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昌海：遍地奴才是中国革命的催化剂
所谓奴化教育就是制造奴才的教育。只要是一个正常人，就没有任何人愿意当别人奴才，但有的人就偏偏成了奴才而不自知且陶醉在其中。目前，中国大陆十几亿人中，有多数人都处于被奴性教育而成为奴才，却偏偏喜欢骂别人为奴才。
现代社会中没有失去生活、生产基本条件而卖身为业的奴才。所谓现代奴才，是指那些没有主见而附和别人的言行，不知道怎么分析问题不知不觉的成为别人傀儡而当枪杆子和笔杆子及充当寄生虫之寄生体的庞大群体。这个群体就是中国大陆人中的那些思想和身体及精神都成为别人附庸而活着的人。因此，要谈清这个失去正常的判断能力而失去主见被奴化问题，首先要明白人的主见和意志从何而来的问题，这是谈清中国大陆人被奴化现象的唯一途径。
一个善恶分明、能明辩正邪的人，是一个能分辨大是大非的有主见的人。人的正邪观念越强，这个人的意志就越坚定，就越有主见，越能透过现象看事物的本质，从而看淡物欲“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其表现就是一个有“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有骨气的人，深明大义者。这样的人能视道义为生命，就是古人崇尚的重道义而轻生死，重道德而淡泊名利的士人，这样的人才有志气和理性及崇高的追求。也就是说：人的主见是建立在明辨善恶、分明正邪的基础上的。而明辨善恶、分明正邪的人，看待问题不是以名利和权力及阶层为基础，而是以圣贤之言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这样的人谁都驱使不了的，就是君子了。
中国古代这样的君子阶层就是构成名门望族和贵族的基础。什么叫“贵族”？不是他们有多少钱和权力，而是被世人公认有高贵思想和文化基因传承的家族，也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古国的中流砥柱。过去任何政权如果失去士阶层的支持，就失去了为政之本和合法基础，这才是为什么古代立国者为什么要巴结知识分子的原因，因为这些人都是有主见和高贵思想的群体，是社会德化和稳定的基础。
谈清了人为什么有主见和什么样的人才有主见的深层文化原因，什么样的文化造就什么样的人。明白这个原因就知道怎么去进行愚民教育怎么样培养和造就奴才了。培养奴才能简单的，就是破坏人的正邪和善恶的判断能力。当人没有正邪和善恶的判断能力的时候，就不知道应该坚守什么和维护什么，这样的人才是最容易被驱使和最好的奴才群体，也是最好的发动政治运动基础和打人的棍子！而传统文化本身就是奠定了人分辨正邪与善恶，在大是大非面前怎么坚守道德和维护、专爱整个社会环境的天、地、人三才一体的文化体系。要破坏人的主见唯一的办法就是彻底铲除传统文化，而要彻底铲除传统文化就是颠倒是非和歪批戏说以后加入自己的斗争哲学的邪念而为己所用。
——这就是“文革”和文革前后的以各种面貌出现的政治运动的本质。
中国大陆近代的各种运动说白了，就是以斗争哲学为纲的社会各阶层全面抢劫夺权实践和奴化人、制造暴民的运动，以斗争哲学来制造暴民为政治所用，这样既达到了自己全面夺权的目地，又达到了根绝士阶层的目地，更重要的是全面破坏了传统文化的文化载体的那些文化古迹和社会良心生存的土壤。也只有全面彻底妖魔化传统文化，才是铲除传统文化和彻底剥夺人的主见的唯一有效手段。当这样的以根绝传统文化之仁义道德作为自己政权立足之本的教育战略，全面的贯彻在文化教育战线的时候，这就是愚民教育的意义：培养和制造没主见的奴才。
愚民教育，是近代中国大陆式奴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教育部门的一些专家和学者就是专门干这个的行家里手，只是他们天天骂古代圣贤和无道德底线的侮辱自己的祖宗，却不知道自己的祖宗是谁和缺乏最基本的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因此才被人精心制造成了奴才和制造奴才的机器的牺牲品，不知不觉间就成了不知道做人基本道德，开口闭口就是政治的不知基本廉耻的政治动物。
有人说，奴才不如狗。这包含两个意思，一是奴才在主子眼里就是一条狗，最多也就是一条狗，甚至不如一条狗；任何一个精明的主子都知道狗忠诚，而奴才只是貌似忠诚。二是，奴才是被迫卖身的，奴才是自愿卖身投靠的，但奴才毕竟与奴才一样是人，他们本质上都属于被主子压迫的“阶级”，都有不甘的基因。奴才通常对主子毕恭毕敬，无非是暂时利益而已；当主子倒霉时弃主，就算是好的了，但落井下石者决不是绝无仅有。人类历史上“义犬”的例子太多了，比狗忠心的奴才–无有。比如那个卖力为“唱红打黑”鼓噪、创造并拼命贩卖“虫庆模式”、王立军的座上宾、瓜爸的门客司马某，就是一个自愿卖身投靠的狗。薄王初失势时，司马某也曾经为薄王叫屈，“司马某一条汉子”很是让人“敬佩”了一把，以为“奴才不如狗”的常识被“忠贞不二”的司马某“大师”颠覆了。但人们还是走眼了：奴才就是奴才，司马某还是“一条”，但不如狗。甚至把他与狗相提并论，都会糟践了狗的一世忠名！
知道司马某的人一定知道他喜欢上（做）节目，当然通常不是白做的，他靠这个混饭。这不，司马“大师”又做节目谈“安全感”了。网友“饕吃”问：“请问司马老师，瓜爸这两天又上新闻了，您有安全感吗？”司马某回答称：“你说的这个人交由司法处理，因此而丧失安全感的绝不会是我，而是另外一些贪赃枉法分子。大家想想看,连这个人都被绳之以法了，那其他的腐败分子，能不害怕吗？能不因此而丧失安全感吗？贪腐分子安全感丧上人（失）是老百姓的节日。”“老师”在话里用了“另外一些贪赃枉法分子”和“连这个人都被绳之以法了”，还是没把旧主子绕出去，反而套牢了。司马某再次昭示奴才永远比主子还要狠，因为奴才眼中除了主子，剩下都是连自己都不如的非我族类。
在主奴社会当奴才是一种荣光，如果连奴才资格都没有，那便是“畜生”和“垃圾”，必须“铲除”。主子总要标榜自己永远“伟光正”，但奴才往主子脸上贴金，那份谄媚之过火，常常造成反效果，有时令主子都恼怒。主奴社会自有潜规则，做奴才久了，思维和行事模式都十足奴化，阿谀主子时太过卖力，拍马常拿捏不准拍错穴位。而奴才对主子不喜欢的人与事，都百倍加码将之视若寇仇。譬如骆家辉虽让天朝诸多不快，主子还未怎么样，奴才们的诅咒已铺天盖地。主子厌恶香港的公民运动、自由媒体、民主力量，但未必有“铲除”和“冲走”之心，偏是奴才们咬牙切齿，欲将之“五马分尸”而后快。由此得出结论：品格更贱心肠更狠的永远是奴才一族。……
正因如此，许多中国大陆人早已不相信中国大陆有发生革命的可能，进而相信大陆政权是一条不会沉没的“泰坦尼克”巨轮。而最近的“南周事件”让人们看到，这种信念恰恰催生了中国大陆独特的革命机制。当中国大陆许多人都不再相信革命会发生的时候，因为大陆急剧拉大的贫富差距，有当权者看到老百姓会像历史上那样揭竿而起，上山造反。但当权者对革命的恐惧并没有促使其赋权与民，推动善治，想出来的办法就是拼命地扩大奴才的规模和人数。其逻辑其实也很简单：当天下人都成了奴才，不就没人会造反了！
然而，物极必反，遍地奴才恰恰可能成为中国大陆革命的催化剂。2012年11月30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主持召开反腐座谈会。座谈会上，专家们力主尽快建立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据南方都市周刊报导，与会的比较政治专家周淑真介绍，座谈会结束时，王岐山向与会的8位学者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王岐山称，“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人民日报》海外版也发表文章“王岐山为何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称该书所以洛阳纸贵，除了王岐山推荐外，更大原因是书中内容与当下中国的关联性，警示当前中国社会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前期有相似性。文章承认，当前中国大陆与大革命前的法国的人民，对权利意识觉醒和敏感，对特权、腐败、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当年，法国贵族在丧失政治权利后，仍占据高官显爵地位，保持特权，对人民漠不关心，顽固地维护自身利益，从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当今中国，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固化、社会不公等现象，成为不得不正视的挑战和考验。
王岐山此前已被媒体爆出曾向下属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据称，在一些关心国事的小圈子、甚至高层领导人中，《旧制度与大革命》正激起热烈的讨论。作为高级官员，王岐山不向官员推荐同样是论述托克维尔所谓“大革命”之后的另一场大革命——巴黎公社革命（1871年），而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王岐山荐书本身，在传达某种信息，就是以此书来表达他对弥漫中国当下的革命味道的反应。但他自己的读后感是什么，他从未对外提起，外界也无从知道。
《旧制度与大革命》从历史的角度捋清了法国旧制度中最繁荣的路易十六王朝与最血腥的大革命（1789年–1799年）之间的脉络。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起因作了详尽的描述，涉及革命前法国社会和制度安排的各个方面，概括为三个主要的层次。首先，从上层来看，法国革命前的“旧制度”已经发展出极其强大的中央集权专制。其次，从社会“中间体”来看，能够制约中央集权专制的主要力量已不复存在。第三，从社会底层来看，传统的社会组织方式解体，社会上到处都是普遍无助的个人，他们没有任何社会组织可以寻求保护。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发现历史上的大革命即暴力革命并非发生在贫穷时期，而是发生在经济上升并带来社会两极分化之后。因为在这种历史时刻，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底层的民众特别容易把愤懑转变为战火。
托克维尔对于大革命之前法国社会的一些片段描述，就像比喻当下的中国大陆，比如政权与社会的关系：“当人们读到十八世纪大臣和总督们的来往信函时，就会十分惊异地看到一个怪现象，臣民百依百顺，这个政府如此富有侵略性和专制特征，但当它遇到最微小的反抗，它便不知所措，最轻微的批评也会使它惶惶不安，简直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他这样描述缺乏政治自由带来的社会心理：“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旧制度与大革命》对大革命前法国的社会冲突及其发展过程的描写，有太多的地方，如果去掉“法国”两个字，活脱就是中国大陆社会现实的高像素图片。
在中国大陆，多年累积下来的多种社会矛盾越来越激化，沸腾的民怨犹如烈火干柴，一触即发，罢工、讨薪等群体事件风起云涌。一起交通事故也能诱发数千人的抗议。《华尔街日报》1月9日发表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大学政治学教授裴敏欣的评论文章说，《南方周末》反对审查的抗议,这个事件显示中国的社会变得更加桀骜不驯，并愿意挑战执政党的权威。
2005年，当局曾发表《社会蓝皮书》，从1993年到2003年间，群体性事件已由一万宗增加到六万宗，参与人数亦增加到307万人。北京其后不再发布有关数字。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最近接受《了望东方周刊》访问时透露，从2006年到2010年，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增加了一倍。他没有提及具体数目，但对照蓝皮书的数字和平均增加速度，2012年的群体性事件至少有十八万宗。以下是2013年1月份有关媒体对群体事件报导：青春悲歌，陕西数千襄渝铁路学兵游行索赔；广东清远民众围堵行暴城管百警解围；深圳城管围殴残疾卖唱人，千人围堵起冲突；广东江门村民抗暴，擂“战鼓”击溃数百特警；陕西上千农民工下跪讨薪，开发商是政协委员；富士康兄弟企业东莞台资厂上千员工打砸食堂；江西富士康数千员工堵路，警方喷辣椒水驱离；深圳数千员工大罢工大批警察戒备 ；深圳三千工人罢工，围堵镇政府抗议；粤汕头征地事件升级，数千村民扣压村干部；汕尾东涌罢工罢市，数千人上街游行示威；天津逾千出租车堵高速公路抗议。2012年则接连爆发上万人的抗议示威：浙江万人反PX项目掀警车 特警开枪施催泪弹；泸州交警打死人，万民拒警抢尸烧车，冲突如战场……。对此上海民众张君令表示，“很多高官的家属和子女都逃到海外，连高层干部都不信任党。从内部的腐烂可以看出其危机，现在社会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老百姓根本没有讲话的地方”。
1月14日，《纽约时报》发表资深媒体人西尧的文章表示，中国大陆党国一体、官商共谋，中共第五代的改革风险在于党政内部既得利益群体。在“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华盖”之下，党国一体、官商共谋的发展模式，滋生了琳琅满目的既得利益群体，挤占了几乎所有权力和财富的上升通道。其结果，财富分配的不公，不但大大抵减乃至摧毁了财富积累的正效应，而且对改革开放之初“共富”承诺产生的失信，持续性地侵蚀执政者的权威乃至其合法性。文章说，王岐山向全党推荐《旧制度和大革命》一书，正是对这种局面强烈不安和焦虑的流露，也是中共第五代对当前改革局势忧虑所在。
经济的繁荣加速了革命的到来。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说的这两个悖论无疑是中国大陆官方当前的噩梦。改革一定程度上已经变成了“排雷”，在目前体制内，由妥协换取稳定的空间已经日益逼窄，力度拿捏稍有不慎，就会被炸得粉身碎骨。英国期刊《经济学人》评论说，中国公民不再满足于经济增长的口号，他们渴望政治变革。中共第五代领导人如何处理日益增长的改革压力，将决定中国的未来。
中共第五代领导人清楚地了解人心的力量，特别是在腐败和官员奢侈问题上。在他视察地方的时候，他避免通常的考究宴会，媒体用“四菜一汤”描述他的更节俭、更开放的作风。但反腐败的口号将不再能够安抚中国人民，领导人需要开始改变整个制度。一张网上支持《南方周末》的照片显示十几个男男女女举着一个标语牌上面写道：“四菜一汤不是真正的改革。媒体自由才是真正的改革。”
据《阳光时务》报导，日前中共已故前总书记胡耀邦的三子胡德华表示，第五代领导人要改革，但如何走、怎样突破利益集团设置的许多阻力，并不是短期内可以成功的。他说：中国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利益集团，而改革“不可能让方方面面各个阶层的人都满意。”而时政评论员邢天行表示，有益于保官员的既得利益者，这样的改革不是民众需要的，要真正实现有利于广大百姓的改革。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就是，王岐山也竟然公开向学者推荐托克维尔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此举不仅推动更多人去想像中国大陆的下一次大革命，而且也让公开讨论此话题有了完全的合法性。
一百多年前法国发生的大革命，为什么会引起中国大陆人如此大的兴趣，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其实法国人在大革命之前，并无此种经历。按照托克维尔的逻辑，法国精英对大革命的到来毫无预见，也是促成这次大革命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中国大陆的情况完全不同了，中国大陆人对大革命全然不陌生。
托克维尔的书让中国大陆人浮想联翩，原因之一就是今日中国大陆的社会构造和心理，与大革命前夜的法国，已然有了更多相似之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具有独立个人意识的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很高。因此借助现代通讯技术，社会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大规模的政治动员。这和上世纪初中国大陆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当时中国大陆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民，对外部事务知之甚少。中共在城市发动革命遭到失败，但在农村竟然成功了。这得益于许多偶然因素，也极大地得益于中国大陆有农民造反改朝换代的历史传统。
不过，中国大陆的革命派今天若想再次利用这个传统来发动下一场革命，已经不可能。这是因为农民造反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有机会形成一定规模的武装割据，现代通讯和交通技术已经让国家获得巨大优势来阻止这种情况发生。若没有外部力量支持，靠武装割据来获得革命成功的概率几乎为零。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实例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正因如此，许多中国大陆人早已不相信中国大陆有发生革命的可能，进而相信大陆政权是一条不会沉没的“泰坦尼克”巨轮。而“南周事件”让人们看到，这种信念恰恰催生了中国大陆独特的革命机制。
当中国大陆许多人都不再相信革命会发生的时候，因为大陆急剧拉大的贫富差距，有当权者看到老百姓会像历史上那样揭竿而起。但当权者对革命的恐惧并没有促使其赋权与民，而是拼命地扩大奴才的规模和人数。为了不许革命，当权者把本来就缺乏自组织能力的大陆社会变成了一个人人都要竞相出卖良知、出卖尊严才能比别人过得好的社会。
可悲的是，这个举措与人性不符。谁想把天下人都变成奴才，其实就是在逼天下人造反。这是因为人是一种社会动物，人类在数百万年的生存竞争中演化出了超过其他生物的合作能力。这种合作能力不可缺少的一个要素，就是人天生具有感知正义和感知尊严的能力。这种感知能力的大小可能因人而异，对个人来说缺乏这种感知能力不一定无法生存，甚至还可能发达；但一个社会如果丧失了这种感知能力，就必定要灭亡。这就是人类社会为什么必然会发生对不公平的反抗，为什么必然有人会为了维护尊严会而不惜生命的原因。
过去中国大陆人不大好理解，为什么搞了七十多年，物质和文化生活远比中国大陆优越的苏联老大哥，竟然会在一夜间垮掉。现在开始明白，这种遍地都是奴才的社会，不仅会把人逼疯，也确实是能催生革命的。
2013年1月18日，大陆政府12年来第一次报告了惊人的贫富差距规模。国家统计局说，中国2012年基尼系数为0.474，而西南财大调查数据显示中国2010年基尼系数已经爆炸增长到0.61。基尼系数高于0.4常常预示着社会不平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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