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一齣電視劇《天與地》，帶給城市人有關「The City is Dying」的反思。這個Dying，自然不是指 GDP的 Dying意味，而是指「人心」的冷漠無情，歧視別的生命，冷待自己的生命。
這些日子，在香港的動物世界裏，風聲鶴唳，血漬斑斑。從順天村的阿 Miu被數名青少年像皮球一樣踢，內臟創裂致死，到觀塘碼頭近乎一整個貓家族屍橫岸邊，再到元朗和梅窩的毒死狗事件，還有小貓被困籠子日晒雨淋缺糧缺水而死……而更可悲的是，這些兇徒既沒有特別的犯案紀錄，又不是警方檔案中的「危險人物」，依情況來看，犯案的更不像同一個殺手。這可悲所揭示的是：犯案的普遍性。兇徒，就在你我身邊！
兇徒為何難以辨認？有人說：這是風氣，全世界的人都變得愈來愈冷漠了。不，這不僅僅是「社會的錯」，它同時是獨裁官僚的問題！
連環虐殺案後，香港被諷稱「虐殺之都」，連續兩個禮拜，都有保護動物團體站出來，要求特區政府成立一支直屬於警隊的「動物警察」，然而，警務署長曾偉雄卻辯稱，香港警力不足，沒有條件成立動物警察。一臉獨裁官僚，浮現不遮掩。
獨裁，是控訴香港警察一意孤行，目中無人，也帶歧視。大家應該清晰記得，元旦當夜，長毛（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孤身被數百警力圍困，後來以「非法集會」之名拘捕，被諷稱「一個人的集會」。既然能調動數百警力圍捕長毛，為什麼不能成立一支只需數十人的「動物警察」隊呢？說起來也不複雜，不就是對動物生命的不尊重，並同時憂政權朝不保夕。獨裁者，當然是時刻戰兢發抖的。
獨裁者漠視民意，道德保守。大概兩年前，台灣中研院院士錢永祥和梁文道出席了中文大學一場講座，名為「動物倫理，道德進步」。人類的道德觀，如果不思進步，那麼，我們的文明，也就淪為「偽文明」。正如數十年前，香港吃狗肉貓肉並不違法，但到了 50年代，禁止宰屠及吃用狗貓法例出台。當然，法例背景與當時瘋狗症虐肆，殖民政府關注衛生問題有關。然而，走到今天，相信大多數香港人都不會視狗肉煲貓肉火鍋為理所當然。正如當有人質疑，「為什麼以前可以吃狗肉，今天不能？」我們便可以反駁：「你嫲嫲的媽媽都要包小腳，為什麼現在你們不包呢？」因為人們發現，這是對女性不人道的封建思想。道德觀，當然是應該要進步的，就像我們已經走進其中一段文明年代，這段年代不能再容忍動物被虐待被歧視了。
在人類的文明歷程中，我們不斷地在敲責歧視，爭取平權，但成功了嗎？ 19世紀，美洲大陸人民為種族而戰，到了 20世紀，儘管黑人在部分地區大致獲得公民權，即言論集會投票權等，但部分地區的少數族裔，依然生活在歧視當中；女權運動，也在 20世紀四處綻放，但要真正落實「男女平等」，還遠呢！最近在印度發生的輪姦案已是血證。還都不必談富人對窮人的歧視，年輕人對老年人的歧視。當然，誰想得到，在香港連爭取「同志平權」立法進行公眾諮詢，都被保守的政界及宗教界人士拒諸門外，為什麼？
十多年前，道德哲學家 PeterSinger在《動物解放》中提出「物種歧視」的說法，他的前提是，兩個世紀以來，打破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的運動，都已見成績，但最困難的是打破「物種歧視」，即人類對「非人類動物（他認為人類也是一種動物）」的歧視。這種歧視，依然深邃。
Peter Singer講對了一半，沒錯，動物不懂人類語言，所以牠們的權益抗爭，尤其困難。儘管牠們在受虐及被殺前，表情已經告訴一切。然而，即便種族、性別平權運動中的受害者能高聲吶喊，但又有多少人真正聽到這些聲音？
我們距離真正的種族和性別平等的目標，依然遙遠。為什麼呢？因為在消除歧視的道路上，我們從來沒有完全成功過，即或偶爾成功，歧視還是像心魔一樣，神出鬼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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