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有组织，非暴力，低成本，可持续，窃以为是中国的抗争政治或称中国的社会运动应该具备的五大要素。南周事件正是在第一点即大规模的环节上实现了突破。
“当你们十个人时，我们会把你消灭，当你们一百人时，我们会把你逮捕；当你们一千人时，我们会把你驱赶；当你们一万人时，我们什么也不做；当你们十万人时，我们加入你们。”这是网上流行的一个段子，把大规模的意义讲得再清楚不过。
但在中国，规模问题一直是抗争政治或称社会运动的瓶颈问题。大规模靠什么？主要就靠普通人。没有普通人的介入，只靠少数精英，何来规模？何来潮流和气势？对拥有强大镇压力量的统治者，就不构成任何实质威胁。统治者就可以指哪打哪，让异议者付出巨大代价。而这巨大代价会对社会产生同样巨大的威慑作用，让绝大多数普通人因恐惧而丧失抗争意志，让社会运动因后继乏人而一直陷于低谷，无法突破规模的瓶颈。
中国从不缺勇于抗争的个人英雄。但无论涌现多少个人英雄，都没有解决规模问题。如果说中国的和平转型离不开抗争政治或称社会运动的倒逼，那么，如何从少数人游戏升级为大多数普通人共同的认知与行动，即抗争政治如何进入社会，就成了中国和平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
这正是南周事件的意义。1989年之后的社会抗争，能与此并驾齐驱的，恐怕要算前年发生在广东的乌坎事件。南周事件毋宁说就是乌坎事件的媒体版或中产版。乌坎事件能够成功避免强力镇压，并进而成功改组村政权，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大规模——几乎所有乌坎村民都奋起抗争。要强力镇压这么大规模的抗争，政治成本之高，足以令当局恐惧，迫使当局不得不让步。南周事件亦然。就连一向审慎的任志强、李开复等社会贤达，姚晨、李冰冰、伊能静等演艺界人士都站出来声援南周，更遑论普通的大学生、普通的城市白领乃至普通的公务员。在网上持续关注南周事件并发声抗议的普通人，规模至少在数千万之众。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向疏离政治、恐惧政治的中间人群，也汇入了抗争浪潮。在社会上最具规模、最具决定性意义的中间人群站出来了，发声了，但他们不是为个人利益抗争，他们第一次为了抽象的权利、普遍的权利即新闻自由、即公众知情权而集体发声、集体抗争，争取抽象的权利、普遍的权利第一次成为社会的共识乃至社会的集体行动，这才是南周事件最大的突破，最激动人心的突破。
由此不难理解，南周事件为什么令当局那么恐惧，缇骑四出，甚至对一向优容的任志强、李开复、伊能静等名人，也居然施以重手，或约谈（俗称喝茶）或封杀微博。恐惧原因不外三端：
其一是中间人群的抗争完全超出当局意料。权力的傲慢注定当局不在乎媒体人的感受及其抗争，在当局眼里，大不了吊销相关媒体。却万万没想到，一家媒体的命运会牵动巨大的中间人群，一家媒体会跟巨大的中间人群形成命运共同体，几乎撼动整个社会。这时他们才慌了手脚。
其二是整个事件的不可收买性。巨大的中间人群本来就是无法收买的。何况其诉求属于抽象的权利和普遍的权利范畴，不可能用任何现实的利益来置换。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这个传统的维稳思路至此失效。
其三是整个事件不仅有理念上的超越性，而且有地域上的超越性——因为北京指令多家媒体无条件转载《环球时报》陷害南周的社评，而激起相关媒体和读者的激烈抗议，以致《新京报》同仁集体抗命，火延烧到了中南海的眼皮底下。
可见，当局对南周事件的紧张反应，不是没理由的，稍有不慎就有可能翻船。最终软着陆而没有翻船，主要是因为南周同仁的克制和谨慎，始终把诉求局限于专业范畴，拒绝陈义过高扩大事态。当然也因为新到的广东省委书记，以稳定为主旨，愿意及时妥协。于是在取得局部胜利之后，南周同仁见好就收，风波随之逐渐平息。
南周事件如此结局，坊间颇多争议。部分人士指责南周同仁不坚决、不彻底、不英勇。南周同仁此次抗争，的确不完美，技术上大可商榷。但无论如何，像南周那样成建制地起来反抗自己的总编和主管自己的宣传部长，1949年之后还是第一次。痛骂抽象的体制易，反抗具体的领导难。南周同仁能做到这点，已属功莫大焉，所谓不英勇的指责基本不着调。
其次，南周同仁固然诉求低，但非坏事，恰恰是此次抗争能够发展为社会运动的重要因素。社会运动要突破规模瓶颈，要带动最大多数普通人，就必须设身处地为普通人着想。普通人抗风险能力都很低，他们的起而抗争，只能是有退路的抗争，有限抗争，而不是破罐破摔的无限抗争。这就注定了，能带动普通人的抗争一定要降低门槛。
南周事件无意切中了这一特定需求。南周同仁的诉求不高，只是底线诉求、中性诉求，不是对抗性的，不是反党反政府。但正是这样的诉求，最容易为中间人群所接受，因而对中间人群最具动员力。在中间人群看来，南周同仁有理有节，如果连那样克制的要求都不满足，则显然欺人太甚。中间人群也就愈加义愤填膺。加之抗争风险不高，没有构成反叛的可能，中间人群路见不平一声吼也就愈加理直气壮。
所以，无论后来怎样缇骑四出，都压不住沸腾的舆情。跟往常不同，这次社会不怕了，不仅不怕，还往往把被威胁、被喝茶当荣耀，拿到网上晒。恐惧之所以有效，是以被威胁者确实感到恐惧为前提。一旦被威胁者不把恐惧当恐惧，恐惧的前提消失了，恐惧也就基本失效了。当任志强、李开复等名人纷纷在微博上笑谈被喝茶，被喝茶对他们的千千万万粉丝也就不再神秘，被喝茶就成了当局无德无能的一个象征，被舆论所普遍嘲笑。其恫吓作用就在普遍嘲笑中被消解，社会也就在对喝茶的嘲笑中逐渐提升了勇气，逐渐走出了恐惧。
所以，诉求不高不是南周的错，恰恰是经验，值得以后广泛借鉴。这根本上是因为，诉求不高符合中国社会的成长水平。中国才刚刚完成民间社会的恢复性生长，还没有跨入公民社会门槛，社会的自主意识和抗争意识虽不断高涨，但相比正常社会仍有巨大距离。欲速不达，这种背景下的过高诉求往往揠苗助长，吓退中间人群；尤其会给统治者口实，导致无法控制的严重后果。
这即是说，中国社会的成长，还处在量的增长中，没到质变的拐点。但只要不发生1989年那样的历史悲剧，量的增长就不可逆转，最终会导致质的变化，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因此最重要的是社会条件的准备，是力量的积蓄。这就需要脚踏实地的苦干，需要耐心、坚韧，而不是空谈所谓英勇、所谓彻底。这方面，历史教训已足够惨痛。
更须强调的是，南周事件不是决战，而是阶段性事件。从传统民间社会向公民社会迈进，从通常的积怨倾泻到可持续的抗争政治，需要很多阶段性事件的积累。所有阶段性事件不是敌对，不是一步登天，其最大意义是公民训练，是通过大规模的持久的公民训练，来提升普通人的底线勇气，来提升社会的组织性，使中国社会升级成由一个个站起来了的公民和公民组织所组成的有序社会，在这个有序社会的推动下实现有序转型。南周事件，则是这种大规模公民训练的先声或者说起点。
对当局来说，大规模的公民训练的确是压力，而他们根本不习惯压力。所以他们笨拙而生硬的反应，乃至恼羞成怒，都是必然的。但中国社会再不可能回到过去，回到任人摆布的幼稚阶段。社会已经开始长大，对已经开始长大的社会只能主动适应，不可能再幻想通过管制和压服来使社会驯服。管制和压服非但不再有效，反而只会像南周事件一样地羞辱社会、激怒社会、最大限度调动社会，客观上成为社会运动的反向推手，加速危机的爆发。
总而言之，社会已非昨日之社会，而国家依然是昨日之国家，这是中国问题之关键。类似南周事件那样的磨合或阵痛，以后只会多不会少。是从中学习，积累经验，以政治智慧重建国家与社会关系，还是拒绝学习，一如既往地蛮力控制，最终导致国家与社会两败俱伤？我们正在这样的十字路口。未来百年祸福，皆取决于今天的选择。
笑蜀真名陈敏，2011年前曾任《南方周末》的高级评论员，现为北京《炎黄春秋》杂志编委，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纽约时报中文网原文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