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hony Burrill
最近在与一名记者同行交谈时，我表示自己对一种无休止的言论感到恼怒，这种言论认为，对那些深受康涅狄格州纽敦令人发指的枪击案打击的人来说，相信上帝是唯一慰藉。肯定会有一些伤心的父母和我一样相信，这是我们唯一的一次生命。无神论者无法从“死去的孩子们现在是天堂里的天使”这种想法中寻得安慰。“这就说明了无神论的局限，”同事回答道，“什么都不信，结果在人们承受苦难时不能提供任何帮助。”
人们广泛认为无神论者不相信任何积极的东西，这种误解正是为什么占总人口约20%的世俗美国人没能发挥与人数相当的公共影响力的主要原因之一。缺乏世俗社区组织是一个大问题。但是阻止我们的最强大力量，是我们自己不愿意既理性又饱含激情地去发言，尤其是在发生震惊全国的大事、群情激动之时。这使无神论者难以抹去“缺乏人性的智能机器人”形象。
世俗人士担心自己貌似在劝诱别人改变宗教信仰。在大学演讲时，过去我总是避免把自己扯进去，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然而经过多年，我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因为这种不自信的态度强化了人们对无神论者的误解，以为无神论者的信念与人生现实脱节。绝对有必要展示，无论是在战场上的散兵坑里，还是在人类受苦和死去的其它任何场合，确确实实都会有无神论者。
现在，当学生们问我是如何开始信仰无神论的时候，我会告诉他们，这可以追溯到我在7岁时首次遭遇小儿麻痹症疫情的经历。那是在1952年，一个9岁的朋友患了小儿麻痹症，只能依靠铁肺来维持生命。去医院探望他之后，我问母亲，“为什么上帝要对一个小男孩如此残忍呢？”她叹了口气，似乎流露出她也并非很有把握，然后说，“我不知道。神父会说，上帝一定有自己的原因，但我不知道这些原因会是什么。”
仅在两年后的1954年，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的疫苗就开始了根除小儿麻痹症的进程，我母亲抓住这个机会提出，也许是上帝指引了他的研究。我记得我回答道，“嗯，上帝早就应该指引医生们了，这样阿尔(Al)就不用躺进铁肺了。”（他在八年后过世，那时我已成了一名坚定的无神论者。）
当我第一次在教室里给学生们讲述这个故事时，让我深感欣慰的是，一名学生说，他看到一个严重残疾的同胞手足受尽苦难，因而对宗教产生怀疑，但是他从来没能与“一根筋”虔诚信教的父母坦率地讨论这个问题。一名无神论者能做的最积极的事情之一，就是为怀疑者提供倾听的耳朵，即便这名怀疑者仍是宗教信徒。
尤其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不管悲剧是发生在个人还是众人身上，我都会强烈地想起无神论的意义。当我试图帮助一个被阿尔茨海默症渐渐夺走记忆与生活能力的家人，当我看到致命的暴风雨过后无家可归的人瑟瑟发抖，当新闻媒体让我看到失去孩子的父母那种惨不忍睹的悲伤，我不必像所有有信仰的人那样，质问为什么全能而完美的上帝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挣脱所谓的神义论问题的桎梏，是一种积极的祝福，而不是对信仰的否定。对于上帝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威力来阻止滥杀无辜行为这个问题，西方一神论提供的答案是人类的“自由意志”，而历史上有很多人（其中一些人被当做异教徒杀害）并未就此放过上帝。
无神论者可以自由地关注这个世界的命运（无论这意味着去医院探望朋友，还是呼吁施行更加严格的枪支管制法），而不是试图向从未现形的来世主宰解释对错。无神论者并不想阻止信徒们从宗教信仰得到安慰。但我们确实希望人们尊重我们深信不疑的理念，即正是因为没有来世，我们在今世的行为才具备更大（而非更小）的道德意义。
当今的无神论者不妨效仿19世纪美国一些伟大的自由思想家，这些人坚持认为，理智与情感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
1899年逝世的罗伯特·格林·英格索尔(Robert Green Ingersoll)是他那一代最著名的演讲家之一，他体现了激情与理智的结合。英格索尔被称为“伟大的不可知论者”(The Great Agnostic)，他认为无神论和不可知论并无区别，因为人们不可能“知道”上帝究竟是否存在。他利用自己的世俗讲坛来宣扬一些社会事业，包括公正对待非裔美国人、保障妇女权利、实施监狱改革以及消除虐待动物现象等。
他还经常在葬礼上发表世俗悼词及提供慰问，明显把这当作一项重要使命。1882年，他在友人孩子的坟墓旁宣称：“站在这座小小坟墓周围的心碎的人，你们不必害怕。在这一切和未来无论什么事当中，更宏大更高贵的信念告诉我们，死亡，即便是最可怕的死亡，都只是完美的安息……逝者不再受苦。”
如今的世俗论者要做的，不只是发起防御性的宣传，称自己“没有上帝也能从善”。无神论者必须正大光明地站起来，而不是把自己称作自由思想者、不可知论者、世俗人道主义者，或称自己“关注心灵，但不信教”。最后那种表述源自心理学行话，其含义很宽泛，讲这话的人可能是担心遭到社会否定的无神论者，也可能是一个观望者，既希望享受信仰的理论效益（包括对永生的希望），又不想受制于信教的义务。无神论者也可能是世俗人道主义者和自由思想者（我承认自己是所有三者），但是对无神论者身份的回避，把我们逼进了一个柜子，使我们在悲剧发生时要么消失，要么被推到幕后。
为了承担起人类应该承担的责任（包括发生在街上和学校的暴力行为），我们必须以无神论者的身份大声倡言。我们必须展示出，无神论既建立在逻辑思维能力上，也建立在人类感同身受的能力上。虽然无神论不是一种宗教，但我们也需要以社区为基础的外展项目，这样对于街坊邻居来说，我们的活动人士就像神职人员一样能够被辨识出来。
最后，我们需要像英格索尔那样出现在墓地，力所能及地为人们提供慰藉。
奥巴马总统12月16日在纽敦举行的多宗教祈祷守夜活动中发表演讲称，“世界上的各个宗教——其中很多今天都出现在了这里——都源于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是什么为我们的生命赋予了意义？”他原本很容易对上述说法稍作修改，变成“世界上的各个宗教和世俗哲学流派”。他原本可以说：“痛苦是我们的，我们所爱的人却不用再承受苦难，不论你是否有宗教信仰，都希望你能从这个事实获得安慰”。
在现场乃至全国的观众当中，有些哀悼者原本能够因为有人肯定人生富有意义而获得慰藉——即便这些哀悼者并不认为死亡是通向另一次生命的大门，而“只是完美的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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