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China周刊 | 钱钢：中国传媒的发展路向

“改变受到控制，控制却正在改变，我们在控制底下改变，也发现控制出现了改变，控制与松动其实是同时存在。”

注：本文是作者2007年在台湾大学演讲的整理稿。

壹、   前言

大约五年以前，中共十六大召开，召开以后，《亚洲周刊》认为中国媒体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个专题:“中国媒体新轨道”。它指出在十六大以后，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三个贴近”: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实际。此一迹象显示媒体将有所不同。不过没多久，《亚洲周刊》又做了一个专题:“广州媒体的冬天，《南方都市报》被整肃过程揭密”。

我们在给香港同学上有关中国传媒的课程时，曾请他们用纸笔写下来对中国传媒印象的三个词，出现最多的就是:“控制、欺骗、乏味、大话。”但近三年，我也看到一些同学们常写到“变化”。

何清涟曾替美国民主基金会所写《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此书更详细的版本就是台湾出版的《雾锁中国》，资料很丰富，但此书表述认为，中国“媒体”只不过是政府的宣传工具。但我有不同的看法。如果你观察中国传媒各种报刊、周刊，可以看到各种矿难、股市、暴力、杀人凶手、性，会发现中国传媒并不都是“工具”。当然，我们可以了解这个宣传功能无疑是存在的，但未必每个媒体都是工具。

我希望用三个词，来描绘中国的传媒:即英文的“3C”:Control、Change、Chaos(控制、改变、混沌)。

这与何清涟女士又有什么不同?“控制”与何清涟相同，但“改变”是我要多加着墨的，我认为由变到改，在又控制又改变的情况下，中国传媒产生了混沌的状态，这里的意思不是混乱，而是迷蒙的、不易看清的。在美国有一个新的学科:“混沌学说”，认为在不易看清的表象背后有着隐藏的规律(“有序装扮成随机”)。例如台风就是一个混沌现象，科学家要准确预测台风路径，并不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我用以下这个“传媒星空图”来解释中国传媒的演变:横轴是从严控到自由，纵轴是从非市场化到市场化。第一幅图示意文革结束时的状况:中国传媒很少，而且集中在非市场化和严控这侧。

第二幅图示意最近三十年来传媒的变动，总的趋势，中国媒体由非商业移动至市场化，从严控移动至自由。从非商业转变至商业的速度快，从严控到自由转变的速度却是很慢的，但仍然是在移动。另外，重要的是，中国传媒数量增加很多。总的来看，在传媒星空图上我们发现中国传媒从左上到右下移动。

如果我们看人民日报的版面，虽然这几年来中国传媒已发生很大变化，但是三十年前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那种样式、腔调，今天还是存在的。例如人民日报上的常委照片，拍摄角度都是一样的、一样的握手、一样的常委，可以说是:“几多常委，几多握手”，人民日报头版是政治局常委的包厢。

不过，除了党的机关报外，许多具有商业性的、独立意识较强的媒体，在报纸风格上有了很大不同。但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此处所说的独立意识或商业性较强，并不是说它们没有党报的属性特点，大陆的媒体基本上都是党的系统里的一员，例如《南方都市报》，虽然重视读者市场，但仍受党政管制；它也不会遗漏党政重要的新闻，但版面已有点苹果化了。

对于某些地方开明的官员来说，党报刊登过多政治要员握手领导的活动，是感到羞耻的，例如《中国青年报》曾将“重庆地方领导为群众腾出党报一版”，列为今年的重大新闻。以赵紫阳逝世的新闻为例，中国大陆所有报纸，只有《南方都市报》敢放在头版，虽然只有小小一块，但已经是挑战敏感的边缘了(人民日报放在第四版气象报导的旁边)。相对而言，香港的《苹果日报》，则是以头版头条、大型照片表达人民的声音，这当然是因为香港一国两制，保留了新闻自由的空间。当《人民日报》仅以规定动作刊登纪念胡耀邦的新闻时，《南方都市报》虽然也选刊了新华社的枯燥照片，但却特意放大并大胆地摆在头版头，几乎放了半版。可说是“此时无声听惊雷。”是在“规定动作”限制中，作出“自选动作”的艰难挑战。

我们可以比较大陆《北京青年报》和香港《东方日报》2003年对歌星梅艳芳去世事件的新闻处理。中国大陆与香港传媒出现相似的地方，两个报纸使用的头版照片是相同的，这十分有趣。然而它们仍有微小的区别，《北京青年报》在照片的上方仍放了与党政有关的新闻(胡锦涛的谈话)，但位置很小，显示其兼具市场化和党报的正确性。这里我们就能看出中国媒体的变化。

贰、Control:当然，控制仍是不言而喻的

SARS(非典)疫情被隐瞒了一个多月，刚开始有一点点报导，但很快被压制。在SARS疫情最重的时候，医院中有许多SARS病人，市民都不来医院看病；医院便贴上告示“目前一切安全，没有疫情，欢迎大家看病。”卫生部长在北京外国记者招待会上，看到外国记者戴着口罩访问，便说:“我们北京是安全的，口罩戴不戴都可以。”为了证明SARS并不严重，广州邀请外国足球队来比赛，巴西的领队在球场看到有部份人戴口罩，好奇地问中国官员怎么回事，官员急中生智回答说:“戴口罩的，是你们的支持者，没戴的则是我们的。”连罗大佑都被骗来广州开演唱会，事后罗愤怒谴责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简直拿观众的生命开玩笑。

我做了一个小小的统计，中国媒体有关SARS的报导，在2003年2月中较多，但随即就减少了。在最危险、媒体最应该发挥效用的时候，却被压制。《南方都市报》曾想作关于SARS特别报导，然而消息传回北京，正在参加全国人大的省委书记大怒，记者被调走。当时国际间发生伊拉克战争，媒体便转移焦点至伊战，大幅报导。也就是说，中国媒体不能报导跟人民切身相关的SARS新闻，反而对美伊战争大说特说。一直到了四月，医生蒋彦永发表声明，才使得媒体回过头来报导疫情，官方才正式面对SARS问题。四月中旬，温家宝表示要惩罚隐瞒真相的高官(包括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四月二十号开始才看到媒体展开铺天盖地的报导，《财经杂志》表现更是亮眼，它本为双周刊，为了报导SARS，临时改为单周发行，详细地报导了SARS的各种相关事件。

中国的新闻自由受到党的控制是明显的，可以说是一种“奉旨自由”。党究竟要媒体作什么呢?

一、政令传达、政策阐释。

二、政绩宣传、形象美化。

三、价值固化、行为喝止。

党对媒体明显的制度性控制，通俗地说则有“四证”:

一、准生证，批准媒体创办。

二、记者证，控制个人身分。

三、委任状，任免各级主管，尤其是总编辑

四、死亡证，下令关闭媒体。

对媒体的机动性控制则有:

一、打招呼，事前防范。

二、通气会，每日督导。

三、阅评件，日日监控。

四、宣传战，统发共见，统一发稿共见报。

据我的媒体朋友告知，目前媒体不得公开批评的项目有:军队、武警、公安的相关事件。民族、宗教、西藏、新疆等敏感问题。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的突发事件。金融证券相关，会影响国家经济稳定与经济安全，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问题。未经公开报导，地方或部门已经依法处理、妥善解决的孤立事件及个别问题。涉及农村征地、城镇拆迁、水库移民、国有企业转制人员安置、企业军转干部安置、大宗商品对外贸易等，以及重大群体性事件、敏感桉件。

参、Change:小报大报调不同

虽然媒体均受控制，但是标准的中央大报和商业属性的都市报仍然是不同的。2006年我做了有关“唐山地震”报导的话语分析研究，比较大报小报的用词差异，大报使用较多的是:感谢党、社会主义、公而忘私、科学发展等；小报则报导较多的寻亲、解放军、民间等词汇；需要说明的是:“解放军”在中国来说倒不是一个太负面的词。

另外，我们可以从一天的报纸来比较中国传媒的表现:2004年10月22日这天发生了两个重大事件:

新闻一:河南发生重大矿难，胡温命令抢救。

新闻二: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胡锦涛主持关于“先进性教育”。

首先是《人民日报》，事实情况是，先进性教育仍是头版头，矿难放在版眼，报导着重“千方百计抢救”，但刊登的照片是祥和的非矿难照片。《河南日报》作为地方官报，做法跟《人民日报》相似，照片是抢救矿难时，官员勘查的情况。两者大同小异，党的新闻摆在头条，矿难摆在二条，新闻的重点都是官员对于灾难的关注与重视。

《大河报》是《河南日报》的子报，偏向市场化，处理方式则是没登先进性教育，但摆放官员关心的照片。《北京青年报》处理方式和梅艳芳逝世新闻处理方式类似，摆放大张矿难抢救照片，头版头仍是先进性教育，但是版面小许多。

《南方都市报》跟《新京报》则都直接以矿难为头版，不摆先进性教育，特别的是《南方都市报》的照片是救灾人员将死伤者以担架抬出；《新京报》则是刊登了死者活着时的证件照片，我个人认为在新闻张力上，新京报的照片选择是较有品味跟影响的。

以上讨论可参考下表:

至于死伤人数是否由新华社统一公布?是的，并且在矿难发生后一天天逐渐追加。基本上各报的报导在方式上都是没有违规的；但是，不同类型媒体的总编辑则善于把新华社统发稿作最大的不同编排方式，做到最适于报纸属性，而不是只循着政府的角度走。

我们进一步来谈中国能否做到新闻监督呢?监督本身会不会有问题呢?舆论监督其实仍是有可能的，我们也可以在电视媒体上看到舆论监督等类似的节目。

追求新闻监督的动力来自三方面，第一种是对于新闻自由的追求，还是有很多像《冰点》、《南方都市报》的媒体人，希望追求新闻自由、监督政府。第二种是政府管制的需要，上级政府利用新闻监督来管制下级政府，也就是“中央收拾诸侯”的做法，会利用既定的媒体来报导，例如“焦点访谈”，中央政府也希望造就一个监督性的媒体形象。最后是资本牟利的冲动，许多媒体希望以这种揭弊的新闻来获取发行量、收视率，乃至广告。这三种的力量的合力造成新闻媒体从业人员有机会可以从事舆论监督。因此，需要从多层面的角度来观察新闻监督，而非单一层面的解释。

我们可以比较2005年的6月这几则新闻的处理:

6月8日:河南副省长买凶杀妻。6月10日:广东汕头宾馆大火6月10日:黑龙江百名小学生死于洪水6月11日:河北定州血桉，平民械斗6月18日:安徽泗县假疫苗伤童

很显然河南副省长买凶杀妻桉，涉及重要官员，中国媒体是不可以充分报导的。新华社稿仅简单带过，香港《亚洲周刊》则有大幅报导。值得一提的一个怪现象是，内地媒体信息显然很不灵通，甚至在这位副省长被捕后，还在报上表扬其人大作正面宣导！

黑龙江洪水事件较受重视，新浪网作了专题，报导较突出。汕头宾馆大火在《南方都市报》报导较多；定州血案报导则相当少。

舆论监督的报导不是不能做，但确实仍然有高度的风险，我们以《南方周末》为例来说明。

一位《南方周末》记者的来信告诉我:当期的《南方周末》被禁了四篇稿子，最后竟然缺稿子填充版面，被禁的包括前面提及的副省长杀妻案报导、“宁安洪灾”也被禁、“汕头大火”亦被禁、“定州血案”当然更被禁。结论是:本期本报，尸横遍野。

不过，另外有一个安徽泗县假疫苗事件，则做得很大，从上到下各媒体都铺天盖地的做。从以上讨论，我们总结一下舆论监督的尺度:

第一、高度敏感、易激发民怨，均不可报导，如副省长杀妻、定州血桉。(报导者后遭惩处。)

第二、对地方政府形象造成一定损害，可报导，但有节制。如黑龙江大水、汕头大火。

第三、被追究者是小人物，俗称“打苍蝇，不打老虎”。如泗县疫苗桉。

不过，“打老虎”也有玄机，老虎也并非完全不能打的，但是不同类型媒体处理的分寸即有所不同，以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下台事件为例，《人民日报》又是刊在气象版，《北京日报》亦摆在不显眼处；《人民日报》的子报-《京华时报》，则以头版头刊出。由此可见，即使同样的报团亦有不同的排版方式，当然这也是大陆报业改变的轨迹。

肆、Chaos:混沌

中国传媒从控制、变化，再到混沌，出现许多现象。近三十年来，从非市场化到市场化，有明显的前进。管制也从严控到逐步的松动，开始显示变化。新闻媒体有两个战场，一个是在争取自由空间，一个是在争夺市场的份额，这两个战场不完全一样。所谓媒体竞争，指的不仅是商业竞争，如何扩大发行量、市占率，也是自由竞争:在一个“严控”的情形下，如何争取自由，走向业化，例如，备受关注的《财经》和《南方都市报》两个媒体，便是在争取自由空间的战场中，前进的步伐最为明显而引人注目的媒体。

既要听话，又要赚钱，这已成为很多总编辑的现实选择，但往往也造成新闻专业失守。例如:有一个摄影记者在一个大雨天，扛着全副装备的摄影器材，在下水孔盖附近，等候路过民众骑脚踏车经过并因暴雨涨水而滑倒的画面。显示新闻为了追求市场，却可能无视于新闻伦理和人性。

另一个桉例也显示出日益严重的新闻伦理危机:2005年，报纸上出现了一个少女捐肝的报导，被称为是2005年“中国第一感动”的新闻事件。内容是一位未满十八岁的少女，看了CCTV的节目《感动中国》，节目内容为母亲捐出自己的肾给女儿等。天真的少女也决定捐出自己的一部分肝脏，给需要的病人，于是签了字，媒体也报导了。

但忽然少女消失了，原因是家长说由于少女年纪太小，不能捐肝，便将其带回家。少女的家在四川的小县，《天府早报》领导便召开编采会议，认为不能看着一个重大的新闻就这样熘走。决定派出四个记者和编辑，赶赴少女老家，劝说少女回来捐肝。少女真的回来了，父母也跟着回来了，跟报社谈判。报社很高兴，因为少女回来了，每天都是新闻，每天都是关于少女要捐?不捐?捐的条件等等。终于少女要推进手术房，当天新闻标题是“悲情捐肝，女儿笑的坦然，妈妈哭的揪心。”照片也拍到伤心的妈妈，而旁边站的是报社的记者。

这则新闻，表面上似乎是非常正确的，助人为乐是高尚品德；而商业上，也能够有效吸引读者眼球，增加发行量、阅读率、影响力。这在中国称为“策划新闻”，但是背后却隐藏了严重的新闻伦理失序。今天中国媒体的情形就是这样，迈向自由的步履，迟滞不前。

而中国新闻史最可耻的一页，则发生在2004年，中央电视台竟然在俄罗斯发生人质绑架危机的时候(2004年9月6日)，在电视上进行有奖征答:请问俄罗斯危机目前共造成多少人死亡?选项A、402人，B、338人，C、322人，D、302人。并要求答题直接发短信至中央电视台。这个短信征答的背后其实是一个商业活动，由电视台与电信部门合作。众所周知，中国是人口众多的短信大国。但这真是丧尽天良的事情，别人的国家与人民受难，我们在这进行有奖猜题。这事惹火了中宣部，因为涉及中国与俄罗斯的外交问题，因此，中宣部把每一层把关的编辑人员撤职。但我们要问，这是怎么来的?

这就是由于前面这种又要政治正确，又要搞市场化的媒体发展空气下所产生的畸形现象，与少女捐肝与拍摄雨天摔车没什么两样。更深一层来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由于党跟国家的垄断企业，会造成权钱结合的怪胎，浮出表面的便是一种恶质化的媒体现象，缺乏专业与人性。

我常常这么看:今天的中国，进步、停滞、甚至倒退，是同时并存的。2006年的冰点事件中，媒体遭到整肃，龙应台及时的发表“请用文明说服我，致胡锦涛的公开信”，震动海内外共同起来声援《冰点》，一个月后，《冰点》保留了，但主编被撤职；事件至此似乎打成了平手，一比一或者零比零。

《冰点》虽然遭到整肃，但是，新闻媒体并未气馁，我们来看另一个桉例，2006年中国媒体出现了两大报导禁区，一是文革四十年，另一则是唐山地震三十年。虽然中宣部禁止唐山报导，但事实上却出现了大量的报导。我比较了这一时间新闻的出现量，文革的新闻报导确实被消灭殆尽，但各大网站却出现了唐山地震的专题，包括新浪、网易等等，还有活跃的个人博客。

原来，他们报导唐山地震的策略，是由各大网站和商业性小报一同发起“唐山寻亲”活动，报导当年获救的人想要寻找并邀请救助他们的医生或士兵，再度回到唐山去看看。这是一个以感情、人性为诉求的议题和征稿过程。中国传媒把真情、真话作为“唐山报导”的传播重点，用人情、人性、民意、民间、公益、公德、公众权利、政府职责等，构成当局难以限制的话语空间。

在大量的寻亲报导之中，就不期然的出现了尖锐的文字，《南方都市报》在这篇评论〈请让唐山市民正当哭一场〉之中批评了官方的仪式:

“一大清早，武警就开始驱逐百姓。不获入场的只好站在警戒线外，甚至要用望远镜才看的清纪念仪式，一场应该属于他们的仪式。”

原来武警封锁现场的原因是胡锦涛要来，这样的言论其实非常大胆，后来还遭到中宣部严厉批评。但这次的报导竟然能够冲破了中宣部的禁令，也可以说是中国特有的“混沌”现象。

另外一个有趣的桉例是，CCTV《新闻调查》的记者柴静采访我，做了一期唐山三十年的报导，但媒体领导本来根本不让此节目制作，柴静等人硬是突破禁令；但制作完成后，领导审查后仍不允许这则节目播出；柴静坚持领导看了这则内容后再决定；领导看完真的颇为感动，还掉下眼泪，但仍然板起脸，删除了一些较为尖锐内容，便也播出了。

播出后，中宣部领导打电话来关照，认为此节目违反禁令，表示要处罚，处罚的方式则是命令制片人再制作一个歌功颂德、颂扬社会主义的节目，要求在五天之内去唐山采访连带制作，下一周就得播出。于是六个编导车轮大战赶工出来，制作片人说:“恶心，实在恶心!”但接着说，“值!”

这就是今天中国传媒，进了两步，又退了一步，但还是进了一步，从这个具体桉例中，也许才能较为理解中国媒体的真正状况。

改变受到控制，控制却正在改变，我们在控制底下改变，也发现控制出现了改变，控制与松动其实是同时存在。

伍、网路的崛起

观察2007年中国传媒最新的演变状况，可以发现的是:官方的控制更精致化，政府越发精于公关操作。调查报导则陷入困境。2007年的调查报导比前两年都不如，被禁止的题目太多。但是，有一项另人特别关注的现象，则是网路媒体的表现十分惊人，远超乎我们意料之外。

例如，2007年济南“7.18”暴雨中的受难者，官方公布只有26个人，按照政府规定，灾难人数只能根据政府发布数据，不许媒体自行报导。但是，门户网站腾讯(大家更爱称它QQ)总部向全部的QQ网友下达召集令，请网友帮助寻找受难者的照片、事迹、影片，以及任何网友所看到的事件。当天晚上很快就收到网友的资料、影片，内容非常感人。我发现这是网路创造出的一种从来没有的调查方式，它的速度惊人，因为从来没有一种媒体可以这么快速地接近真相!这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叫做网路时代、公民记者时代。这是未来可看到的一个希望。

另一个桉例是，QQ提出了一个“晒工资”活动给网友参与，目的是了解中国的工资情形，请每位网友公布他的年龄、工时、及工资等，就可以真正了解中国工人详尽的工资水准。我原来以为这里面会有人恶搞，结果几乎没有，共有1，388人参与，公布了1，000人左右，政府的数字不实就不攻自破。

进行网路媒体创意的不仅是民间的公民，也有正规媒体联手，很多在官方媒体工作的年轻优秀同仁也利用网路，大展身手。例如，柴静利用网路向公民收集豪华公共建筑照片，她的征稿启事是这样写的:

你从来不知道这个楼花了多少钱，也没有人认为有必要告诉你，虽然这办公楼上亿的造价，是你这样的人每个月从工资里扣出去的钱，不够的话，它可能是你父亲养老的钱，是你母亲治病的钱，是那个每天在跟你眼前伸手乞讨的人本来应该得到的钱。你中考的政治题里有一道“公民如何行使监督权”？有什么意义？从明天起，如果你经过它，拿起你的相机，拍下来，或者用笔记下来传给我们。你是公民，也是记者。

这个帖子后来被《天涯论坛》转录出去，网友提供了非常多的照片，包括各级政府的豪华大楼，照片也很难造假，因为建筑物本身就是在那边，很容易核实。很多所得甚低的地方政府的大楼竟然盖得和美国的白宫和国会一样豪华堂皇！而这又一次让我感受到网路以及公民记者的力量，将会改写中国的新闻史。不过，很可惜，这件事并没有完成，因为中宣部开始对《新闻调查》这个节目和柴静发出严厉的批评与查处，禁止这个节目的制作播出，中央电视台同时点名柴静三十几次！网友只好质疑:“柴静被河蟹了？”(“河蟹”谐音胡锦涛所说的“和谐”，网友拿来借用，被河蟹了就是说柴静的博客被关闭，河蟹因此成为控制的另一种修辞。)

陆、结论

最后做一个小小的展望，中国传媒会走向什么地方呢?根据这张星空趋势图，应该有四种可能性。左上角的极左是倒退的可能性，目前几乎不存在，因为要从市场倒退到非市场，或者再回到文革时代，实不太可能。不过，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近来几次的表现也让我有点忧心。左下方“金权共谋，听话发财”，也是前面已经讨论过的，既要赚钱，又要在政府允许范围内报导，往往放弃新闻自由来换取经济利益，这是目前重要趋势，未来也很可能继续如此。

第三种是将来中国如果发展成宪政社会，如香港、台湾，但毫无疑问的，一定会出现“市场万能，恶质媒体”，媒体炒作煽色腥的现象。无论如何，我们一要警惕不要回到极左最坏的可能；同时，我们当然要努力朝着右侧中部――也就是自由与责任的“公共传媒，自由负责”的方向前进，自由而负责是媒体永恒的命题，也由新闻人自己的良知所建立的；事实上，每一个传媒人从现在就可以开始做，并不必依赖政府。

（钱刚：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曾任《南方周末》常务副主编。本文原载于《台大新闻论坛》第七期，2008年7月，原文链接：http://ntujournal.typepad.com/files/7-3.pdf）

【拓展阅读】

钱钢：黑幕就这样揭开了

    （本文原载于2013年1月13日《明报》。）

2013年中国的首场风波，起于我曾工作过的《南方周末》，我不曾想到。一个多月前，我在香港大学演讲《十八大与中国政改前瞻》，希望政改从善待媒体、善待百姓起步，答问时有朋友认为过于软弱。未几，这“软弱”诉求便遭遇强悍对手。

这场风波被称“南周新年献词事件”，其导火线，是《南方周末》2013年新年特刊在制作时遭广东省委宣传部粗暴干预。各界抗议声中，新闻审查成众矢之的。

要读懂本次事件，两篇文章可供参考。一篇是著名媒体人程益中先生的《中共钳制媒体揭秘》，一篇是曾礼先生的《究竟谁删改了南方周末新年献词》──曾先生是派驻《南方周末》的审读员，他在事件中发博客反戈一击，提供了关于新闻审查的确凿证据。

中宣部“阅评”与“禁令”

确切说，内地并没有国民党时期那种成文的新闻审查制度。毛泽东时代，舆论一律，自不必论。邓时代，新闻改革曾被提起，中宣部一位副部长曾提出“报纸登什么不登什么应当由报社自己决定”，但六四后媒体回到严控状态。江时代，对媒体的日常管制主要通过“事前禁令”与“事后追惩”。

我在1998年到2001年期间担任《南方周末》常务副主编，见证了诸多“禁令”与“追惩”。禁令是在出版前规行矩步，追惩则是通过宣传部阅评组对媒体实施监控，发现“问题”则下令惩处。那时《南方周末》平均每年收到十多件中宣部“阅评”，上级（《南方日报》）领导每每心惊肉跳，接到阅评即招我等谈话，商量检讨或处分事宜。我就是在这种“阅评”累积到一定数量时，因一文惹祸而中箭落马。

广东省委对《南方周末》有过保护。我当值那些年，环境逐渐恶化。但那时，尚没有来自编辑部之外的事前审查。我在《南方周末》期间，参与过三期新年特刊策划制作。这三个特刊，是编辑部自主制作的。

程益中说，江时代后期，宣传部门的“禁令”已转入地下，不形诸文字。2005年后，控制加紧。中宣部继阅评制度后，又创立审读制度，向各重要媒体派出审读员，对媒体的内容实行刊前审查。同时，一批忠实的宣传官员被任命为报纸总编，严防死守。已经如此草木皆兵，对一些视为异己的媒体仍不放心。宣传部干脆跳到台前，对《南周》这样的报纸发威。

审读员曾礼先生披露，自从2012年5月新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庹震到位后，对报纸的管制和监控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南方周末》每期选题都要上报省宣，批准后才能采写；重要报道和社评，都要报省宣审阅后才能出。有一次报纸已开印才通知撤稿，结果印了十几万份报纸作废（另据南周朋友告之，2012年发生过4次报纸开印后停机销毁事件）。

2013年南周新年特刊的制作过程，实属当今内地新闻审查的活标本。这次风波中，《南方周末》新闻职业伦理委员会发布了新年特刊出刊过程，所列事实，班班可考，活画出新闻审查之蛮横粗暴。

我数次经历南周特刊操作，知道特刊是《南周》知名品牌，为读者关注，策划过程十分艰辛，在动辄得咎的舆论环境下尤其不易。本次特刊在2012年12月初开始策划，初步决定主题为“过河”。编辑部的方案报给总编辑黄灿后，一直没有回音，直到中旬，黄灿提议，以“中国梦”为关键词，明显是要迎上所好。

《南方周末》如何连挨五刀

12月23日，编辑部拿出策划文案，24日，黄灿将策划案送省宣审查。这是新年特刊制作中的第一次事前审查，这种审查还将反覆多次，《南方周末》为此身挨五刀：

第一刀：多个选题被否。26日，传来省宣第一次意见，意见似集中于“人物”。多篇人物报道被令撤除。

第二刀：新年献词两度送审。《南周》的献词原稿题为“中国梦，宪政梦”，黄灿不满意，修改，送审；奉命再改，再送审。31日的送审稿减至1000字，标题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梦想”。

第三刀：大砍版面。31日晚，流程已到最后阶段，黄灿传达省宣意见，年度新闻事件盘点整个板块被删除。稍后又有指令，再有两篇文章被撤。编辑不得不对花近两小时重新调版。

第四刀：欲颠覆头版。在编辑做版期间，黄灿用手机拍摄头版版样，发给省宣审查。2013年1月1日零点前后，黄灿突然转达省宣最新意见：第一，头版大禹治水图格调偏暗，且易被外界做歪曲解读，要求换成一张航母的图片；第二，不能用“中国梦梦之难”这六个字作为特刊标题。听到这种意见，编辑的情绪几乎崩溃。预订签版定样时间早已超过，大改几无可能。最后经争取，大图保留，头版标题改成“家国梦”。

第五刀：最蛮横的一刀，发生在报纸编辑流程已结束后。1月1日凌晨3时，完工，特刊诸责任编辑集体署名签版、常务副总编最后签字出片，责任编辑们关闭手机休假。然而，天亮后，省委宣传部却召见总编副总编，责令改版，焦点是头版和献词。省宣提出在封面大图上增加一段导言，此事后来在网络上被传为系部长庹震亲自撰写。目前可知的情形是，导言由副部长口述、南周副总记录、手机短信发回送审，省宣改定发回见报（这段发生低级错误的文字，究竟经谁审定，仍不详）。另外，责令已定稿的献词第三度送审。审后的献词被删几十字、加入一百余字。惟一一处“宪政”字样被彻底消灭，加入的百余字包括“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等十八大报告用语（何人所加，亦不详）。1日晚，省宣再发指令，将封面标题改为“追梦”。在责任编辑、校对均休假不在班的情况下，南周总编、副总编二人只好亲自到出版室操作，落实省宣审查意见。

阅读本文的读者中，相信有许多传媒朋友。请问诸君，见过这样的出报流程吗？对内地的新闻控制，我不能说不熟悉，可是眼前的事实仍令我震惊！还有什么不在巨细无遗的管控之下？策划案、选题、题目、文稿、图片……一切一切，都必须唯“萱萱”之命是从，而报纸的记者、编辑、总编，都沦为被驱使的家丁。《南周》的员工，常连续数日不眠不休，不是为了提高报纸水准，仅仅是为了应付审查官的折腾。这样的折腾，一而再，再而三，经年累月，无休无止，一如噩梦。

《南方周末》是一件产品，一件商品，当然是特殊的商品；它是一家市场化运作的企业，当然，老板是党。可是，今天中国总算已有“现代企业制度”，试看今日之国企，还剩几家，上级党组织可以视管理层为无物，到企业指手画脚，恣意妄为？中国计划经济的痼疾，那些最陈旧最丑陋的东西，如今竟顽强存活在宣传​​管理系统中。

第一声​​“不”

南周事件的最大意义是揭开了黑幕。在此之前的许多年里，新闻审查变本加厉，事前审查肆意横行，然而一切皆在黑箱之中。这些年，《南方周末》的忠实读者发出愈来愈多的叹息──报纸批评和监督的锋芒削弱了，许多重大事件的报道，南周缺席，版面上多了莫名其妙的官话套话。原南周记者李海鹏在微博写道：“我02年到《南方周末》，09年离开，亲眼见证它无一日不在严苛管制之下。一棵树，今日断其一枝，明日断其一根……”读者未必知道，正是那些事前审查的手，抹去了几多真相，禁锢了几多真言，掐灭了星星点点的思想火花。《南方周末》的员工们打落牙齿带血吞，哑忍已久，这一次终于走到极限。

他们的诉求有限，只是废除事前审查（出版前预审），要求编辑自主。经此一役，宣传部应有所忌惮，但任命听话的总编、禁令、追惩，这些手段将延续。兑现宪法第35条，给人民言论出版自由，路还长。

然而毕竟开始了。体制内第一声“不”喊出来了，规模空前的博弈发生了。相信领导人会明白，何为利，何为弊，谁是给他们减分添乱的恶吏，谁是新政正渴求的呼应者支持者。真的，请从善待媒体、善待百姓开始，政改，不能再拖延了。

（标题为编辑所拟，原题“《南方周末》与新闻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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