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漢人（尤其是說北京話的）將所有詞語雙音節化的執念一直是讓人很無奈的一個習慣，影響到自己後代名字單名化也就罷了，「鮮族」、「蒙族」、「烏市」或許還可勉强一笑置之，但掐頭去尾的稱呼往往就會令其他族群錯愕，把某某喇嘛稱為某某便是個常見，往往令對話雙方產生極大差異觀感的錯誤。
也因此，在藏地行走，對於宗教精神領袖的稱呼，大約已成了一個人對藏人了解程度的試金石。「達賴」顯然是最讓人困惑和厭惡的，尤其在官方媒體幾十年來一概言之「達賴」和「達賴集團」之後，這個詞即使在一個什麽也不知道的漢人口裏說出來，仍然具有不敬和輕蔑的色彩；正式稱呼「達賴喇嘛」就沒有問題，雖然顯得生分，但至少不會像「達賴」讓藏人聽而遠之。
我第一次在藏地見到達賴喇嘛尊者的畫像，是在2009 年的康地夏天，一個理塘毛婭壩草原偏遠牧民家庭來此參加一個小型賽馬會兼享受草壩的最好季節。就這麽幾天的帳篷之旅，達賴喇嘛尊者的巨大畫像仍然被小心携帶，看着我們和主人吃肉喝酒。
後來走得多了些，在有限的觀感中，我發現康巴地區和安多地區掛畫像的比例大大高過西藏本土，安多熱貢（青海同仁）的下吾屯寺甚至在售票口「明目張膽」地張貼尊者畫像，我猜這種直接的表示，大約與青海和四川的藏人遭受更多文化困境有關。
藏人稱呼他們的尊者為嘉瓦仁波切比較多。因此，當我在金沙江邊的瓦卡村，跟村長次仁頓珠提起，在印度的菩提迦葉旅行，錯過了嘉瓦仁波切每年在那的講經時，主人就立刻引我到二樓經堂。那裏供奉着他花五百元「請」來的尊者畫像，而十世班禪喇嘛和當地上師的畫像也在旁供奉。
作為瓦卡的村長，次仁頓珠來往的官員見多了。喝着自釀的葡萄酒，他對我說，但凡有什麼人跟他說什麼成都好北京好，他心裏都懶得理會，但一說起尼泊爾和印度就很有興趣了，自己終歸有一天要去朝拜一番。我立刻想起在西寧去拉薩的火車上，一個日喀則的藏人搖着頭對我說，西藏現在是有寺廟，沒高僧，有修法之心的僧人走了太多了。
這個金沙江邊的小小三省交界，早已經「改土歸流」很多年了。瓦卡所屬的得榮縣，向來是巴塘土司屬地，民國才建立縣治。但可笑的是，縣城經過兩次大火，導致它「歸流」後半個世紀的行政史（1912 年～ 1950 年代末）檔案被燒一空，成了憑空而來的一個邊陲，跟它在1980 年代才通汽車倒是頗為相稱。
這麼多年的縣治，康巴地區自民國到人民共和國以來卻一直是藏地衝突頻發的「翹楚」，很難不讓人對政府的「歸化」工作心生懷疑。事實上，自乾隆朝大小金川戰役到現在，此地的藏人已有了省籍意識（至少在他們說漢語的時候）。瓦卡村和奔子欄隔江而望，親密往來，但一方說的漢語是康巴口音的四川話，一方是康巴口音的雲南話，彼此亦常以「雲南」、「四川」取代村名。面對奔子欄收費的金沙江第一灣旅游點、ATM 這些設施，瓦卡人不是沒有微詞。不過，當他們把原因歸就於「雲南藏區聽話」時，便仿佛也沒什麽可羡慕的。
在高山大河縱橫的橫斷山區，族群的差異原本就很大。就算曾經均屬巴塘土司治理，瓦卡村的話並不能和巴塘話相通，就算和江對岸的奔子欄語言能通，但從山區遷移下來的瓦卡人和原本就在河谷的奔子欄人還是有所不同。至於生死之交的葬儀，奔子欄人會將尸身剁後灑入金沙江中，瓦卡人則恭敬將完整的身體重歸河流。
但無論金沙江南北，到底都是同樣的康巴藏地。就像那天就着酥油雞喝下去的自釀葡萄酒，是村長去奔子欄的表姐家取來的；亦像我們離開金沙江，進入下擁峽谷深處後，在湖邊看到的梅里和白馬雪峰，不僅是「雲南」的，而是這片土地上所有人的掛念。說到底，兩岸的人都更在乎雪山和大江，浮屠和寺僧。就像次仁頓珠說的，那些來人跟他說起的平地繁華，真是抵不過高原藍天上的浮雲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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