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的政治遗产
他佝偻着坐在轮椅中，受多年糖尿病折磨，脸浮肿得不成样子，已不能亲自宣读总统致辞，只能听着秘书长何宜武代读。突然，台下有人扯起白色横幅冲着他大声抗议，然后是更多人响应起哄。
多年来熟悉了台下万人齐呼“总统好！”的蒋经国眼神迷茫，为什么重申推进民主改革决心的“总统”致辞，得到的竟是民主人士急不可耐的喧哗？他朝着嘈杂的人群凝视片刻，缓缓别过头去，满脸的落寞茫然，被推离主席台。
1987年12月25日的“行宪纪念”大会上，蒋经国留给世界最后一个镜头。19天后，他告别人世。
他刚刚拔出关着民主的魔瓶的塞子，就戏剧性地亲睹专制强力治下的井然有序到民主之初的喧哗沸腾，领略了民主时代人们对旧权威的不知感恩和不屑一顾。这是日后台湾社会场景的第一次预演，也像是历史为一位勇敢的开创者精心设置的一次英雄谢幕。
其时，他几乎已丧失视力，看不清台下，更无法预见未来，但他能听到远处在地平线上不断汇集的声音。
台湾人为什么要杀我？
“Let me stand like a man！”(让我像男子汉般站起来！)
穿风衣的年轻人被塞进警车前大呼的声音，蒋经国终身难忘。
1970年4月24日，美国当地时间中午12时10分，蒋经国在严密护送下抵达纽约广场大酒店，在这里等着他的是远东工商协会的一场午宴和酒店外几十个举着横幅的台独分子——对这类稀稀拉拉的抗议，见惯世面的蒋经国早不以为意。
当他在簇拥下走近酒店正门时，一个人突然从侧边的大理石柱后闪出，朝蒋一行大扔传单。此人刚被制止，人群中又冲出一风衣男子，在蒋经国身后拔出手枪，大叫“为台湾人报血债冤仇！”紧挨刺客的美国警察闪电般托起其手腕，子弹偏高射入墙壁，刺客未及开第二枪，就与同伙被一起制服。
风衣刺客是台湾来美留学的康奈尔大学博士生黄文雄。黄文雄憎恨蒋氏政权，源于他老实巴交做公务员的父亲在台湾早年“白色恐怖”中入狱，而台湾的“特务头子”即蒋经国。出国留学后，黄迅速成为“台独联盟”成员。
虽然蒋经国在美期间多次表达他对此事不以为意，但“4·24”枪击事件的巨大刺激实际上令他终身难忘。
“台湾人为什么要杀我？”
蒋经国是一个为民主时代的政客立下标杆的独裁者。他既非拥有超凡个人魅力的克里斯玛型领袖，亦非乃父那种刻板严肃的强人型领袖，更非善于故作神秘、营造高高在上氛围的非人类形象的领袖。
蒋在台湾公众面前的形象，始终与牢牢掌握着军警宪特力量的独裁者无缘，相反，在公众印象中，他朴素犹老农，豪迈如老兵，亲民若乡老，赤诚堪比苦行僧。他是一位可以与任何人握手，永远满面笑容，永远与民同乐，能让人认为他是人民一分子的独裁者。
集权柄于一身的独裁者大都勤政近乎自虐，而蒋的勤政，并非事无巨细统揽大权的案牍批阅之勤。作为一个理想主义时代的前共产党人，他比任何人更深明“深入基层工作”的方法和意义；作为一个在大陆江山丢弃最后时刻曾试图挽狂澜于既倒的“太子”，失去民心的教训，他的体悟来得比旁人更深刻。
蒋经国早年的苏俄经历和蒋介石要其苦学儒家先贤大哲的训导，使他身上有着中国传统儒家“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执政思想与列宁主义群众路线结合醇化后的双重特质。
1950年代台湾修筑中部横贯公路时，参与工地建设的蒋经国与筑路“荣民”同甘苦。渴了，与工人一样嘴对着水龙头喝生水，或直接用炊具打水喝；饿了，随手抓个馒头就啃。他年近古稀方接过大位后，在台湾各穷乡僻壤探求民隐，常会脱下鞋子涉水而过。即使遭受糖尿病的苦痛折磨，外出视察时，依然会饿了直接向小饭馆买个盒饭就吃。
“台湾人为什么要杀我？”在那次一生中最危险的遭遇之后，蒋经国经常自言自语。
与蒋介石从大陆败退后认为杀人太少是最沉痛的教训之一不同，蒋经国认为，政权的稳固首先在民生。
蒋经国掌权后，于1974年提出振兴台湾的“十大建设”。该计划虽有典型苏俄计划经济的长官意志色彩，且部分项目已在今日被认为是败笔，但由于正好施行于台湾经济腾飞之时，无意中为其提供了基础设施准备。
1951年到1970年的前20年，台湾人均GDP从137美元上升到364美元，但从1970年到蒋经国离世的1989年，人均GDP已变成7097美元。
尤为难得的是，蒋经国主政年代，台湾社会始终未出现贫富分化随经济增长而加剧的情形。在几乎整个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台湾基尼系数一直低于0.3，为世界人均收入分配差距最小的社会之一。
以今日眼光看，蒋经国固非经济内行，台湾经济奇迹亦不应忘却那个时代每个客厅都是工厂、每个家庭都参与“标会”融资的全民奋斗，但蒋经国超拔任用大批留洋归来的专家人才，不只培固台湾根本，也为政权从专政型政府过渡为服务型政府打下了坚实基础。
那是一个台湾全社会积极向上的振奋时代，企业的第一单海外业务，家庭添置的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摩托，个人第一次到海外当观光客，国民第一次分享到棒球队夺得世界冠军的扬眉吐气……
一个时代仿佛就在蒋经国勤政为民的深心大愿中恢宏展开，直到那粒子弹与他擦身而过。那个刺客的喊话，让蒋经国深刻感受到，仅有民生，是远远不够的。
亚细亚的孤儿
蒋经国一直对“台湾人”这个称呼深具戒心。
1949年，两蒋诀别大陆，退守台湾。蒋介石称：“过去一年，实为平生所未有最黑暗、最悲惨一年，惟自问一片虔诚，对国家、对人民之热情赤诚，始终如一。”
不过岛上的民众并没有感受到两蒋的“热情赤诚”，一纸“戒严令”让台湾陷入38年的“白色恐怖”。“反共救国”、“保密防谍”的口号普及全岛。台北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取代了南京的雨花台、北京的菜市口。
从郑成功时代开始，台湾就在一次次被光复中重演长期孤悬海外的宿命，所以台湾人称自己为“亚细亚的孤儿”。
这次台湾光复，国民党军队的枪炮又造就了“二二八”的流血记忆。高雄冲突中，议长彭清靠率民意代表到高雄国军司令部，要求撤走在市区滥杀民众的巡逻队。其中一位民代大骂蒋介石，惹怒司令彭孟缉，三位民代被当场枪毙，彭清靠也被捆绑入狱。
事后，彭清靠之子彭明敏在回忆录中说：“到了这个地步，父亲甚至扬言为自己身上的华人血统感到可耻，希望子孙能与外国人通婚，直到后代再也不能宣传自己是华人。”受父亲影响，彭明敏后来成为“台独教父”。
事件之后，一群又一群民国军政要员、社会名流和家眷从基隆港下岸后，直接搬进台北后来被命名为“南京路”、“杭州路”的街区。上至“总统”，下至“警总”，没有一个人能听懂台语，却拥有这座小岛上至高无上的权力，“外来政权”和“外省族群”从一开始就被贴上“原罪”的标签。
子承父业的蒋经国深知台湾岛内巨大的族群隔膜。刚迁到台湾时，他的儿子蒋孝文与伴读的同学一起进入一家本省人为主的学校，结果被师生集体孤立，小蒋原本成绩不佳再加上语言不通，被迫转到外省子弟为主的学校。
只把这里当作“反攻大陆”跳板的两蒋，对消除族群隔阂的重要性起初不以为意。
蒋经国低估了本省人的愤怒，他一面清剿岛内的异议分子，为维护台北的正统地位，同时也强力压制“台独”分子。哪怕1960年代蒋经国已明白“反共复国”早已沦为无法实现的口号，但为压制“台独”，蒋经国仍多次公开以“我是台湾人”为抨击对象。
蒋经国说：“有一个人去国外旅行，海关问他是不是中国人？他说：不是，我是台湾人。这算什么？……今天我们1600万中国人，明明是黄帝的子孙，而自己竟然否定自己是中国人，天下还有比这个更可羞耻的事情吗？！”
他告诫台湾人：“中国人就是中国人，中国人就是黄帝的子孙，中华民国的国民，就是三民主义的信徒，我们确定这一原则。”
尽管国民党政府宣称“中华民国”是中国惟一的合法政府，然而到了1970年代，国际社会抛弃了“中华民国”。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弃儿，日益陷入自欺欺人的窘境。
现在，轮到蒋氏政权成为“亚细亚的孤儿”。
但直到1978年，美国《读者文摘》记者大卫·瑞德问选台籍的谢东闵做“副总统”的蒋经国，“是否会有更多台湾省籍的人担任要职？”蒋经国依然回答：“我提名谢东闵竞选副总统时，从没去想他的籍贯，我只知道他是中国人。事实上，在台湾的都是中国人，诚如谢先生所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只不过有些人来得早、有些人来得晚一点而已。”
仍是那掠过头顶的一枪，让他听懂了台湾本省人的声音。
1987年，蒋经国与12个“台籍耆老”谈话时，身段已较当年大为柔软：“我已经是台湾人。”在台湾住了40多年后，蒋经国终于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
汪洋中的一条船
“总统，安克志大使和班立德政治参事已到。”
1978年12月16日凌晨2时，睡梦中的蒋经国被侍从摇醒。美国驻台“大使”安克志宣读卡特总统致蒋经国的信：台北时间16日上午10时（也就是7个多小时以后），卡特将宣布美国与新中国自次年1月1日起，开始建立外交关系。
突如其来的消息让蒋经国大发雷霆，痛骂卡特不讲信义：“我跟你美国是这么亲密的朋友，怎么可以七个半小时前通知我，又不许我宣布？我告诉你，我此刻就要宣布。”蒋经国当天清晨即发表公开谈话。
一度沉寂的岛内言论伺机而起，蒋经国当即根据《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签发“三项紧急处分事项”：全面加强军事戒备；维持经济稳定；延期举行“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
此时，党外人士正受到1977年“中坜事件”后许信良以非国民党候选人身份胜选的鼓舞，蒋经国的决定让他们感受到“无法生存”的危机感。岛内党外人士遂携“中坜”余威，组成联合战线，《美丽岛》杂志成为党外人士的变相机构。
1979年12月10日，“美丽岛事件”爆发，几乎所有《美丽岛》杂志社的核心干部都受到“军法大审”，岛内民愤激扬。刚刚就任“总统”不到7个月的蒋经国遇到空前的执政危机。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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