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編的話

文/長平 初聞「愛港力」、「愛港之聲」等稱謂，我頗有些驚訝，以爲香港不只是出現了「港獨傾向」，而且已然有了以港獨爲己任的政治團體。衆所周知，「愛台灣」一直是具有台獨傾向的民進黨的政治口號，與「愛中國」的主張勢同水火。 「愛港」團體儘管缺乏理論論述，但是其政治態度並不含糊，那是對「港獨傾向」深惡痛絕的，把一些政治反對人士稱爲「政治惡棍」，贊同中共要求的「國民教育」，抗議旨在爭取真普選的「佔領中環」運動。他們「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說法，跟中共「穩定壓倒一切」宣傳如出一轍。顯然，他們是中共眼中一支重要的愛國力量。進一步說，「愛港愛國」也一直都是中共統而言之的宣傳話語。 如果說國家認同可以分爲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的話，中共早就對此有清晰的劃分。1949年之前，中共反對國民黨政權的暴力革命運動，從來都是以愛國主義的名義進行的。也就是說，愛國主義首先來自文化傳承、歷史責任與情感紐帶，由此出發而要求一個更好的政治制度，而不是由於沒有選擇地生於這個政治制度，我們就要去理解它並適應它。 這種論述一直延續到上世紀80年代。我們從小接受的歷史教育中，中共之所以能够對國民黨取而代之，而且勢欲建立萬年不變之基業，乃是因爲它擁有最好的政治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護和創新民族福祉。然而，從幾十年的執政成績看，這種謊言實在是露骨。所以反對者也一再同樣以愛國的名義進行抗議，直到1989年達到高潮。在那場學生運動中，學生自我認同的身分就是愛國青年，「民主愛國運動」也是他們與官方生死爭奪的名分。 90年代之後，制度最優的謊言仍在持續，但是「國情論」成爲主要的宣傳策略。以共産主義這個全球烏托邦幻想爲意識形態的中共政權，卻把普世價值視爲西方反動理論，「中國特色」成爲塗抹一切非正當性的萬金油。儘管西方社群主義沒有被大張旗鼓地引入，但是其在具體的歷史文化脈絡中尋求身分認同、每個人都應該首先適應和奉獻於社會環境的主張，似乎在中國擁有愈來愈多的知音。於是，中共不再需要論證自己是最優歷史産品，而只是讓人們相信，你別無更好的選擇——因爲這世界上沒有更好，天下烏鴉一般黑，莫問是非曲直，只管怎樣發財。公義不再重要，穩定才能發展。 在這個過程中，被早年的中共清晰劃分的文化認同和政治認同，不僅邊界日益模糊，而且政治認同愈來愈佔據上風。如果一個人說我熱愛香港文化傳統，所以我要反對中共政策的破壞，他不會被稱爲愛國者，甚至算不上愛港力量。假如你反對清算中共「文革」對傳統文化和人倫道德的破壞，你反倒擁有了愛國者的桂冠。 無論中共的暴力發家史，還是台灣的民主轉型經驗，都證明了，即便是用於反對專制，民族主義動員並非善類。因此我很爲中共有些擔心，假如某天真的有了港獨勢力，或別的新興政治力量，他們被迫拋棄「愛港愛國」這套被濫用的宣傳話語之後，倒有可能在華人社會中發展出更好的政治論述。

文/長平 廣州有一座海珠橋，一度成爲抗議者的舞台。一些飽受欺壓又投訴無門的底層民衆，爬上橋架控訴不公，以命相搏。2009年的一天，又有一個人爬上去，拉起了橫幅，抗議老闆拖欠工程款。警察相勸，路人圍觀，交通阻塞。一個老伯突然爬上橋架，將抗議者推了下來，致其骨折。多數路人對老伯報以掌聲，高呼英雄，警察也未將其拘押。 爲什麽一個故意傷害行爲會得到喝彩？因爲抗議的概念已經從大多數人腦裏被洗掉了。他們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穩定壓倒一切的宣傳，認爲抗議者就是給社會添麻煩的人，他耽誤了人們上班、開店、約會、散步甚至上醫院。當然，最不能耽誤和打攪的，是官員們開會，因爲他們要在會場睡個好覺。 我當時寫文章說，抗議就是要破壞一點社會常態，才能引起關注。那麽爲什麽要允許抗議呢？第一，抗議是公民的一種權利，是應該付出的社會成本；第二，抗議是對社會不公的糾正，從長遠看，付出的社會成本會得到更多回報；第三，任何人都可能遭遇不公，今天別人抗議耽誤了你，明天你抗議也可以耽誤別人。 表達抗議而不破壞社會常態，大家各行其事，是某種非暴力行動的理想境界。內地輿論中的表率，就是香港維園燭光晚會結束之後，地上連一個紙屑都不會留下，好像什麽事都沒發生過一樣。針對環境衛生來說，這的確是令人感動的榜樣。不過如果針對整個社會，一場呐喊過後，好像什麽事都沒有發生過一樣，那只能說是抗議行動的失敗。 你隨時都可以上街，但是任你在街邊低吟高唱，愈來愈沒有人理你，你的抗議對象更是視若無睹，儼然是一個意志堅强的共産黨員。這個時候，有一個叫戴耀廷的人出來說，我們要站到路中間去! 「不行吧，你這樣太激進了!」「這還不够呢，我真正想做的可能更加激進，就是要改變香港的民主政治文化!」衆人都圍了過來：「說說看，你想怎麽弄？」「我們要分成幾個步驟，先禮後兵；萬不得已才會站到路中間去，即便那樣也是以愛與和平爲信念……」 這就是我理解的「佔領中環」。它重新思考了街頭運動的目的和意義，打破了香港長期以來雖然十分熱鬧却又備受冷漠的抗議僵局，讓抗議者的聲音被更多的人聽見，而且最終不能像什麽都沒有發生過一樣。 正如我幾週前在這裏寫過的那樣，對於中國內地民衆來說，上網還是上街，這是一個問題。很多人以上網滿足了上街的正義衝動，但是微博轉發終究無法替代街頭呐喊，身體的在場才是最有力的抗爭。到街頭去上網，而不是在網絡中上街，這是香港不一樣的地方。但是，「佔領中環」讓我進一步明白了，坐在街上也並不等於身體在場了，只有讓被抗議者看見了，不僅聽見我的呐喊，而且正視我憤怒的表情，即便不能感同身受，至少也要有所觸動，那才是我的身體在場了。 提出一個聽起來很激進的行動方案，然後不斷地努力把它建構成一個理性的框架，顯然是一個不錯的策略。但是，對於一個連「六四」鎮壓都可以視若無睹而又安然無恙、一個可以在普選裏加入「篩選」概念的統治者來說，「佔領中環又如何」，可能是一個不得不提早思考的問題。

文/長平 電視名嘴白岩松說過，就是一條狗坐在央視演播室，它也會成爲名狗。我就不使用被賦予侮辱性意義的「猪」、「狗」等詞了，但還是想要就此引申一下：就是一隻青蛙坐上中國總理的位置，它也會是「人民的好總理」。人們會說，難道你沒看出這隻青蛙的儒雅帥氣嗎？因爲它本來是一個王子啊! 明君、賢相加清官，這是中國皇權傳統中理想的政治模式。對於很多國民來說，這種理想延續至今。在這種模式中，統治的合法性不是來自約翰·洛克以後西方政治普遍認同的「知情同意」，而是不管統治者是怎樣獲得權力的，只要賢明清廉就好。再進一步說，這種模式規定必須要有明君、賢相和清官等角色，至少三者居其一，否則無法持續發展。其中以賢相最爲必要，也最容易扮演。因此，對於人民來說，有了賢相要上，沒有賢相創造賢相也要上。在這方面，中國人民從來不缺少想像力，可謂創意無限。 中共建立政權以後，强大的宣傳機器多管齊下，一度十分成功地同時塑造了這幾種角色。英明偉大的毛主席，勤政愛民的周總理，還有焦裕祿、孔繁森這樣的優秀共産黨幹部，最大限度地滿足了人民對於這種政治模式的終極想像。可惜明君從來都容易露餡，毛澤東晚年也出現形象危機。清官往往要等死無對證之後才好塑造。宰相這個角色最爲吊詭，既不用承擔皇帝對於「天下」的最終責任，位置又高到和皇帝一樣神秘莫測，是這種體系中最好幹的一個活兒。 這就不難理解，六十年來，除了李鵬主張鎮壓「六四」學生運動時面目過於猙獰（儘管如此，也有不少人爲他辯護），其餘無一例外都是「人民的好總理」。儘管周恩來親手簽署了很多處决令，但是「文革」的罪惡仍然與他無關；儘管官員腐敗在朱鎔基任內變得更加嚴重，但他仍然是一個爲民請命的反腐英雄；儘管政治在「胡溫新政」中只剩下「維穩」一途，但溫家寶頭上仍然閃爍着政治改革者的光環。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的形象都難以保持，他們承擔專制政治的最大責任也是理所當然，但是人民需要一個對抗這種失落感的想像，總理自然就成了意志堅定但委曲求全的感人角色了。 回應人民的這個需求，新晋李克强擁有足够的形象資源。他不僅有着和周恩來、溫家寶一樣「儒雅帥氣」的長相，而且還有在北京大學的求學經歷，以及法律和經濟學等現代時髦專業背景。不會有人關心他從政三十年到底幹了些什麽，更不會有人追問河南艾滋病防治有什麽問題。倘若此時有人跑來掃興，不僅李總理不高興，人民也不會答應。 一家媒體對於李克强的報道中說：「在1980年代中、後期幾次學潮中，李克强作爲團中央主管學校工作的書記處書記，與中共其他部門和地方領導協同處理，其風格也像當年在北大當學生幹部那樣，『控制學潮，但不搞政治迫害』。」包括若干學者、明星在內的人們，把這段描述視作對推李克强的讚美，在新浪微博上奔走相告。熟悉中國政治的人，都明白「不搞政治迫害」的意思是不過度地對當事人進行迫害，這就足以讓人感激涕零了。似乎沒有人在意，「控制學潮」本身就是一種政治迫害。剝奪了人民利用游行示威進行政治表達的權利，其行爲的惡劣程度並不亞於對一個個體的迫害。而且，衆所周知，學潮被控制，根本不是誰做了什麽「思想工作」，而是赤裸裸的暴力鎮壓的結果。還是言論審查者明察秋毫，我再去新浪微博搜索時，發現這段歌功頌德的文字已經被删除了。 青蛙與公主交合之後，才能變成王子。總理經由渴望皇權政治的人民，才能成爲「人民的好總理」。目前，這場大戲遇到的困難是，人民或多或少已經覺醒，大多數是對於民主期待感到絕望之後退而求其次的表達。明君、賢相和清官們既然要用法律和經濟學作爲道具，也不得不排演出一個「中國大選年」（央視報道）——而這無疑已成爲今年最大的政治笑話。

文/長平 「1997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HONG KONG。」九十年代初期，一首《我的1997》傳遍大街小巷。當香港人正在為未來憂慮的時候，中國內地人卻欣欣然翹首以盼。香港繁榮、自由、法治、多元、人性……至少在名義上，這些東西也會稱為中國的一部分。還有比這更讓人高興的事情嗎？ 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樣，對香港的真實印象是從1989年開始的。那時的香港就是一個天使，當學生們困守廣場時她給予支持，當運動遭到鎮壓後她幫助逃亡。她有錢，也有辦法，而且中國政府還怕她三分。不用說，我們相信她會幫助中國走向民主自由，而且有一些過分的想像和期待。 香港「回歸」之後的故事，卻是她自己一次又一次的抗爭。這些年來，聽着香港人的街頭呼號，仿佛看見天使遭受蹂躪，巨人變成病夫。更多的人看穿了香港，瞭解到她本來就不是天使也不是巨人，而是一個被資本操控的小不點。對於不受任何限制、不需要做任何交代地使用公帑而且可以隨時橫徵暴斂的中共來說，想明白這一點更是如獲至寶。 從反對「雙非」孕婦到保衛嬰兒奶粉，香港徹底完成了從慷慨救人到自身難保的形象轉換。同時受愛國主義和利益至上教育的中國人，對香港的心態也從羡慕、嚮往、期待變成了計較、爭鬥和譴責。儘管生產不出一罐放心奶粉，但是很多中國人毫不遲疑地相信，強大的中國可以控制和利用香港。 人們沒有意識到，故事的結局將會如此：香港完全馴服了，但是經她之手的奶粉，再也不會令人放心了。那時候的香港人，將會和中國內地人一起，到西方社會去搶購奶粉。事實上，香港貨早已不是上品。直接從荷蘭、德國私購的奶粉，價格最高可以翻一番。 而且，事情並不會就此結束。德國、荷蘭、新西蘭等放心奶粉的出產地，已經驚呼「中國人來啦」，對奶粉購買做出了實際上是針對中國人的禁令。目前，中國的民族主義似乎還沒有強大到「譴責」這些國家的時候。但是，它正在茁壯成長。 西方人自然比當年的香港人更驕傲，也不需要中共「一國兩制」的承諾，因此不可能想像自己也有被染紅的一天。不幸的是，這正在成為事實。當愈來愈多的西方人在抱怨，媒體報道了太多中國的負面新聞，你就知道他們腦子裏已經裝了愈來愈多的「正面新聞」。 當年很多欣欣然嚮往「可以去HONG KONG」的中國人，正在想方設法移民西方世界。幾天前，在日內瓦人權電影節的論壇上，有人問我，隨着中國人出國愈來愈多，中國走向民主的步子是否也愈來愈快？我不客氣地說，這個問題本身透着西方人的自大，事實是中國政府以及接受中國政府教育的中國人及西方人，也在想方設法改變世界。 十年前的SARS危機，逼迫「胡溫新政」揮淚斬馬謖，查辦了衛生部長和北京市長，輿論一片歡呼。如今的奶粉危機，政府可以不屑一顧，輿論卻在爭論香港人做得對不對。如果說有什麼「習李新政」的話，這就是它的核心內容了。

文/長平 有一個朋友從廣州到上海，剛進同學家門一會兒，就被居委會組織的巡邏隊發現，不允許他和同學出門。長達兩周時間，三個青年被困在狹小的出租房內，以聊天、讀書和打牌自娛。居委會每天將生活必需品送到門口。彼此默契配合，相安無事。 SARS，沙士，內地叫非典，一種幽靈般的急性呼吸系統病症，讓全世界倉皇無助。當時廣東是病毒發源地，上海就這樣嚴陣以待。這只是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通的一景。在這看似輕鬆的景象背後，是人們內心的恐慌、緊張以及由此帶來的荒誕感。 任何一個人，都可能突然被感染，然後立即被隔離，在不能與親人晤面的孤寂和痛苦中，接受不知道什麽樣的治療實驗，隨時可能不治而亡。宣布非典已得到控制的中國衛生部，成爲可耻的說謊者。儘管世界衛生組織的專業姿態讓人信任，但是沒有人告訴你何處是盡頭，似乎人類就會這樣一直持續下去，直至毀滅。 你不得不爲要不要去銀行提現而苦惱，不得不猶豫要不要跟着人潮去搶購傳說中能預防SARS的米醋和板藍根，或者算計到底該囤積多少生活必需品。你忍不住一次又一次打電話給外出的親人，稍有失聯就浮想聯翩。儘管你感覺世界末日就在眼前，但你還是要說服自己堅守崗位，甚至去面對一些危險的情景。這時候你真切地知道，命運像是一個漂浮在空中隨時可能爆破的氣球。 當時很多人都在想像，假如SARS能够過去，人類必將反省，中國必將重生。經過生死之戰、靈魂之殤和唇齒之誼，我們必將會有一個更加負責任的政府，會有更加珍愛生命、健康和尊嚴的國民，會有更加透明的言論環境，會有更加專業而勇敢的醫生，也會有深切體悟人類命運的作家，寫出遠遠超過卡繆《鼠疫》的文學作品。 在上萬人被感染、上千人喪失生命、無數人留下後遺症之後，依靠專業、勇氣、協作和運氣，SARS真的過去了。 但是上述想像並沒有發生，現實甚至往相反的方向狂奔。政府更加肆無忌憚地說謊，更加不擇手段地阻止真相的傳播。抗議者被失蹤，上訪者被送進精神病院，特務間諜遍佈網絡，骯髒的手伸向香港、台灣和西方。繈褓中的嬰兒沒有放心的奶粉，代表委員卻在「兩會」上歌功頌德。醫療改革裹足不前，醫患關係空前惡劣。一個宣稱言論審查如同機場安檢般必需的作家，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人類太過健忘，中國人尤其如此。經受SARS洗禮的胡溫新政，很快建構了超級强大的維穩體系。十年之後，人民大會堂裏那些政客和明星，還有多少人記得SARS,還有多少人想到那些逝去的無辜？當年艱難走出恐慌地獄的香港人，還有多少人滿意政府,還有多少人信賴醫療體系？ 被中國驚嚇得魂不附體的世界，還有多少人在警惕這個政治掛帥的衛生部，還有多少人正在和北京的權貴攀親戚？ 謹以此悲傷的議題，獻給正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兩會」。

文/長平 在外國專家都紛紛討論中國革命的引爆點（tipping point）的時候，中國學者中不少人堅持認爲，雖然習近平的言行一再讓人失望，但是他仍然值得期待。總之大家都不能接受現狀的延續，儘管在我看來這是最大的可能。 並非不能忍受平庸的生活，而是現實中有太多的不公不義，大多數人都在極度焦慮中渴望變革。這是各種政治投機分子的大好光陰，任何改變的議題都可能獲得喝彩。 一次又一次地，我們總是被告知，國家的前途面臨轉折關頭，民族的命運成敗擊於一役。每一次我們都激動萬分，無數個體的命運被捲入歷史的洪流，分明是隨波逐流，卻還感覺自己是時代的弄潮兒。 在每一次被預言的變革關頭，真正去研究變革細則的行家裏手並不多見，更多的人樂於尋求共識，統一思想，號令天下。專制的吹鼓手對「公知」的影響力饞涎欲滴，「公知」又對無論來自何方的質疑都耿耿於懷，體制內的批評者擔心體制外的鋒芒傷及己身，體制外的輿論又對體制內的軟弱不屑一顧。 在這種時候，我會更加看重自由意志乃至另類表達。我時常想起自己曾經寫過的一段話：無論你是何種角色，都不要被歷史的大潮淹沒，沖刷去你的獨立存在。至少你要在大時代中做個堅强的小人物，在狂歡夜中做個自由的舞者。 中國社會缺乏的不是理論的自信，而是真正獨立的思想和多元的聲音。有任何你沒有明白的道理，你都要質疑它；有任何讓你感到不舒服的說教，你都要反感它；有任何讓你顧全大局的勸說，你都要當作陷阱來躲避；有任何讓人拋棄過去往前看的建議，你都可以視爲騙局。 太多的暗示和隱喻，使得中國政治比北京的空氣還要混沌。你想要了解什麽，就直截了當地發問；有些文本需要過多的解讀，你寧可不聽；別信什麽微言大義，看起來像鴨子的東西就是鴨子；如果有人告訴你委曲求全是策略，你應該掉頭就走。 反腐敗的聲音從來都很響亮，抓高官也不是從現在才開始，爲什麽要相信這一次是動真格的？改革的調子已經陳腐得發出臭味了，連重複它的人都有些不耐煩。革命的鼓吹也基本上只是泄憤而已，即便發生那也是撞上大運。 平庸的不公不義的生活還會繼續，我們必須在這個前提來考慮存在的價值。想像中的變革不會發生，這並不意味着你只能絕望地活著。你就是這個社會的一分子，只要你每天都在堅持抗爭，這個社會的變化就沒有停止。 中國的全國「兩會」即將在北京召開，必定有一些激動人心的消息傳來，所以事先寫下這個隨感，與讀者諸君共勉。

文/長平 中國積重難返，沉痾難挽，面臨革命引爆點。幾乎不約而同地，滿世界的中國問題專家，都談起了革命的話題。令人仿佛聽到古代造反的歌謠：「蒼天已死，皇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 。」 我仔細閱讀了這些文章，專家的話句句在理。惟一讓人感到困惑的是，這些理大多在若干年前已儼然成立。不僅民衆對腐敗忍無可忍，從鄧小平到溫家寶都在警告不改革就會「亡黨亡國」。意識形態早已經成爲皇帝的新衣，說破它的小孩一批又一批地被送進監獄，還有人說只會被當作傻子了。官員的飛揚跋扈，警察的粗暴野蠻，一次又一次突破底綫。過去人們常說，中國很多事情要從零開始，現在都已經改成了「要從負數開始」了。 真正的問題似乎不是革命降臨，而是爲什麽革命還不降臨？ 有時你忍不住想，當局恐怕也有點不耐煩了，不斷地添柴加火，革命就是無法引爆。當官方輿論把民衆抱怨總結爲「仇富、仇警、仇官」之後，高層官員的家族財富就肆無忌憚地暴漲，維穩警察的編制就越做越大，官僚作風就越來越壞，官場尋租也愈演愈烈了。 較早預言中國達到臨界點的是西方經濟學家。按照他們的算法，中國各級政府、國有企業和銀行早就破産了。後來發現，原來破産也是一種規則。在規則的底線被無限降低之後，破産也難以實現。 示威、游行、集會、靜坐、罷工、罷課……這些非暴力的行爲能够帶來革命的成功，也是因爲被抗議者或者他們的幫凶多少遵守一些規則，比如軍隊不向人民開槍，無法控制局面就宣布辭職。 于是很多人談論起暴力革命。其實，無論是古代還是今天，暴力革命的前提是民衆本來擁有使用武器的權力。如果秦朝就開始實行買菜刀也要登記的制度，陳勝吳廣也很難有機會起義了。 網絡是一個新興的戰場。早有人計算過，中國網民達到多少億，中共就會潰不成軍。這個計算錯誤地把所有的網民都當作當局的敵人了，事實上網民被成功地分成了兩個陣營，無論一邊的叫駡聲有多大，都會淹沒在另一邊的回駡聲裏。 所有這一切的背後，都是正義的缺失。這二十年來，中國政府鞏固政權最大的成就，不是經濟增長，也不是維穩部隊，而是滲透整個社會的「去正義化」教育。去正義的結果，是既沒有規則，也沒有良知。 「爲什麽如此多的高層官員家族被爆出幾十上百億的秘密財富，仍然引發不了民衆抗議的浪潮？」一個德國人這樣問我。 我告訴她說：第一，大多數中國人看不到這些信息；第二，看到的人中，很多都相信那是西方的陰謀；第三，即便相信媒體報道真實可信，有些人也覺得並不值得大驚小怪，因爲這世界本來就沒有公平正義可言；第四，即便他覺得憤憤不平，可能只是痛恨自己沒有生在帝王家，只好認了屌絲的命；第五，臨淵羡魚，不如退而結網，想辦法和這些權勢者勾結吧；第六，當然還有一些現代公民，意識到自己的權利被剝奪了，也爲真正的公平正義奮起抗爭；第七，當局隨便在前五種人中煽動或收買一些，就足以對付第六種人了…… 我發現這個問題，跟任何一個簡單的問題一樣，細想起來，包含了中共一直在革命臨界點維持統治的全部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