛與和平爲信念……」 這就是我理解的「佔領中環」。它重新思考了街頭運動的目的和意義，打破了香港長期以來雖然十分熱鬧却又備受冷漠的抗議僵局，讓抗議者的聲音被更多的人聽見，而且最終不能像什麽都沒有發生過一樣。 正如我幾週前在這裏寫過的那樣，對於中國內地民衆來說，上網還是上街，這是一個問題。很多人以上網滿足了上街的正義衝動，但是微博轉發終究無法替代街頭呐喊，身體的在場才是最有力的抗爭。到街頭去上網，而不是在網絡中上街，這是香港不一樣的地方。但是，「佔領中環」讓我進一步明白了，坐在街上也並不等於身體在場了，只有讓被抗議者看見了，不僅聽見我的呐喊，而且正視我憤怒的表情，即便不能感同身受，至少也要有所觸動，那才是我的身體在場了。 提出一個聽起來很激進的行動方案，然後不斷地努力把它建構成一個理性的框架，顯然是一個不錯的策略。但是，對於一個連「六四」鎮壓都可以視若無睹而又安然無恙、一個可以在普選裏加入「篩選」概念的統治者來說，「佔領中環又如何」，可能是一個不得不提早思考的問題。

文/長平 電視名嘴白岩松說過，就是一條狗坐在央視演播室，它也會成爲名狗。我就不使用被賦予侮辱性意義的「猪」、「狗」等詞了，但還是想要就此引申一下：就是一隻青蛙坐上中國總理的位置，它也會是「人民的好總理」。人們會說，難道你沒看出這隻青蛙的儒雅帥氣嗎？因爲它本來是一個王子啊! 明君、賢相加清官，這是中國皇權傳統中理想的政治模式。對於很多國民來說，這種理想延續至今。在這種模式中，統治的合法性不是來自約翰·洛克以後西方政治普遍認同的「知情同意」，而是不管統治者是怎樣獲得權力的，只要賢明清廉就好。再進一步說，這種模式規定必須要有明君、賢相和清官等角色，至少三者居其一，否則無法持續發展。其中以賢相最爲必要，也最容易扮演。因此，對於人民來說，有了賢相要上，沒有賢相創造賢相也要上。在這方面，中國人民從來不缺少想像力，可謂創意無限。 中共建立政權以後，强大的宣傳機器多管齊下，一度十分成功地同時塑造了這幾種角色。英明偉大的毛主席，勤政愛民的周總理，還有焦裕祿、孔繁森這樣的優秀共産黨幹部，最大限度地滿足了人民對於這種政治模式的終極想像。可惜明君從來都容易露餡，毛澤東晚年也出現形象危機。清官往往要等死無對證之後才好塑造。宰相這個角色最爲吊詭，既不用承擔皇帝對於「天下」的最終責任，位置又高到和皇帝一樣神秘莫測，是這種體系中最好幹的一個活兒。 這就不難理解，六十年來，除了李鵬主張鎮壓「六四」學生運動時面目過於猙獰（儘管如此，也有不少人爲他辯護），其餘無一例外都是「人民的好總理」。儘管周恩來親手簽署了很多處决令，但是「文革」的罪惡仍然與他無關；儘管官員腐敗在朱鎔基任內變得更加嚴重，但他仍然是一個爲民請命的反腐英雄；儘管政治在「胡溫新政」中只剩下「維穩」一途，但溫家寶頭上仍然閃爍着政治改革者的光環。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的形象都難以保持，他們承擔專制政治的最大責任也是理所當然，但是人民需要一個對抗這種失落感的想像，總理自然就成了意志堅定但委曲求全的感人角色了。 回應人民的這個需求，新晋李克强擁有足够的形象資源。他不僅有着和周恩來、溫家寶一樣「儒雅帥氣」的長相，而且還有在北京大學的求學經歷，以及法律和經濟學等現代時髦專業背景。不會有人關心他從政三十年到底幹了些什麽，更不會有人追問河南艾滋病防治有什麽問題。倘若此時有人跑來掃興，不僅李總理不高興，人民也不會答應。 一家媒體對於李克强的報道中說：「在1980年代中、後期幾次學潮中，李克强作爲團中央主管學校工作的書記處書記，與中共其他部門和地方領導協同處理，其風格也像當年在北大當學生幹部那樣，『控制學潮，但不搞政治迫害』。」包括若干學者、明星在內的人們，把這段描述視作對推李克强的讚美，在新浪微博上奔走相告。熟悉中國政治的人，都明白「不搞政治迫害」的意思是不過度地對當事人進行迫害，這就足以讓人感激涕零了。似乎沒有人在意，「控制學潮」本身就是一種政治迫害。剝奪了人民利用游行示威進行政治表達的權利，其行爲的惡劣程度並不亞於對一個個體的迫害。而且，衆所周知，學潮被控制，根本不是誰做了什麽「思想工作」，而是赤裸裸的暴力鎮壓的結果。還是言論審查者明察秋毫，我再去新浪微博搜索時，發現這段歌功頌德的文字已經被删除了。 青蛙與公主交合之後，才能變成王子。總理經由渴望皇權政治的人民，才能成爲「人民的好總理」。目前，這場大戲遇到的困難是，人民或多或少已經覺醒，大多數是對於民主期待感到絕望之後退而求其次的表達。明君、賢相和清官們既然要用法律和經濟學作爲道具，也不得不排演出一個「中國大選年」（央視報道）——而這無疑已成爲今年最大的政治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