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把自己搞得完全不能在大陆发文章，不想只写给美国人看，没意思。我希望更多大陆人看到，但另一方面，我绝对不能因为这样就委屈自己。我，包括南方报业集团的许多同仁，不是一下子站到对岸去，而是在试探边界。对极权体制来说，边界是不清楚的，它不是法治社会，边界明晰，我们要去领会领导的精神。”
多少年来，大陆的新闻与言论环境不断在宽松与紧缩间起伏摆荡，始终被外界视为观测中国政治改革步伐与温度的重要指标。一方面，官方不断强调舆论监督和信息公开的重要性，另方面，大陆宣传部门仍不断划定报导与评论的禁区，媒体也往往在各种压力与考虑下自我设限，而坚持新闻理念的媒体人则仍顶着压力，尝试突围的可能，撑开言论空间，深入报导社会实态，努力让媒体扮演好权力监督者的角色。
今年初以来，大陆媒体风波不断，更出现多起政治权力与资本打压、威胁、羞辱和追诉记者的事件，部分大陆媒体及从业人员一方面对于种种不合理的压制展开了抵抗，一方面也对媒体本身的诸多弊病进行了反思。
在这群抵抗者和反思者当中，南方报业集团的长平是个代表性的人物。
长平，本名张平，曾任《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南都周刊》副总编辑，现在是南都传播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是大陆知名的媒体人、专栏作家，在他十多年的媒体生涯中，曾多次因为坚持信念、挖掘真相而遭到当局打压整肃，是大陆自由主义报人的典型。
约一个月前，传出有分管文化教育系统的国保警察到报社找他谈话，而他在办公室的座位则遭撤除，同时大陆宣传部门下令他的文章不能再于《南方周末》与《南方都市报》上刊登。此事有部分海外媒体加以报导，许多大陆媒体人与网民也表达高度的关注。
《旺报》向来以促进中国大陆政治社会良性转型为职志，关注中国公民社会的孕育与茁壮，也因此特别盼望大陆媒体环境能够向上提升，能够在转型过程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我们特别专访了长平，深谈中国媒体环境的光亮与黑暗，对大陆媒体生态的反思，以及个人的定位与信念。访问纪录经长平本人审定，将连续两天在本版刊出。
以下是专访内容。
问：不少评论都指出这几年大陆的媒体管控越来越紧缩，一些人还提到了“新国家主义”的抬头，你怎么看这样的趋势？
答：在媒体管理方面，这些年更技术化，管的更具体，更到位。比如说在十年前江时代，当局在互联网的管制方面缺乏技术，所以当时纸媒常收到禁令：“不要转载网路消息，某某消息是谣言”，现在很难收到这样的禁令，反而是网路会收到禁令：“不要转载《南方都市报》的新闻”。因为网站管理有序了，管好了，网站有问题的话，就直接删掉，根本不需要发禁令给报社，反而报纸有时会出点问题。这是个有意思的转变。
光明与黑暗的角力
另一方面，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这几年是有些发展。这其实是1989年后国家教育宣传的成果。那时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派学者或是出（国）去，或是不能谈原先的理念，大家都去搞国学等研究。李泽厚有句话：“思想家淡出，学问家突显”，描述了现状，没有说原因。
这种现象不完全是自然发展的，思想家是不得不淡出，政治高压不允许思想家存在，大家就去钻故纸堆。当局也想利用国学，提倡民族精神，慢慢的教育了一代人，加上百余年来国仇家恨的历史记忆还是很深，这些结合起来，让民族主义情绪一波波的发展，再和技术一结合，对媒体的管理就相对容易些。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技术还在发展，如推特等也有当局管不了的地方；另方面，在民族主义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也会开始反省，出现不那么“纯洁”的思想，这会给当局带来新的麻烦。和过去比较，管的是紧了，但是也要看到新的裂缝在出现，新的光亮在照进来，这两者谁强谁弱，现在还不好说，还在变化中。
当党报必须面对市场
问：今年以来，大陆媒体发生了许多事件，比如两会期间13家报纸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共同社论，湖北省长李鸿忠抢夺记者录音笔引发连署抗议，媒体人连署抗议《重庆晨报》在三名记者被警方拘传时的表现，还有多位记者被通缉、威胁等等。中国媒体人展现了对理想的追求与对压制的抵抗，能否谈谈你的观察？
答：首先，要看到媒体型态的变化，以李鸿忠事件来说，过去能进入那种场合（两会）的都是党报。在过去，记者首先是进不去，进去了也不敢这样提问，即使提问，报社也不会支持，报社领导的利益是在官场。
现在，即使是《人民日报》，它也要面对市场，要办《京华时报》，那个被怒斥的记者就是《京华时报》的。《京华时报》报社领导的利益是在市场，要把报纸办的有人看、有广告，所以从利益出发，也要支持记者出位，提不一样的问题。这种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过去是“先媒体后市场”，媒体从宣传机构中剥离出来，走向市场。现在，如网易、腾讯等新媒体一开始是做游戏等别的生意，挣了钱再来做媒体，是“先市场后媒体”。
另一方面，管制让有理想的媒体人感到很压抑失望，有机会的时候，市场导向和专业主义这两股力量就会结合，共同来反抗。这批人中很多是受80年代影响，希望媒体更开放，而这几年媒体的发展，专业主义的理论如独立性等，也比较多的深入媒体人的思想里。
我们经常联合起来
还有就是媒体平台的多元化，传统的连署抗议是很有风险的，现在有很多网路的技术可以运用，可以很快、很安全的出来，这几股因素结合起来的确形成了一种反抗的姿态。
李鸿忠事件当然是有点妥协，是假装或真的认可体制设定的法律程序，向人大提出诉求，这是合理合法的。而《重庆晨报》事件，连署人没有针对当局，是针对报纸，这是反抗的策略。另外，当局要处理的事情太多，相比而言，媒体人比较谨慎，可能还不至于让当局分心来镇压。
户籍制度是个安全的话题，讨论多年，体制内外几乎达成必须改变的共识，现实上也难以为继。所以，共同社论的主其事者是藉这个话题推动一下，采取了这样的形式，宣传部门可能首先是震怒于这个形式－“联合起来”，要把这个趋势打掉。其实，我们经常联合起来，只是都是由宣传部统一安排的……。
问：近来一些大陆领导开始搞网络民主、网络问政，还出现伍皓（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这样具有开明形象的宣传部官员，你对这些现象有何看法？
答：这是一种控制的方式，通过“亲民”，让你觉得我跟你是一致的。在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不需要官员说你可以这样、可以那样，这很荒唐的。
领导该不该上头版
就像汪洋说媒体不要把我放在头版，其实从另个角度来说也是一种干预。过去可能老是把官员考察等新闻放在头版，所以没人看。但作为一个地方的主政者，你成为焦点人物是应该的，因为你那么大的权力，掌握那么多资源，媒体应该监督你，你确实该上头版，凭什么说你不要媒体报导？
过去上头版，是拍你马屁，现在你不好意思了，问题是我可不可以把监督你的东西放在头版，这才是最重要的。当然从媒体自身来说，听到这句话都很高兴的，把他放在头版，大家都很痛苦，因为不可能把让他难堪的新闻放在头版。
至于伍皓，我写文章批评过他，伍皓找人跟我交流，说我误解他了。伍皓走的是差异化的路子，他这种做法让媒体受益，多了新闻，他用的字眼如透明开放，也是媒体欢迎的。他在官场上被视为异类，确实受到批评。
但是伍皓的新闻观念还是宣传的那一套，他自己也不避讳自己是为政府服务的形象雕塑师。他不是站在新闻专业主义立场做事，他的那些主张是包装策略，也没意识他自身的矛盾。比如他认为媒体应该公正客观，不应该报导低俗，所以他说我就下了禁令。但是从新闻理念来说，禁令的恶可能大于媒体没把握好尺度。他本身就是充满各种矛盾的混合体，说的、做的、想的不完全一致，包含各种人的投射，官方和媒体都想利用它，反对者看到它的矛盾，拥护者会看到自己感兴趣的那面。
写文章不能太策略
有人觉得应该维护伍皓这样的官员，不要太批评他。我觉得写文章、做学问、做媒体，应该有自己的原则，就事谈事情，不能太策略。做政治的可以这样，但不能每个人都把自己当政治家，中国的官本位让每个人都把自己当主席。
问：我碰到一些大陆从事NGO工作的朋友，他们对媒体在培育公民社会上的角色有很大的期待，你自己怎么看中国媒体在社会进步上起的作用？
答：报纸会被一些人当作导师的角色，报纸本身也是在学习成长的过程，可能会随着社会发展，和其它力量合力把社会往前推，媒体不可避免会成为其中一个角色。另一方面，媒体自己也应该扮演好这样的角色，主动做一些事，这还是有一些想象空间的。这个政权对媒体的依赖性比较强，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体的作用会大于其它社会媒体的作用。在民主的台湾，言论自由，在头版骂骂马英九，大家也就看看。如果在中国大陆几家媒体一起骂，可能就是大事。所以权力大，责任大。媒体要承担起这个责任。
但老实说，媒体人在中国不是弱势群体，媒体人的权力是非常大的，特别是你愿意跟权力合作的话，可能会有很多好处。现在的权力会直接诱惑你，合作一个项目，钱很多，用起来很随便，不公开，不受监督。前几天有个宣传部长来找我，请我帮他写点宣传文章，我拒绝了。事实上，这是可以跟对方商量的，可以写的不那么赤裸裸，可以骗老百姓觉得是作者真的想写的文章。像我这样拒绝的人不多。
媒体会成利益集团
中国媒体的影响力很大，所以媒体堕落、做坏事的机会比别的地方多。现在也是几股力量在较量，政府部门想给媒体好处，而很多媒体造反是为了被招安，包括南方报业里也有这样的媒体人，想被招安，官员请他吃顿饭就很高兴。我对这些比较警惕，中国媒体的反抗是不清晰的。媒体会成为一个利益集团，与其去看媒体可以开拓很多空间，不如看到、更要看到媒体很容易干坏事。
冯小刚、郭德纲这些人羞辱记者，从另个角度看，其实媒体作为一个整体，被羞辱并不冤枉，媒体有太多的羞辱与自我羞辱。大部分记者都是要拿红包的，拿钱替人写新闻，就不太可能批评，而拿了钱再批评也很奇怪。
政府部门开新闻发布会，给红包往往比企业给的多。跑线的记者一个月可能收到7、8千，而报社工资可能只有4、5千。就凭这个被骂，一点也不冤枉。
问：最后谈谈你自己吧。你从《成都商报》、《南方周末》到《南方都市报》，几度上下，现在也处于比较困难的境地。我读过你在《南方传媒研究》上的文章，谈你自己的“怯懦和无能”，你说“我最怕别人夸我勇敢，因为我深知自己内心充满了畏惧”。你怎么看自己在媒体走过的艰辛路？
答：我觉得这是不可避免的，你选择这条路，可能就会走到今天。和我一起走入这行的，早年文章写得很漂亮，很有正义感，但他们选择媒体管理的路，就必须放弃很多东西，甚至必须入党。我一直是两条路在走，一条是写文章，以个人身分发言，另一方面，我也在做新闻媒体管理、做编辑，这两条路实际上有一点冲突，最终必须选一条。
中国行政化很严重，每个行业的管理者都可以对应一个级别，在报社也等于是做官。
做官和作文有冲突
做官和作文是有冲突的，做官最大的密诀就是“不说话”，这跟民主社会不一样，民主社会是要多说话。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主政之后，国内外媒体都会说他“很神秘”，但我们很难想象：欧巴马是个神秘的人，大家都不了解他，突然就当上了总统。可是在我们这里，为官之道就是“少说”，这个政治特点影响了每个行业。
很多人文章写得很漂亮，不写了，我很遗憾，但大陆人为何多要选择当官这条路，因为中国官本位文化太强，所有优势资源都倾向于官僚体系，当官权力大，没有监督，办事容易，收入高，享受多。
我自己也矛盾，几次下来，几次又混上去，按照体制内说法，就是没管好这张嘴，还想发言，觉得自己有些想法，有这个能力、机会表达出来。我觉得媒体不缺管理者，但是缺做事的，所以我愿意在这方面多做点。而且我在做媒体管理时，多数是做采编，也是希望中国的言论状况有改变，有正常的言论空间。
曾尝试正常的呼吸
以前我们的评论，要么是官方《人民日报》社论的性质，大家都朝那个方向写，或说在里面塞一点自己的想法；要么就是写杂文，指桑骂槐。我在《南方周末》做新闻部主任、做头版编辑时，就尝试“正常的呼吸”，希望做一点既不是气喘嘘嘘、气急败坏，也不是要憋着，而是要正常的说话。后来在《南方都市报》写时评专栏，觉得既然占着这个口岸，自己就有责任发言。大事情出来，有些读者等着你说话，忍不住会去说。最后可能就会有个选择：要么说，要么不说。这时，如果选择不说而去作官，会有一点违背自己兴趣和一贯的主张。
问：不过很多人会说，忍一忍，等你到了某个位置讲话会更大声，就能说真话？
答：是，这是中国人的逻辑。就像赵紫阳，至今还是有很多人说他应该忍一忍，保住权力，说不定还能干更多的事。我觉得这样的人很多，有些人的确是在忍辱负重，逐渐向权力高位走，我希望他们真的能够到一个时候就突然发言，我不完全否定这样的情况。但不能所有人都这样，因为这会成为一种借口。
妥协是没有边界的
最重要的是，人不是一成不变的，妥协是没有边界的，你以为你到了那个位置，还是原来的你吗？可能已经变了，因为你必须改变，官场文化中强有力的酱缸，会把你染成你当初反对的对象。换句话说，我对自己没有那么自信，所以随时保持清醒，不敢去染一下。
问：从过去、现在到未来，你对媒体生涯有过怎样的想象与规画？
答：我曾经有过很具体的规画，但你会发现身不由己的时候很多。10年前，我在《南方周末》时，一腔热血，觉得找到了事业感。我以前是学文学的，写小说、写诗，自己的规画是在那条路，不怎么认可媒体，媒体的文字都很粗糙嘛！
进入媒体一开始是为稻粱谋，后来觉得还有点意思，到了《南方周末》，觉得这事说不定还可以干下去，干一辈子也可能。那时候是有些想象，而且觉得中国的进步是看得到的，越来越开放、民主。后来，有一天突然就说你犯了错误，你不能在《南方周末》做头版编辑，甚至不能做采编了，当时觉得打击很大，不可思议，等于你的职业想象都没有了。
应会一辈子写下去
当然，后来社会变化，让一些本身未必很强硬的指令无法实施，我又做媒体，这时我就很难有一辈子的职业规画。如果有，我只能管到我能做到的部分，比如，我应该会一辈子写下去。原来我还想做张好的报纸，甚至做大。但现在看来决定这事的因素有很多，有些因素你可能可以去克服，但有一些原则性的东西，比如你就是要报导假新闻，或者有些事你就是不能说，你不照着办，可能就会有麻烦。
我不想把自己搞得完全不能在大陆发文章，不想只写给美国人看，没意思。我希望更多大陆人看到，但另一方面，我绝对不能因为这样就委屈自己。我，包括南方报业集团的许多同仁，不是一下子站到对岸去，而是在试探边界。对极权体制来说，边界是不清楚的，它不是法治社会，边界明晰，我们要去领会领导的精神。
空间有多大？不知道，不去撑就不知道。试图撑大空间，把边界扩展，我要做的是这个。但这的确是很难，很多人觉得你螳臂挡车，太自大了。
我只是希望能够对得起自己的性格和观念。媒体有时候管得紧，有的时候管得松。紧的时候可能连现在这个位置都没有，松的时候或许有机会做得更多，不管如何，我只能在能说的时候尽量说。
“我认为媒体在专业问题上应该有更精细化的发展。我们不应该在一个粗鄙化的管理体制中，让自己也变成一个粗鄙化的对象，那是一种自甘堕落──即使你是反叛的姿态。”这是长平写的一段文字，反对两种粗鄙化，需要勇气，也需要洞察。
“长平是今天中国的媒体人中不多的清醒且自省的人。做为媒体中人，首先他能跳脱出来，认识到媒体的诸种问题，更重要的是认识到问题之后他不犬儒、不抱怨，能宽容、理性地看待且身体力行。”这是一位大陆媒体人在通信中描述的、她所认识的长平。在访谈过程中，我确实读到了这样的长平。
这是不容易的，如果我们知道他的历程。
离开大学校园后的长平，进入家乡四川的《成都商报》当记者，因为一篇采访歌手崔健的稿件，碰触领导认定的敏感话题，最后被迫离职。
在《南方周末》，这个中国自由派媒体的旗舰，长平灌注了极大的热情，却因在报导张君案、这个10年前大陆破获的重大犯罪团伙时，触及农村青年出路、农村政策等问题，遭到撤职。
辗转回到南方报业的长平，在《南都周刊》副总编辑任上碰到西藏三一四事件，面对大陆巨大的反西方媒体浪潮，他写了篇文章，提醒在反击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虚假报导时，要看到新闻控制以及狭隘民族主义情绪造成的伤害可能更大。文章引起轩然大波，《北京晚报》甚至以《造谣自由的南都长平》一文点名批判。
报社在压力下决定，长平不能再从事新闻第一线工作，也无法担任行政职务。一年后，蒋经国百岁诞辰，长平在《南方周末》撰文肯定蒋经国晚年的政治功绩，也点出是反抗运动不懈的奋斗促进蒋经国的觉悟和反思，逼迫他作出正确的选择。此文一出，《北京日报》又以〈长平为何要记住蒋经国〉一文加以批判。
历史上，我们看到太多反抗者，或屈服、或沉沦、或过激、或愤懑，又或不断自我膨胀，这些都没出现在长平身上。他还是那个秉笔直书、理直气和的长平。
（杨伟中，《旺报》主笔。本文原载于2010年9月24日出版的《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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